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在漫长的农耕历史中形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农耕文明。“正是由于这种特色，使得家训在中国血缘宗法式社会里以儒家文化为基本内核形成了伦理型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蒙曼说，纵观中国历史有名的家训，大都是产生和存在于具有较高地位或较强经济基础的家族中，几乎很少有哪个普通百姓的家庭有成文的家训。之所以有这样的现象，是因为一个家庭中如果需要家训，那么首先这个家庭就该有深厚的家庭文化依托。由于条件限制，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他们以日常的生产劳动作为生存和生活的主要内容，并且相比于有地位的家庭，家庭教育的内容也相对欠缺。因此，家训首倡是在贵族上层社会。

宋朝时期，家训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开始进入普及化阶段，贵族社会逐渐被官僚社会取代，在官僚社会的人员选拔上，很多平民经过科举考试实现了阶级的跨越，因此礼教开始民间化，平民开始建族田、立族产，并建立新的宗族，而其中最核心的变化便体现在家风家训上。在这方面的突出例子有范仲淹制定的范氏祖训《义庄规矩》、司马光写给儿子的《训俭示康》等。“到了明清以家庭道德为主的启蒙教材《朱子治家格言》问世，并被历代士大夫尊为‘治家之经’，一度成为清至民国年间儿童启蒙的必读书目。”

蒙曼告诉《家族企业》杂志，无论古代还是现当代，无论上层达官贵人抑或下层平民百姓，中国人对家庭的热情及依赖程度都要远超其他国家，这种以家庭为核心的传统使得人们对家庭成员的教育及对整个家族的延续发展的重视程度也远超其他国家。

“不同于其他国家对法条的热衷或是对宗教的推崇，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注重自我修养的民族，从上层贵族的‘诗礼传家’到平民百姓的‘耕读传家’无不透露着整个社会的反省与自我约束，也从侧面印证了家风家训随着社会发展的脚步发生了与时俱进的变化。”蒙曼说，历史发展到如今，中国人注重修养的特质以及儒家学派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点依旧没有过时。

“从社会发展的轨迹来看，社会的延续除了需要外在的刚性法治，内在的反省修为也同样重要。家庭依然作为最重要的单位参与社会活动，依然发挥着承载家庭成员的修养、安慰、激励等各项功能。因此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与今天的价值观并不冲突。”

中国自古就有半耕半读的生活方式，许多家庭也以“耕读传家”为价值取向。“诗词歌赋可以不懂，但家风家训必定要承载。”蒙曼说，即使家中没有成形的家训文本，一些口耳相传、言传身教的优秀传统文化也应当被继承。

蒙曼以自己的祖母常说的一句话为例：“好儿不吃分家饭，好女不穿嫁妆衣”。虽然祖母不识字，却常常以此来教育子孙后代们要谨记教诲，自立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