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一次，一个家族企业的年轻继承人向我抱怨说自己的父亲把他当成家族利益工具。我问他为什么？这个年轻人忧郁而愤怒地说他喜欢的女孩子不符合父亲的标准，父亲为他选择了一个所谓“门当户对”的女人要他娶。我问他最后怎么决定的？他说他想过离开这个家，想过与自己爱的女孩儿私奔，甚至想过断绝父子关系，但最后，他还是与自己的女朋友分手了。他说最郁闷的是，当女朋友完全了解这个情况后，就算他愿意，女朋友也不愿意再嫁他了。

我至今还记得这个年轻有为的青年后生那一刻怨毒的眼光。“他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爱！”

我继续问他：“那你会接受父亲的安排吗？”

他眉头紧锁，用力地抿着嘴，好像要把嘴唇咬破一样：“我不知道，我现在不想再与他纠结这个问题，我现在只想把我负责的公司做强做大，做到他无法控制⋯⋯”

不久以后，我有机会与这位父亲企业家见面聊到这个话题。原本威风凛凛的一位成功男人，此时却显得有些落寞。“他认为我不理解他，他认为我不爱他，他认为我是天下最坏的父亲。可是，我这些不都是为了他吗？”

因为工作与学术缘故，我经常以企业顾问、企业家教练、企业人心理辅导师的身份接触到许多国内的家族企业的“皇阿玛”与“皇太子”或“皇格格”。也有机会通过这些新老领袖们的述说了解到家族企业中一些相对比较私密的话题，其中之一就是关于家族年经继承人的婚姻与家族事业的传承。

通常人们眼中的企业家们，不论是老一辈，还是少一辈，展现在公众面前的总是其最果断坚决与舍我其谁的王者之风，这是社会品牌光环效应使然。然而，当私下里谈到关于家族年轻继承人的婚姻大事与企业传承的时候，至少有80%以上的家族会因此产生诸多摩擦。事实上，就我的观察与统计，家族企业的隔代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远远超过在企业经营管理上的那些看上去十分重要的战略决策与业务选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接班人的婚姻大事与家族传承在中国大量家族企业中是以一种很奇怪的畸形状态存在。

为什么会这样？到底是什么造就了这种两代人都郁闷与失落的结局？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得好好的一件事染上了一种浓重的“悲剧色彩”？

创新与传统的碰撞诚然会使许多矛盾冲突显现，但也正是得益于这样的变革过程，会有新一代的继承者们，突破企业传承的传统僵局。事实上，家族成员在家庭主要后代的婚姻所呈现的“畸形状态”正是当下中国社会在传统与现代、传递与传承之间痛苦徘徊与选择冲突中一个具体的博弈体现。

 

中国人的爱情：族群意识与伦理精神下的蛋

中国有句古话：“有情人终成眷属。”《诗经》中也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这样煽情的句子。熟悉中国文化与文学的人都知道，中国古代的诗词歌赋之所以美到让人百转千回，其本质在于这些文字反映的不是现实而是中国人心中的理想。那现实是什么呢？门当户对，媒妁之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些均体现为一种层级森严的族群伦理制度与心理模式。

家庭是中国文化与社会中最重要的“礼”的联结点。

男女之间要以礼相待，相敬如宾。所谓爱情也是在“礼”的基础之上为维护族群的繁衍与传承的代名词。所以男人要追求“功成名就，封妻荫子”，女人则需要“相夫教子，三从四德”，做一个好的贤内助。

尽管当代社会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但是从本质上来说，这种男人与女人的社会属性与文化心理并没有随着时间与科技的发展而有着本质的变化。事实上，在中国，越是实力强大的家族，这种回归传统“礼”制的趋势越为明显。造就了当代许多中国家族企业内部实质上的“复古心理”潜意识。

以礼乐制度所代表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伦理，是中华文明一种最高形式的家族架构与国家政治构架背后的本质根源。因此，重视“礼乐制度”的目的不是为了“礼乐”，而是为了保持五千年来华夏民族的血亲关系与血亲伦理。因此，当代家族企业中的第一心理就是血亲与族群伦理，这构成了家族企业在继承人爱情与婚姻定位中的核心地位：爱虽很美，家族传承更重要。

 

究竟什么是“爱”什么是“家”

通常来说，爱情是男女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爱情表现为一种纯粹的心理认同与强烈的个人情感。但在中国人的世界里，爱情的感受变得有点复杂了。确切的说，爱情被附加上了太多的限定性条件。

第一个限定性条件来自于伦理关系。

先来看汉字构成里的几个字。站立着的女人用来表示“爱”，而用一只手保护一个跪坐下来的女人则称为“妻”。这隐含着中国古人对男与女的关系的认定：一个独立的女人能够为一个男人而跪坐（跪坐不是跪，是古代中国人平时最通常的所有人的坐姿，与现在两个人坐在椅子上的姿势一样普遍），成为“妻”，则意味着男人要能够保护住这个女人，这样才能让她心甘情愿地与他“相敬如宾”，组建家庭，安心地相夫教子。这就是古人所理解的“爱”—不强调更多的男女之间风化雪月的情感因素，而是强调男女之间正当交往的伦理因素。

而“安”字的汉字更进一步证明了男人与女人的这种关系。一个女人跪坐在房子里，就是“安”字。表示男人保护妻子要靠实力，不仅为女人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遮风挡雨，而且要从心里愿意这样，这才是爱，而不是花言巧言。花言巧语的人只能是被孔子定义为那种“巧言令色，鲜以仁”的耍嘴皮不做实事的“不仁之人”，这是小人，不是君子。

