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冬天，捷成·汉来到了中国，22岁的他开始了在捷成集团北京办事处的“实习”工作。办事处位于民族饭店，而他自己住在北京饭店，为了上下班方便，他给自己买了一辆自行车，特地挑了绿色，一来因为这种颜色放在车棚里十分醒目，二来他听说中国人不太喜爱绿色，或许窃贼会因为颜色放他的车一条生路。

那时的北京还没开始集中供暖，阴凉的办公室里，捷成·汉努力保持上半身不动，看起来还是正常办公的样子，但桌下那两条使劲儿靠近炭炉取暖的腿却伸得笔直。桌上，一杯刚刚泡好的龙井熏腾出阵阵热气，细细咂一小口后，他把左手放到茶杯旁，享受冬日办公室里仅有的一丝温存。

39年后的今天，61岁的捷成·汉说自己还是很怀念当时的感觉。

1艘船，3条鱼，4代人，122年历史

1956年，捷成·汉出生于德国与丹麦间的边境小镇—奥本罗。这是一座拥有着典型田园风光的历史小镇，但在捷成·汉的记忆中，与眼前良田美景不相衬的是大人们口中时刻都在谈论的战争。“世界仍处于动荡不安之中，战争后遗症让人们更加渴望、珍惜和平。我们小时候谈论比较多的话题就是如何追求和平，拥有和平。” 在捷成·汉的印象中，家族很早就开始与大中华地区有着密切的往来。“我记得大概两岁的时候，家里有一艘刚从上海航行归来的船，船上带有三条鱼标志的锦旗随风飘荡，许多来自中国的船员都在我家住了好几个月，可能我们家族就相当于一扇窗口吧，通过这扇窗，我看到了亚洲，看到了更大的世界。”

捷成·汉的曾祖父Michael Jebsen曾经在德国做过八年议员，19世纪中叶，他开设了船运公司，作出了捷成家族前往亚洲发展业务的重要决定。而捷成洋行的诞生要从1894年新年前夜说起。

1894年，中国爆发了甲午战争，前线战事的危急似乎并没有让新年的气氛就此冷淡。黄浦江上随处可见各种样式的帆船、新颖的汽船和忙碌的舢板，它们全都载满了即将运往欧美的琳琅商品。外滩旁，Jacob Jebsen、Heinrich Jessen这对表兄弟，正坐在温暖的德国俱乐部里规划着他们的“海洋未来”。1895年3月1日，Jacob Jebsen与Heinrich Jessen共同建立的合伙企业在香港正式注册。公司资本金来自Jacob父亲Michael Jebsen汇来的一万德国马克以及朋友借给他们的两万马克。由此，捷成洋行正式成立，它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国际分销代理机构之一。

而其中文译名，捷成洋行，则是取其迅捷功成之意。早在19世纪之前，很多中国沿海城市就已开放，政治形势也相对稳定。来自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已在西方供不应求。但谈到贸易，西方商品在中国却没什么市场。Jacob Jebsen 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刚开始我们的业务规模很小。那个年代在中国做生意很难，因为整个城市几乎都被官府垄断。允许进口的新商品种类十分有限，其他品牌的同类商品销路也很差。幸运的是，作为父亲货运公司的代理商，我们的盈利足以弥补成本，并直到其他业务发展壮大起来，代理权接管得很顺利。”

1899年，Michael Jebsen病逝。Jacob Jebsen从香港返回欧洲的路上，途经青岛和上海，尽管父亲的离去让他悲痛不已，但事业上的成功还是给他带来了不少欣喜。“这是我人生中的重要时期。五年半之前我才到中国，当时年仅24岁，对于做生意的事情仅仅粗通皮毛。在这段时间里，我已经建立起坚实的商业基础和联络，学到了各种各样的知识，这段时光非常美好。” Jacob Jebsen当年在回忆录中写道。

的确，青岛和香港的业务都进展得十分顺利，1899年捷成洋行的年终净利润高达62401.42港元，比前一年的两倍还多。Jacob Jebsen也是家族中第一个到中国居住的人，他白手兴家，推动捷成家族从单纯的船运公司向贸易公司转型。

