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民的名义》大结局，上至耆耋下至弱冠，全国老少都对剧中人物有着自己的理解，更在网络空间进行了诸多论战。不论你是想守住达康书记的GDP，还是祁同伟的同情者和卫道士，都应该会对高育良与侯亮平的最后一课印象深刻，也会对剧中反复提到的黄仁宇老先生那部《万历十五年》产生一些兴趣。其实，明朝作为中华帝国最后一个汉族王朝，是古代中国制度建构的集大成者。后世史学家研究明史最多，西方学者更把明朝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核心内容。无巧不成书，多年前一部《明朝那些事儿》又将这个被普通百姓长期低估的王朝炒热了，为此笔者将从本期开始，将明朝作为制度分析的起点，希望以此为读者提供一些企业制度建构上的启示。

有人说：“明，无汉唐之和亲，无两宋之岁币，天子御国门，君王死社稷，此当为后世子孙敬仰也。”此言非虚，但也不能过分夸大明王朝的历史地位。如今很多学者认为明朝完成了官营到私营的转化，从而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但这并不完全符合事实。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一种系统，商品交换为货币，货币再交换为商品，循环往复。而货币是一种公众制度，它将属于公众的权力授予私人。私人资本积累越多，其操纵公众生活的权力也就越大。同时，商业资本又是工业资本的先驱，商业有了充分的发展，工业发展才能同样的增进。这就是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但中国的传统政治既无此组织能力，也不可能接受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乃至无法控制的地步，这是王朝稳定持久的核心要素。

不过，在这个时代，民商在逐渐崛起亦为不争的事实，自此，中西方商人的社会地位才稍微相对接近了。无论如何，这不妨碍我们从明朝制度建构的方面进行一些简要的分析。其实，企业存续与王朝护持的道理相同，尤其是家族企业的治理，在以亲情血缘为基础、并在由此汇聚的凝聚力的保护之下，也时常会出现不教而诛的逆子贰臣，这就更需要用制度来确保企业的长存了。

 

不设宰相 乾纲独断

有人罗列过中央王朝历史上的十大昏君，明朝有其三。笔者无意探讨该排名的权威性，但仅就此便可以看出国人对于明朝的一些基本认识，即明朝缺乏好皇帝。就是这样一个缺乏好皇帝的王朝不设宰相以协助君主，于是黄老先生在那本书中只好一直唏嘘、扼腕乃至悲叹了。

总体而言，明朝达到了中央集权制度的巅峰，具体而言就是皇帝乾纲独断的朝代。明太祖朱元璋因宰相胡惟庸谋反，故严令明代永不设宰相。这个制度的顶层设计对明代影响非凡，甚至是根本性的。显然，皇帝独掌权柄对遏制内乱作用巨大，除了“靖难之变”和奇葩的英宗复位，我们发现明朝总体上没有内乱、篡位。这显然能够支持“家族企业确实存在自身独有优势”的基本判断：家族企业往往能够更加聚焦专注，也能够更快地做出决断。

在漫长的中央王朝历史上，中枢机构一直处于变化之中，而中枢机构的核心即为宰相。宰相一职在不同朝代有不同的称谓，最初叫做丞相，“丞”者副也，“相”则有辅助之意。这个职位变化很大，秦汉时可谓位极人臣，甚至与皇帝同受百官朝拜，丞相生病时皇帝也必须亲临探望，即便强如汉武大帝，他也对田蚡公开唱反调一度无可奈何。而后随着中央集权程度的加深，宰相职位的权柄开始逐渐走下神坛。到了唐朝，相权被一分为三，至宋则更加分散，最终在明朝，宰相一职完全消失。

有人说明朝六部尚书还有一定权力，但是明朝的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互不隶属。一切事务均决于内阁，而内阁大学士却只是五品官，通常由六部尚书兼任。一言以蔽之，他们只是皇帝的私人秘书，除非皇帝咨询，否则只是单纯的秘书而已，甚至没有单独上条陈的机会。所以张居正不惜通过贿赂来结交万历的大伴—大太监冯保，以此才能把自己的想法和建议转达给万历，哪怕他贵为帝师，甚至被人认为“权倾朝野”。

明太祖朱元璋是开国之君，可谓文韬武略集于一身。但其后诸君除成祖之外，能力就实在有限了，显然不能持续对所有事务均亲力亲为。不能亲为则懒于事事亲为，懒于亲为则会进一步引起本已挑剔异常、做着直言敢谏乃至舍生取义的春秋大梦的大臣言官的不满，于是皇帝就更怯于见到大臣们，长此以往，就形成了古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景—皇帝常年不朝，嘉靖、万历更是20余年内未上过朝，创此壮举的二人却又均统治中国40余年之久。当然，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不上朝不等于不理政，这两者不能完全划等号。

 

打破“内臣不干政”

明朝皇帝长时间不上朝的最大弊端是：臣子上书皇帝，均需通过太监递送。久而久之，皇帝也懒得批复，直接交给了太监，于是太监权力逐渐增大，王振、刘瑾、严嵩、冯宝、魏忠贤等人都由此成为翻云覆雨的人物，皇权则逐渐显出颓势。其实，当日明太祖废宰相时就担心过太监因终日陪伴皇帝而对国家大事产生影响的后果，故立下严旨，内臣不得干政，不想到了明成祖朱棣时，太监在他发动“靖难之变”时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由此他废除了太祖的严旨，开始重用太监。因为明成祖亦为一代雄主，太监翻不出几朵浪花，然而后世就愈发不可收拾了。细思极恐的是，明太祖朱元璋两道严旨，一道“不设宰相”其实有害，被后世遵循，另一道“内臣不得干政”实则大有裨益，反而被后世打破。如果把朱元璋的严旨看作家训，那么在现实中，家族企业的传人也经常会面临这样的选择。面对变化的环境，选择往往是痛苦的。企业家都懂得“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道理，但是改哪条，何时改，如何改都存在着诸多疑问，这就往往要依靠企业家的大智慧来解决了。

中央王朝演变的核心趋势是中央集权，皇权逐渐增大，政府权力则逐渐分散。如今，人们提到古代中国制度时都会认为好皇帝还是坏皇帝是问题关键所在。在一个将监督机制只施行于百官，宰相名不存实更亡的组织体系中，好皇帝还是坏皇帝这个问题更显得尤为重要；或者说，在皇权得到加强的同时，也更加孤独和无助。缺乏宰相襄援的明朝皇帝们带头平庸而机械地履行着他们的使命，冗杂的官僚制度继续按部就班地运作着，消弭了一切变革的可能性，更兼有四邻无强国的外部环境，这个帝国就这样度过了后面的200多年。正所谓“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其实前文分析，我们会发现宰相最初与皇帝更接近事业合伙人的关系，而后则至少是具有经营权的CEO与具有所有权的家族之间的关系，随着中央集权程度的加深，宰相一职最终消失，而明朝尽管延续了276年之久，但这一政治制度上的根本性缺陷是其最终亡于流寇李自成的罪魁祸首。

中央王朝的历史，其实也可以看做是家族企业经营的历史，其制度变化、子孙传承都对现代家族企业本身有着指导意义。笔者以明代的政治制度开篇，将明代不设宰相的优势和弊端解释清楚，当然上文所述多为其政治之失，但是好皇帝匮乏的明朝却能享国祚276年，这又如何解释呢？其实制度因素也是功不可没的。笔者将在后文中依次展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