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哈维亚通过摔跤这种形式帮助女儿们摆脱“固化”的命运轨迹，最终不至于年纪轻轻就陷入被动的婚姻，从而开始生孩子、做家务的主妇生活。这位父亲做到了—在这部电影中，也在影片的原型中。

普通人通过努力改变自身境遇，走上“人生巅峰”的例子是影视剧中常见的桥段。这里涉及到一个概念，即社会流动性。在一个社会阶层流动性高的社会中，英雄可以不问出身，“屌丝”也可以逆袭。

与主流价值所弘扬的“天道酬勤”不同，加州戴维斯分校教授Gregory Clark为大众揭示了一个看似更加“残酷”的现实。在《二代照常崛起》（The Son Also Rises）一书中，通过考察20多个不同家族社会经济状况的历史变迁，Clark教授得出结论：所谓社会阶层流动性几乎不存在。

不同于传统的隔代跟踪研究法，Clark教授采用姓氏资料研究社会阶层流动性。以中国为例，近85%的汉人只使用约100个姓。因此，Clark教授从《明清进士题名录》中找出了13个“贵族姓”，分别是诸、竺、茅、濮、裘、巢、恽、端木、钮、忻、萨、笪、宓。这些姓氏的人比王、李、张这“三大姓”获得进士的比例高至少四倍。同时因为这13个姓集中在江南一带，所以除了“三大姓”外，作者还选择了“江南三大姓”顾、沈、钱作为另一组对照。为了分析不同时代不同群体中这些姓氏的分布，作者选择了1912~1949年间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2012年中国Top 10大学的教授、2006年资产超过150万美元的公司董事长、2010年中央政府官员这四个“精英”群体。

在这四个群体中，Clark教授发现13个“贵族姓”的相对比例都远远高于“三大姓”。如果拿“江南三大姓”做对照，相对比例依然偏高。这说明尽管中国在二十世纪经历了多次革命和战争，明清时代的“贵族”群体，到了二十一世纪还是社会精英。

Clark教授把这种人类社会的高粘滞现象称之为“社会执着度（social persistence）”，计算出代际传承率（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父辈之间的相关性）为0.75左右，并认为是一个与文化、制度安排等等无关的“普世常数（universal constant）”。如此，孙辈和祖父辈的相关性是它的平方，即56.25%，第四代受祖辈的影响则为42.19%（0.75的立方）⋯⋯直到第十代，祖上持续的影响仍有可观的7.5%。因此，一个家族地位的提升或衰落不是3~4代人的事情，一般需要10~15代。

另外，代际系数为0.75这个概念另一方面也在强调，基因的影响力比后天培育要重要。他在书中举例，被收养的孩子受教育程度和收入都和养父母相关性较小，这说明父母很难通过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环境改变孩子们与生俱来的东西。Clark认为基因的影响力应该比后天培育大三倍，50%到70%的社会地位差异在受孕的一刻已经注定。这一断言确实让人心生忧虑，如果事实果真如此，这是否意味着富有的人永远富有而普通家庭的孩子最好听天由命？

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家庭背景只是预估谁最有努力的动力和成功的潜能。“上流社会人士之所以能成为社会精英，是因为他们有更优秀的社会竞争力，虽然个体有天生能力的差异，但这并不等于说社会阶层流动性就不存在了，或是不需要个人的后天努力了，或是社会平等没必要了。”Clark教授解释说。

当然社会阶层流动并不是单向的，它既有上升，也有下降，任何社会现象都会逐渐回归平均值。除此之外，随机性，包括大环境的变化也是需要被考虑在内的。而0.75的真正含义是人的阶层很难大幅变化。比如，巴菲特的儿子虽然无法富可敌国，但还是小富即安，他的孙子可能衣食无忧，重孙子可能生活小康等。不过，这种缓慢的台阶会因为随机性的存在而加剧或逆向。如巴菲特的孙子可能因为染上了恶习而一夜间成为普通工薪阶层，但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他智商奇高无比，成为了大发明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