二战后，捷成·汉的父亲Hans Jacob Jebsen与叔叔Michael Jebsen （与捷成·汉的曾祖父同名）继续在中国从事国际贸易，不像其他洋行那样只把香港作为权宜过渡之地。第三代掌门人当时的信念是要将捷成洋行的贸易在中国扎下根，发出属于自己的枝芽。

1979年，父亲的突然离世，让23岁的捷成·汉甚至来不及感知伤痛。叔叔Michael Jebsen在电话中对他说：“我年纪也大了，没有办法管理整个家族企业，到了你履行责任的时候了……”放下电话，捷成·汉没有犹豫, 返回香港后，他正式准备接手家族企业的生意，担负起属于自己的“家族责任”。

改用电脑的“Punch girl”与卖掉所有船只的洋行

捷成·汉曾在德国Flensburg和汉堡当了两年的银行培训生，后在伦敦商业银行Gray Dawes & Co和私人银行Anthony Gibbs & Sons 实习近两年，然后去瑞士St. Gallen大学学习商业管理。当他1981年到达香港时，他对这里并不陌生，但是要融入捷成洋行的层级结构对于这个20出头的年轻人来说并非易事。

捷成·汉当时面对的，除了年纪大他两倍的公司元老、经验丰富的业界精英、资深干练的合伙人以及同事对他的指点和私语外，还要学会与当时公司实际决策者、他的叔叔Michael Jebsen和谐相处。“他是一个非凡的人，会把自己当作是船艇上的船长，而且会亲自阅读每一件来信、发票、传真和电报。”同事曾这样形容Michael。

千头万绪间，捷成·汉并没有变得慌乱。他开始留心观察周遭的一切。“人们待人处世的方法，如何在组织结构中发生互动，如何联结东方文化……”他开始逐渐清晰了自己作为一个年轻人在捷成集团应该扮演的角色和定位。“我是桥梁。”他对自己说。

随着全球企业现代化进程的速度日益加快，“桥梁”捷成·汉的机会来了。

捷成·汉发现，电脑作为许多现代化企业中必不可少的办公用品，在当时的捷成集团却少有出现。他不想放弃与时俱进的机会，但推行使用电脑的过程中，捷成·汉却被财务部门的“Punch girl（卡片穿孔员）”质疑： “如果都用电脑办公，那我们干什么？”员工们一脸愤慨和委屈。

“Punch girl”们所使用的卡片穿孔技术沿袭自18世纪末，是一种传统的检索统计方法。但这种所谓的“经典模式”显然已落后于发展日益加快的捷成集团。公司内，年轻的员工一方面不愿意尝试新技术，害怕新技术的到来使他们丢掉饭碗；而老员工对于新事物又坚持怀疑否定的态度，这些都让捷成·汉的电脑推行计划陷入两难困局。

“你们其实很聪明！可以试着学习，尝试新事物、新技术反而会让工作更加轻松有效。”捷成·汉耐心地说服这些女孩们，他一个一个的去沟通，倾听她们心中的疑虑和困惑，然后对症下药。“但这其中最主要的是让她们意识到改变的必要性，让她们认为这是自己的点子而不是出于上级的强制实施命令。”捷成·汉补充道。

除了企业内部的电脑推广外，捷成·汉还将目标转移到了公司业务类型的调整上。“航运是我们家族的传统生意。但每趟船运生意都像从事金融业一样，要精密计算才能赚钱，洋行应该从中间人的角色逐渐变为增值者。” 况且，与怡和、麦加里等英资洋行不同，捷成的丹麦背景使其很难在当时还属于英国殖民地的香港掌握电厂、金融等优势资源。

叔叔Michael Jebsen表面上虽仍坚称公司的财务状况十分正常，但同时，他心里也清楚墨守成规的商业模式有其局限性：“中国改革开放对我们看似好事，但对洋行的各项代理业务却意味着‘借来的时间’。”

1983年，捷成汉决定卖掉所有船只，将业务重点放到中国进出口生意上。“所谓不破不立不益， 这次转折性的决策让捷成汉突然明白企业管理者做决策是怎么一回事。”

