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重臣曾国藩有五个女儿，其中四个女儿的婚姻都由曾国藩一手做主。虽然她们出身名门、贵为千金，曾国藩官至两江总督，又讲究门当户对，但是，这四个女儿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晚年时，曾国藩才醒悟，是自己一手造成了女儿们的悲剧，并认为“联姻不必富室名门，择子莫择父”。到了小女儿谈婚论嫁时，他终于不再执意于门当户对。

 

四次失败择婿

长女纪静：被定“娃娃亲”，嫁给花花公子

曾纪静，出生于1841年，曾国藩的大女儿。由于家教良好，曾纪静从小就养成了勤俭的习惯。家中虽然雇有女仆，但在曾国藩的教育下，作为长女的纪静除了照看弟弟妹妹，还必须洗衣织线做女红。

曾国藩在京城与同乡翰林院编修太史袁漱六关系亲近，曾主动向其提亲，要将长女曾纪静许配给袁漱六的长子袁榆生。在纪静六岁的时候，曾国藩就给她订下了这门“娃娃亲”。

袁漱六，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官至松江知府。其一生工书善文，酷好收藏书籍，是晚清时期著名的藏书家。晚清著名学者李盛铎称袁氏藏书之盛为“二百年所未有”，可见其藏书量之大。根据记载，曾国藩对这门亲事的考虑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袁榆生之父袁漱六“尚有品学”，他认为有其父必有其子；二是看到袁榆生自幼聪明伶俐，“与之联姻，谅无不可”。为表慎重，曾国藩既征求了父母的意见，还请好友郭嵩焘在中间做媒。

然而，曾国藩不曾料想，这个准女婿长大后品性大改，全然不似其父。袁榆生有饮酒和赌博的嗜好。有人请他喝酒赌钱，欠下债后，就以书作抵。袁榆生发现了自家书的价值，在第二年，干脆就请来一条船，载了好几百箱书，运往武汉竞售。

咸丰十一年（1861年）冬，曾国藩托他的大弟曾国潢主持了曾纪静与袁榆生的婚礼。起初，两人感情还不错，曾国藩将这个女婿也视为亲生儿子，学业和生活上都照顾周到。然而，袁婿依然无心学业，整日游荡，甚至花天酒地。不得已，曾国藩只好将其调至身边严加约束，不过，袁婿不仅没有什么改变，对女儿纪静也不好。纪静自叹命苦，日久忧郁成疾。

同治五年（1866年）四月，对袁婿倍感厌恶乃至憎恨的曾国藩宣布不认这个女婿。然而，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仍然要求纪静住到袁家去，“尽妇道”，“侍姑尽孝”。在此之前，曾国藩就曾写信给长子曾纪泽——曾纪静的哥哥，指出：“吾家读书居官，世守礼仪，尔当告诫大妹三妹忍耐顺受。”最终，肝郁气痛不食的纪静于同治九年（1870年）先其父而逝，走完了她短短29年的人生路，而且未曾生育。

次女纪耀：被许配给好友之子，劳累早逝

曾纪耀，曾国藩的二女儿，出生于1843年，比姐姐曾纪静小两岁，自幼知诗书，会女红，精通外语。在曾纪静出嫁后的第二年，曾纪耀嫁给了曾国藩的养子陈松生。

陈松生的父亲陈岱云与曾国藩是同榜进士，而且还是老乡关系，所以他又成为曾国藩进士同年中交情最深者。陈岱云出身寒苦，十多岁时父亲就因病离世，母亲含辛茹苦供他读书。陈岱云学习异常用功，因此在科举途上也一帆风顺。不过，中了进士之后，陈家的条件并没有多大改善。对这位苦命的好友，曾国藩格外看重。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陈岱云之母刘氏就托郭嵩焘转达曾国藩欲联姻之意。曾国藩随即向父母禀报并征求意见：“次女对陈家，不知堂上之意如何？”后陈母刘氏去世，到第二年秋天，曾国藩主动致信陈岱云，表示等到服丧期满，再行纳采。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曾陈两家的姻亲关系正式确定。

咸丰四年（1854年），在太平军的攻势下，时任池州知府的陈岱云奉命协助湘军大将江忠源防守庐州。然而，江忠源陷入了太平军的包围，庐州城破，江忠源投水自尽。前往救援的陈岱云也全军覆没，见大局无法挽回，最后自杀。陈岱云死后，曾国藩对陈岱云的儿子陈松生视如己出。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藩又托其弟曾国潢主持婚礼——曾纪耀嫁给了陈松生。陈家的经济状况，注定了纪耀的生活会很艰难。虽然陈岱云也做了几年外官，但其欠债颇多，再加上陈松生之兄陈杏生夫人卧病多年，杏生又在福建久不回家，音讯全无，其嫂的医药费、丧葬费都是靠陈松生举债偿还，“负累不堪”。

在这种情况下，曾纪耀仍然牢记父亲的教诲，想方设法经营家庭，“委曲顺从，卒无怨色”。丈夫因为得了咯血病，性情变得很急躁，曾纪耀“扶持调护，真能视于无形听于无声”；对其久病的嫂子，曾纪耀也尽心照护，毫无怨言。

