“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常被用来形容梁启超一家人。

在梁启超“人生在世，常要思报社会之恩”的训诫之下，梁家可谓满门皆英才俊秀，其9个子女中有7人曾留学海外，却无一例外地在学有所成后回归祖国，在各自领域都取得了突出性成就。其中，梁思成、梁思永于1948年被选为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院士，梁思礼于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一门出了三院士。

1910年~1930年间，梁启超先后把思成、思永、思忠、思庄送往国外学习，期间梁启超大多依靠家书与他们保持交流。他一生所写的家书共有400余封，累计超过百万字。而所谓的梁氏家训，也是后人在家书中摘录出的精华。

梁启超对于子女的教育，是全方位的，不仅在求学，在为人处世，甚至理财、时政等各个方面，信中梁启超毫不掩饰自己的爱。1927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感情的人，对于你们的爱，十二分热烈。你们无论功课若何忙迫，最少隔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

梁启超对于子女的教育十分开明，不在乎考试分数，他对梁思庄说：“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筑得越厚越好。”他鼓励子女按照兴趣学习，倡导与孩子做朋友，甚至不介意大声表达对于儿女的爱意。这些教育方式在当时看来，十分超前，似乎有些“西洋做派”。

但实际上，梁启超对于儿女们的教诲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爱国。他曾经说过：“爱国如家，人必有爱国心，然后可以用大事。”梁思礼曾说：父亲总是谆谆教导我们，把个人的努力和对社会的贡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报效祖国。

梁思礼是梁启超最小的儿子。一双大眼，宽阔前额，一张典型的“梁家嘴”，举手投足间处处是父亲的影子。“老白鼻”（Baby的谐音）是梁启超对他的爱称。1949年夏天，留美的梁思礼拿到了自动控制专业博士学位后拒绝了美国著名无线电公司RAC向他抛出的橄榄枝，直接踏上了归国的邮轮。为此，梁思礼甚至不得不和自己大学期间最要好的同学林桦分道扬镳。

上世纪八十年代，波音宇航公司第一科学家（相当于国内的总工程师）、年薪三十万美元⋯⋯这些诱惑都足够说服一个年轻人留在已经“如日中天”的美国。但梁思礼当时想得很简单，“林桦那时的收入可能是我的一百倍都不止，但他做的导弹将来是瞄准我们的，而我们做的导弹是用来保卫我们自己祖国的。”梁思礼回忆说。

让大洋彼岸好友意想不到的是，一无资料，二无设备，从没有见过导弹和火箭的梁思礼和他的战友们就这样开始了中国第一代航天人艰难的跋涉。“1962年，我们自行设计了一枚中近程导弹，发射之前我就和我的爱人说，如果生了男孩子就叫做梁凯，如果是女孩子就叫梁旋。我准备凯旋。”

但那枚导弹发射失败了。“它一起来就摇摇晃晃的，跟喝醉酒一样，最后掉到发射台前面300多米的地方，炸了一个十几米的大坑。”尽管如此，梁思礼仍为自己的女儿起名梁旋。“我们再接再厉，一定要凯旋。”梁思礼这话可不是说说而已。1964年6月29日，经过一年多的改进和重新研制后，东风2号终于发射成功。1966年，我国第一次导弹核试验成功。

“以爱国之心用大事”的精神不仅在梁思礼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事实上，梁启超海外留学的七个子女无一例外地舍弃了国外优厚的生活待遇和工作条件而选择“爱国救国”。这样的家训如同“胎记”一般与梁氏子女不分不离。

回忆起自己年轻时的种种过往，梁思礼眯起了眼睛：“我回国后和第一代航天战士一起，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创建起完整坚实的中国航天事业，使中国挤入世界航天强国之列。能为此奉献一生，我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光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应该教育下一代，还要继续这样做，我们国家真正要强盛需要这种精神。”

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奋，志气强立。两年来所境较安适，而不知不识之间德业已日退，在我犹然，况于汝辈，今复还我忧患生涯，而心境之愉快视前此乃不啻天壤，此亦天之所以玉成汝辈也。

                                           —1916年1月2日致思顺书

人生之旅历途甚长，所争决不在一年半月，万不可因此着急失望，招精神之萎葸。

                                          —1923年7月26日致思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