75分，一个不会显得太骄傲的成绩

捷成·汉喜欢用“船”比喻和解释管理企业中涉及到的概念。在他眼中，团队工作就如同一堆人挤在一艘船上，在空间有限且相对密闭的环境中，人们为了共同的目标相互依赖，彼此信任，分工协作直至抵达彼岸。

船，同样也被捷成·汉看作是黏合家庭关系的一大“利器”。在船上、海滩边、浪花旁也常常是捷成·汉与孩子们谈心的地方。他甚至羡慕现在的孩子能和父母像朋友一样的对话。

儿子是捷成·汉的骄傲。 这位“准接班人”在自觉性的驱动下，总是能给父亲带来很多惊讶与欣慰，志愿参加精英部队就是其中一件。为了提早磨练自己，捷成·汉的其中一个儿子主动报名参军。说起这件事，捷成·汉虽然神态无奈但同时也会补充一句：“这是我们家族内第一个部队的军官。”接着，一个欣慰的笑脸随之而来。

作为父亲，捷成·汉提倡孩子们追随自己的内心做事。作为企业中的老板，他告诉自己要体恤人情，善待同事。“如同在家中要善对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一样。”2003年非典爆发，人心惶惶。这场令人焦头烂额的危机对很多公司有着致命的打击。 “当时，我们允许集团的员工在家办公， 还采取了许多危机管理举措，所以企业安然度过危机，也没有一个人逃离香港。”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整体经济下滑高达30%，很多企业熬不下去便纷纷开始裁员。此时的捷成也陷入茫然。“当时的管理层有两个选择：裁员或者减薪，之后管理层也针对此事开过一次员工大会，直接和员工恳谈，最终从管理层到一般员工都选择主动降薪。捷成也因此没有任何裁员发生。”

渡过这段特殊时期后，公司业务有所恢复，捷成·汉通过补偿给大家更多的薪水作为回报。“大家平时说的组织文化建设，核心价值观，不能只是一些口号而已，要给到大家实实在在的东西，给他们一份保障，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工作就是饭碗，有的时候保住这个碗，比里面现在有多少饭更加重要。”

“领导者，即是服务者。”捷成·汉期许未来即将接班的家族企业二代们能够明白自己在企业中的定位和功能，同时，也要保持谦逊，尊重、重视每一位员工。“一个真正成熟的领导者不应该只记得重要人物的细节，但却连自己司机有几个小孩都不清楚。”

75分，是捷成汉给自己老板、父亲这两个身份打出的分数。“我不能给自己打分打得太高。因为我刚刚才说过作为领导者要谦虚。”捷成·汉冲助理挤了挤眼睛，调皮地说道。

“活到老，学到老，我在企业当中工作，每一天我们都在应对一些新的变化，需要我们拿出极大适应能力与时俱进，所以，现在这个分数是告诉自己还要不断改进，以前没想明白的，现在逐渐清晰明朗，或许年纪越大，我的分数会越高一点。”

拥有着典型西方面孔的捷成·汉也酷爱中国的传统文化。“四海之内皆兄弟”，是捷成·汉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甚至将这句话贴在自己丹麦的家门上。赏古玩也是捷成·汉的兴趣之一。他办公室走廊两边的花梨木明式家具上还摆放着仿官窑寿桃花瓶瓷器，办公室入口处有幅骏马水墨画，这是徐悲鸿送给捷成·汉父亲的，他的父亲与张大千、徐悲鸿都是朋友。

“中华文化是我们在香港和内地生活、经商的一个桥梁。尊重和融入当地文化是我们公司创始时就确定的最重要原则之一。”东方人的谦虚敦厚、西方人的精致绅士仿佛巧妙地融合在捷成·汉一人身上，且并不让人觉得突兀。回顾捷成·汉第四代掌门之路，他在20世纪下半叶公司战略的发展中，审时度势，带领洋行不断开疆拓土，使得迈入二十一世纪后的捷成洋行不仅在时代的变革下活了下来，并且闯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之路。

捷成·汉

捷成集团主席、家族第四代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