虽然陈松生是曾国藩女婿中比较有出息的一个，但婚后为忙生计，陈松生被迫外出从军。直到1878年冬，曾国藩长子曾纪泽奉命出使英法专使，奏调陈松生为驻英二等参赞，此时的曾纪耀已出任英、法大使，因此二人才得以同行。

1880年，曾纪泽兼任驻俄大臣，陈松生全面负责驻英事务。次年冬，曾纪耀病逝于法国巴黎—不到38岁。这位苦命的曾家二小姐未曾留下一男半女，名下的两个幼子都是深得两个嫂子信任而继养的。

三女纪琛：也被许配给好友之子，婚后依然不幸

曾纪琛，曾国藩的三女儿，生于1844年，比二姐曾纪耀小一岁。和前两位姐姐一样，她从小也深受曾国藩严格的家教。在曾纪耀出嫁的同一年，曾纪琛嫁给了湘军大将罗泽南的二公子罗兆升。

罗泽南是晚清湘军将领，应曾国藩之邀，率湘军赴长沙，协助曾国藩编练湘军。两人也是至交。罗泽南先后率湘军转战于湖南、湖北、江西，破敌无数。咸丰六年（1856年）3月，与太平军的作战中，罗泽南亲自督战，被飞炮击中后，在军中逝世。咸丰帝下诏依照巡抚的规格给予议恤，其儿子罗兆作、罗兆升都赠与举人，赏赐世代承袭骑都尉之职⋯⋯

同年曾国藩写信给父母，提到将三女儿许配罗泽南的次子。罗兆升虽被恩赐举人，但曾国藩觉得有了功名，尚需好好调教方能成大器。曾国藩认为，只有将其收为女婿，方能名正言顺地替好友以尽父辈之责，成全罗家的后代。同治元年（1862年），曾纪琛与罗兆升在湘乡老家正式举行了婚礼。

但是这位公子哥呢，“性情乖戾”，“凡事稍不如意，或身体稍有不适，辄怒，旁人莫有能劝之者。”婚后，曾国藩将其调到自己身边，请老师督其读书，并写了一个“忍”字条幅，对他寄予厚望。罗婿读书倒也认真有恒，待人接物也有所变化，但是，终因自小受母亲娇养，学问基础不牢，他在科举上始终没有大的作为。

1888年，罗兆升因病去世，44岁的曾纪琛开始守寡。对于纪琛，曾国藩反复教导其谨守妇道礼仪，曲意侍奉婆母，不得怨悔。之所以说是“曲意”，是因为纪琛遇到的这个婆婆性情凶悍，为人刻薄。1912年，在长孙罗延庆出生之时，曾纪琛在伤感与兴奋中告别了人世。

四女纪纯：还被许给好友之子，结婚三年守寡

曾纪纯，曾国藩的四女儿，生于1846年，比三姐曾纪琛小两岁。纪纯的婚姻生活还算美满，但却好景不长。

曾国藩一生朋友遍天下，但真正被他视为挚友且终生相得的却没有几个，郭嵩焘是其中一个。曾纪纯就是嫁给了郭嵩焘的长子郭依永。郭嵩焘是唐朝大将、汾阳王郭子仪的后裔，湘军创建者之一，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郭嵩焘的长子郭依永，少年聪慧，学问、书法、绘画俱精，还长于诗。曾国藩对这位女婿的诗歌颇为欣赏。两位老友做主，于咸丰八年（1858年）正式定下这门亲事，后因郭嵩焘被参劾而推迟至1866年完婚。

然而，才华横溢的郭依永，自小体质薄弱，21岁时就抛下了曾家四小姐英年早逝。结婚刚三年的曾纪纯就开始守寡，而且还得抚养两个幼子，据说还受尽婆婆的虐待。终究，在35岁时，曾纪纯病逝。

 

自省择婿失察

曾国藩一手包办了前四个女儿的婚姻，但到头来，没有一桩是自己满意的。曾国藩将择婿失察的原因归结于两方面，其一，讲究门当户对，选的是其父，而非女婿本人—袁漱六之子袁榆生、陈岱云之子陈松生、罗泽南之子罗兆升、郭嵩焘之子郭依永；此外，选的不是适婚年龄的青年，而是小孩。

不过，在中国政商关系史研究者雪珥看来，婚姻是传承的重要工具，这不仅基于先天的“脐带”—传宗接代的生物意义，更在于其能缔造后天的“裙带”—构建共同利益的姻亲网络。慈禧太后以“脐带-裙带”为纽带，结成了一个牢固的利益共同体，虽谈不上肝胆相照，但绝对是荣辱与共。“在慈禧以下，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亦莫不悉心经营，以‘脐带’带动‘裙带’，终于成就名门望族。”

曾国藩一生阅人无数，又以识人见长，并著有识人之书《冰鉴》，但却失察于择婿，所以常自责和反省。最终，曾国藩醒悟：父亲好，并不能保证儿子一定就好；小时候聪明可爱，长大后并不一定成器。鉴于教训与反省，等到为幺女曾纪芬择婿时，曾国藩十分审慎。

