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中提到：“重土安迁，黎民之幸；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这是以农耕经济为支撑的中古时期中华民族生动的现实写照，彼时绝大多数人以土地为基础，以血缘为联系，群居传续。在“安土重迁”思想的长期影响下，人们流动性低，同一宗族的聚集性强，“家族”在这样的传统社会结构中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

在传统社会中，人们首先依赖的是自己的家庭或者家族。一般来说，一个家族常常表现为同一祖先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聚集在某一区域，并按照一定的规范而结成社会关系，具有血缘性、地缘性、聚居性、礼俗性等特点，同时通常都有族长、族规、族田、宗祠、族谱、家训等要素。在家族本位的影响下，人们为追求精神层面的满足开始“寻根溯源”“追宗溯祖”，而承接这种精神寄托的物质载体就是族谱和宗祠。

族谱实现的三个维度需求

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基本信仰是祖先崇拜。“葬我祖先的地方是我乡；落叶归根；葬祖坟以见列祖列宗……”事实上，祖先崇拜同时还具备了两个功能：首先，祖先或族长是宗族的化身，是同宗族认同意识的具象化，即“同宗共主”的意识；其次，“同姓同宗”的“我族”意识亦由此而生。其所昭示的“祖先神化”显然比动植物图腾是更有利的观念武器。那么，祖先是谁？在何处供奉？族谱、宗祠。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修族谱，主要是实现了三个维度的需求：精神需求、现实需求和教育需求。”李海峰谈道。当一个人的事业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他的精神家园就需要一个依托，或者说希望为自己的成功找一个理由，而通过的方式往往是“追宗溯祖”。比如唐太宗李世民，在“追寻”自己的祖辈时一直回溯到了老子李耳，这都是出自同样的心理——“我们一定要找到我们现在这么好的根源是什么”——这也是溯本逐源的一种精神需要。

从现实需求来说，在家谱建立起来以后，能够密切所有在同一宗上的人的关系。个体毕竟是渺小的，一般人都渴望群体的归属感，而族谱就相当于建立了一个群体的密切关系。同时修族谱、建祠堂不仅仅是能够找到同宗同族的人，在修建的过程中，这些人还会或多或少的见面、打交道，一起团结起来做一件事，这更为将来的互助支援打下来基础。事实上，在中国人的家族观念中，血缘可以说是一个无法被人类社会进步所彻底剪断的自然性纽带，可以说是人际关系网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修族谱能够实现的第三个层面的需求是教化子孙后代。在修家谱的过程中，人们会将祖先的事迹、功业、德行或者是训诫做系统的梳理和记录，能够让孩子们从小培养自豪感，受到激励、得到教育。

传统文化中的家谱与祠堂

“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很核心的思想，就是‘一’。” 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副教授李海峰认为，从空间上来说，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天人合一，就是人源自于天和地，天生之，地养之；同时“一”的观念还包括家国一体，中国文化提倡家庭和睦、家国同构的观念。从时间的观念上来说，中国的传统是在一条时间轴上追寻从祖宗、祖父母、父母到自己这一代人，是一个完整的一以贯之的生命链条。这也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流传的，祖辈如果具备极好的德行、功业，后人一定要守则自律不能辱没门风。也正是这种家族一体式的观念，导致了中国人不管达到什么样的高度，都会念念不忘一个词“光宗耀祖”。

从精神的一体性落实到物质的呈现上，与“祖”链接最紧密的就是族谱、宗祠。同时这两者在中古时代最初的建制时往往会将“祖”推举至一个“神”的位置，即古人常说的“祖先护佑”。而中古文化中所提倡的“以孝通天、以孝感天”，就是通过“祖宗神化”的方式，将人伦与天道相串联。

“在我们所研究的中华文化基因图谱的过程中，设定了一个圈层的结构，在最核心的部分包含了三个核心的基因：道、中、和。”李海峰进一步介绍，综合传统文化，不管是儒家、道家、佛家，都有一个求道、证道、行道的“道”；“中”与“和”取自《中庸》里的“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达道”。扩展到图谱的第二个圈层，包括了从人与自我、人与家庭、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四个层面展开的30个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系统；图谱的最外圈是更为详实的君子人格养成实践。

“中华传统文化基因图谱”是目前李海峰教授研究的课题之一，“关于家教、家风，还有包括族谱、祠堂这种属于家庭伦理重建的内容，都在我们现在所研究的课题。”李海峰告诉记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课题共有五个课题，“中华传统文化基因图谱”是其中一个子课题，其目标是要梳理和寻找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而另一个课题是研究“从个体到家庭”，即研究从中国传统的大家族，演变为现在一个个小家庭的过程中是怎样重建伦理秩序的，最后一个子课题五的落点是在“中华传统文化当代价值凝聚”，探讨中华传统文化如何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对接。而这三个子课题中，都涉及到了族谱、祠堂等深植传统文化中的要素。