有意思的是，当我们用这种方式来观察当代中国家族企业传承中的婚姻大事时，我们发现其表面上虽然集中体现为爱情为权力与利益做出牺牲，但本质上却体现着中华民族从造字时代起的一种社会心理的文化心理倾向。这种文化心理倾向就是男性为主导的“仁”所代表的伦理与责任。

第二个限定性条件来自于男性群体的特质。

古代造字时，“仁”，是一个男人在前，两根木杆在后（注意，这里面抬木杆的是男人，而不是女人）。理论上来讲，两根木杆后应该还有另一个人抬着，这样两根木杆才能稳定。但汉字造字时没有把后面那个人加上，这有着十分深刻的含义，这表示“仁”是一个独立的人的人格构成的基本要求，不管有没有别人，谁来抬木杆的另一端，作为一个“仁”者都是要独立承担起这个抬的责任的，也就是处处为别人着想，自己以身作则做好自己份内的事情，同时站在他人的角度来帮助别人，为别人提供更多的便利，而且是发自于内心道德与行为指向的，做了好事也不留名（藏起来的那个人）。

总结来说，中国男人的特质核心是两个字“文”与“武”。“文”代表了家族伦理，“武”则代表了社会责任。

对于一般家庭来说，中国男人的“文与武”显得还比较隐藏，因为不占有太多的社会资源，自然也提不到更高要求的“文治武功”。但对于家族企业来说，情况则有所不同。家族企业经营日久，形成了强大的资源控制与占有，也影响着更多的人。这个组织的领导者与其说是属于自己，倒不如说是属于别人。因此，他的爱情，他的生活，他的家庭又不仅仅是只属于他自己的自由，包括他的个性与行事方式，都带有明显的外部强制性与被塑造性。

我曾经对一位企业家父子开玩笑地说：别折腾了，这就是你们的命。虽是玩笑，但也是一种有点苦涩的文化忠告。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关系里，他们才能得到最大化的文化心理满足。

 

曾子的经验：是传承而不是传递

传承是家族企业关注的核心问题，企业家们所需要反思的则是这个“传承”在现实中被执行为“传递”与“传承”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含义。

《论语》里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句话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曾参说的，也就是写了《大学》的那个曾子。

曾子是孔子学生中对于“孝”道研究最专业的学生，水平也最高，并且还专门写了《孝经》，所以从学术思想的传承上来说，这种“所业既专，而习之又久，师资之法无绝，先王之道不湮”的传承是孔子思想完整性与准确性的保证，表现了曾子在学习孔子思想的同时，也经历了自己对这种思想的磨练与实践。这种经过自己磨练与实践后得到不断检验的专注与专业，是后人不致于道听途说或人云亦云而得不到正确知识的保证。如果错误地理解了老师的理论，不经过实践，又错误地指导给学生，那这种行为本身的祸害，比不忠不信更厉害，也是最大的不孝了。

在家族企业传承问题上，老一代人对于下一代人也有着类似于孔子与曾子的这种传承的心理要求。“爹娘辛辛苦苦打个天下，留给你小子，可不能给败了。不仅不能败，还得发挥光大。”这可能是所有家族企业家的心声。

问题是，这里的“传”是“传递”还是“传承”。财富可以传递，家族精神可以传递吗？事业可以传递，事业心可以传递吗？工作可以传递，责任可以传递吗？制度可以传递，爱情与婚姻模式可以传递吗？

当然不能，也不可能。传递是物质化的，传承却是一种精神。许多中国的家族企业的所谓传承，不过是一种家族产业的物质化传递而已，还远没有达到真正的传承的境界。所以很多老一代创业者会担心家族的事业是否被败坏了。

事实上，放眼世界上那些传承百年千年的老家族，精神传承是第一位的，以日本为例。日本的家族企业传承百年以上的企业在世界范围内都是远远领先其它民族与国家的。在秋山利辉所著的《匠人精神》里提到的“工匠精神”，是日本传承企业之所以数量如此众多，家族结构如此稳定的核心。传下来的首先是一种精神，其次才是一份事业。精神不变，事业可以随时代而变化。

曾子从孔子那学习到的忠信的道理属于“传承”，向自己的弟子教学忠信的道理属于“传播”。上传下播，知识与真理才能得以一代一代地继承下去。

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来说，最精深的思想都来自于创始人，但在向后传承的过程中，多数是一代不如一代，误读越来越多。但从历史上来看，唯有曾子传孔子心法这一门长盛不衰，在曾子之后到近代不间断地又出了子思、孟子、董仲舒、朱熹、二程、王阳明、王夫之、曾国藩等儒学大师，就是因为曾子所研习的这种“传不习乎”的宗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传”配之以“习”，就是修炼与实践，是对于“忠”与“孝”正确的认识观念。曾子对当代家族企业提出的原则是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的。

企业经营中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反省与反思，但反思再多事，其最根本的基础是“忠”与“信”，忠信是所有事情的基础，是代表着一种家族文化精神的载体。在当代，“忠”是忠于家族的责任，“信”是信守个体的人格，“传”是通过人格传承责任，“习”是企业家一代一代不断修炼心性。

曾子所强调的“省忠，省信”，是在去除了很多其它杂念之后提炼出来的深层至孝的要素，对于一般人来说，需要省的绝对不止是这两种，而是太多太多的习气与俗念。

爱情是美好的，没有爱情的婚姻是悲剧。但爱情也是需要条件约束的，没有条件约束的爱情最终会通往泛滥。中国家族企业在这个问题上的“郁闷”，事实上来自于以往过去追求事业，而忽略家族精神的建设的必然结果，而这里面受到伤害的，是所有的人。

是为家族利益还是为自己的爱情？在得出这个结论之前，我们是否应该多想一想企业家个体生命的意义、企业存在的意义与家族传承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