幺女纪芬：择婿新标准

曾纪芬，曾国藩的幺女（小女儿），生于1852年，比四姐曾纪纯小六岁。在曾国藩的五个女儿中，纪芬的才华最出众。虽是最小的女儿，但曾国藩对她从未给予特别的宠爱，从小就培养她艰苦朴素的品性。

同治十年（1871年），曾纪芬将满20岁。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虽政务繁忙，但仍将为小女儿选婿之事提上了日程。他考虑再三，欲将小女曾纪芬许配给老友聂亦峰的儿子，即当时正在江南机器制造局当委员的聂仲芳。不过，这次看的还真不是其父亲。论门第，聂家老太爷不过是个知县。

曾国藩的夫人欧阳氏坚持要与女儿亲自考察这位女婿人选。某天，曾国藩请聂仲芳来家里做客闲聊，而欧阳氏带着女儿在屏风后面聆听，她们通过屏风的缝隙将聂仲芳细细打量了一番。不论是外表还是谈吐，欧阳氏和女儿曾纪芬都对聂仲芳很满意。留其吃晚饭时，聂仲芳知道曾国藩是不大喜欢多喝酒的文人，遂滴酒未沾，放开胆子吃了三大碗饭。屏风后的欧阳氏看了，认为这个青年人不喝酒、能吃饭，是为人正派、身体健康的表现。

吃完饭，喝过茶后，聂仲芳起身告辞。曾国藩家人捧出十匹各种颜色、花纹的洋布。曾国藩指着洋布说：“纪泽的娘（欧阳夫人）过去与你母亲熟，又见过你的两个姐姐，她要给她们三人各送一匹衣料，不知她们喜欢什么花色和质地，你给她们各挑一匹吧！”

聂仲芳将十匹布料逐一看着、摸着，最先挑出一匹黑色的毛织呢布料，他说：“我母亲素来不喜欢穿红戴绿，平时家居爱做男子装。这匹黑呢布料给她做衣服好。”紧接着又挑了一匹米色小花格子的绒洋布，然后说：“我大姐三十岁了，生了两个孩子，她爱美，又颇稳重，这匹小花格子布给她最好。”最后挑了一匹黄底绿叶、粉红桃花、亮闪闪的缎子，他说道：“二姐明年出嫁，她又爱俏，这匹缎子给她做嫁妆最合适。”

曾国藩把聂仲芳选布匹的情形告诉夫人，欧阳氏彻底放心了。她心想，这男孩心细，对女人关心，今后一定会对妻子体贴照顾，这样的女婿打着灯笼也难找啊！

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聂仲芳准备到南京迎娶曾纪芬，当船抵达上海时，听到了曾国藩逝世的噩耗。聂仲芳到南京迎亲变为吊奠。办完曾国藩的葬礼后返回广东，没想到返回的第三天，父亲聂亦峰也病逝了，于是举家迁回了湖南。聂仲芳与曾纪芬按制守孝三年，他们的婚事一直拖到光绪元年（1875年）九月才在长沙举行。是时，曾纪芬已经24岁，在当时已是晚婚。

聂仲芳是一个有才能的人，再加上受曾国藩的影响，追随过曾国荃、左宗棠等人，他一直埋头苦干，勇于任事。经过多方保荐，先从江苏省的一个小官做起，陆续做过浙江按察使、江苏布政使、护理江苏巡抚、安徽巡抚、浙江巡抚等职。由于江浙一带比较富裕，便有人在朝中告状，说聂仲芳贪污受贿。曾纪芬立即用父亲谨慎为人之道劝说丈夫，于是，聂仲芳辞掉官回了乡。

聂仲芳在仕途上一帆风顺，还注重实业，与曾纪芬的婚姻家庭也很幸福美满。1904年，聂仲芳指派自家账房先生和三子聂云台出面组建复泰公司，承包华盛纺织总局，聂云台出任总经理。1909年，聂云台以31.7万两白银买下华盛其余股份，更名为“恒丰纺织新局”。聂云台没有进入政界，凭借经营之才，成为上海炙手可热的大财团。曾纪芬也因夫而荣因夫而贵，由侯门千金小姐，变为巡抚夫人，又成为工商巨擘的太夫人，起居八座，子孙绵继。

进入民国以后，聂家移居上海，在威赛路（现称霍山路）筑园建屋。那时聂仲芳已经去世，曾纪芬也已六十岁，自号“崇德老人”。她把曾国藩的那套修身养性功夫发挥得淋漓尽致。起居定时，三餐以素食为主，不饱不饿；饭后走千步，每天睡前用温水洗脚，即使是数九寒冬，也把双脚露出被外，不大喜大悲，一直到91岁将死之时还耳聪目明，神智清楚。

晚年的曾纪芬一直居住在上海，常年乐善好施，将丈夫的遗产和历年储积的家产提出一成作为慈善经费，并且每年都会拿出一定收入作为公益捐款。

曾纪芬是曾家五个女儿中最长寿的一个。去世时，她已有25个孙子和3个曾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