家谱编修中的变与不变

2017年李海峰教授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课题研究组调研走访了浙江浦江县的郑氏家族，从其家族数百年的传续历史中，梳理分析了以家族精神为核心的规矩、格言、法度、礼仪等多方面内容。

郑氏家族兴盛于明朝初年，曾有3000人共食、九代同堂的盛景，明太祖朱元璋御赐“江南第一家”。其家族族谱现存已达数十箱，在沿革传续中，最大的变化在于增加了“女性入谱”的事例。中古时期家谱的修建皆以男性枝蔓繁衍为主，女性以“妻”的身份入夫家族谱，即“之子于归”，夫家才是一个女子的最终归宿。但是现在会因为某些家族女性有非常成功的事业表现、对家族做出了巨大贡献，或是她在新一次的家谱修缮中出资，会将其列入家谱之中。“郑氏家谱不是重新编修的，而是传续下来，数年进行一次增补，因此这种有别于历史沿革的变化，可以说已经具备了新时代的气息。”李海峰表示。

有别于一些人认为只有富贵之家才会编修家谱的看法，事实上，在中古时代家谱是广泛存在于城市、乡村不同地域的各个家族中的。这也源于现代与古代编修家谱的一个不变之处——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家族成员主导编修或出资编修家谱。与“英雄不问出处”同理，不论古今，家境平凡的家庭同样能够涌现有能力的人，一个家族中所辖人员众多，当有人出仕或经商成功，物质资源充沛的情况下都可以出资修建家谱。

而变化之处在于，现代修建家谱的成本降低了，即使家族中并没有显赫身份的成员，同样可以通过集资修建家谱。首先，现代社会通讯发达，电话、网络、社交平台普遍化，从收集讯息来讲，远比古时降低了难度，也节约了成本；其次，文化的普及使制作、编辑、印刷等细致工作的人力、物力成本降低了。简单来说，现在编修一本家谱所需要的资源收集比古时更便捷，资金也相对降低了很多。

宗族宗祠的社会功能

    宗祠作为一个空间场所，从最初简单的祭拜祖先，到后期发展成为了一个具备多种宗族功能的使用场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续中，宗祠曾经具备众多以宗族为中心的社会功能。在单纯的祭祖之外，宗祠还具备公共聚会功能，即召开宗族大会、宣布重要事项、例行会议商讨等；公共教育的功能，如公学开课、幼儿启蒙、公共图书馆、定时的家训诵读等；家族法度审议、执行的功能；祈福祭祀、义诊慈善、家族文化累积功能等等。“当代人所受的教育，和科技思潮影响下的观念转变，使宗祠这种具有一定神话、崇拜性质的古人敬神的场所接受度在降低。”李海峰表示，事实上，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如家族逐步家庭原子化的过程、族人聚集性的降低等影响，宗祠所具备的社会功能属性已经逐步被弱化。

另一方面，李海峰认为，虽然宗祠的社会功能有所降低，但“家族凝聚力的空间功能仍旧保有。”“在乡村和南方一些富裕地区，宗祠不仅得到了保存，并有一定的持续建设。”修建宗祠的过程，比编修家谱更能够团结家族成员，纸质印刷品可以通过各种渠道送达家族成员手中，而宗祠一砖一瓦皆存故乡，总能吸引更多族人回归故里，促成更多的团聚。

而凭借逐年修缮沿袭至今的宗祠更是保留了一部分的固有功能性。如前后“五进”的郑氏宗祠，仍以一个庞大的体量存于浦江，在一些特定的日子，已经分散的小家庭会在这里重新聚集为一个大家族，共同举行一系列忆先贤、励今人的活动。在李海峰走访的另一个调研家族的“徐氏宗祠”，至今仍通过在此的一些集体仪式来保持家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如二月初八是宗族的祭祀，三月初八的母亲节，初一十五齐诵家规，全部宗族都要集中到宗祠。

以德传家

中国是一个讲究差序之爱的国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实际上在古时家族宗祠文化中已有启示，彼时的宗祠构建本身含有一定的慈善功能。比如公田、义学，面对的都是家族中孤苦贫穷的家庭。这也相当于一个国家下属的小群体内部的自我调剂，家族内部通过血缘关系加固下的互助互爱，放大至上层其实也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古时宗祠的这种设定，源自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德传家”的理念，道生之，德蓄之，讲究伦常之道，看中积德行善。

“事实上，企业家最先重拾的是对一个家族的维护，比如帮助一些有困难的家族亲属，慢慢会更加深化到一个精神的层面，意识到应更多、更好的把家族的精神保存下来，进而开始修家谱建宗祠。这是一种从无意识的做到自觉地做的过程，当具备了这种‘文化自觉’，进而会更全面的开展家族文化的传承。”李海峰认为，企业家应在逐步开启文化自觉的过程中，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与使命，通过修家谱建宗祠这样的事情，将许多看似实际的东西升华到一个精神的层面，从而与传统接续起来了，与历史接续起来了，最终完成更高级自我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