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赵家王朝（南宋、北宋）允许、鼓励、甚至保护一部分人致富，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保富”的口号，但宋代的富人们仍无法摆脱一个刻骨铭心的担忧：如何长保富贵。

从财富传承的角度看，赵家王朝似乎并未能够形成阶层的固化，财富散失的速度与频率丝毫不亚于财富聚敛的速度与频率。“富不过三代”在两宋成为常态，时人有大量记载：

“富儿更替做”；

“富贵盛衰，更迭不常”；

“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

“今之富民，鲜有三世之久者”；

“今日万钟，明日弃之；今日富贵，明日饥饿”；

“贫富久必易位”；

“江浙巨室，有朝为陶朱，暮为黔娄者”；

“朝为富商，暮为乞丐”

⋯⋯

读这些史料，后人往往会感同身受，慨叹富贵无常，“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真正是“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容易冰消！”（孔尚任《哀江南》）

财富流失的三重困局

赵家王朝的富人失去财富，其原因与历朝历代类似，大致可分三个层面：

首先是微观的经营层面，既包括生意本身的经营，也包括家庭与家族的经营。这个层面的原因，国人历来是不大注重的，往往更喜好追究外在大环境、尤其是政治环境的责任，却往往忽略了：在同样的大环境下，既有人致富又有人致贫，微观层面上“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更为显著，也更能为微观个体提供通鉴。

其次是中观的政商关系层面。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固然在宋代才成为国策，却发轫于更早的唐代。源于秦制的中国政商关系1.0版本，在唐代及其后的五代十国已开始了剧烈的变动，“商”虽然获得越来越大的空间，但“政”的主导地位从未松动，“政”对“商”的剥夺从未停止过，至宋依然。只不过，相比历朝的“豪夺”，宋代“政”对“商”的剥夺堪称“巧取”，“吃相”相对不那么难看、不那么赤裸裸。

宋代“政”对“商”的剥夺，除了官吏的个人勒索之外，在“公”的方面主要体现为两种：

一是专卖制度，即所谓“榷”。这一做法，在管仲时代就已经实现了制度化，但凡重要的大宗商品，莫不由政府垄断专卖，通过发放许可证进行调控。这背后，固然有政府基于经济安全的维稳考量，也有与民争利、增加财政收入的小九九，更有各级官吏藉此寻租的巨大利益空间。宋代最为重要的是盐业专卖，此项收入竟占帝国财政收入的一半。为谋其中利益，政府不断变更盐法，为官吏创造寻租工具，不少富商巨贾因此倾家荡产。盐业之外，茶业专卖等有利可图之处，也莫不如此。二是税收制度。宋代、尤其南宋的商税征收，密度高、力度大、负担重，这既反应赵家王朝对社会控制能力的增强，也成为工商业不可承受的巨大负担。

再次则是宏观层面的“王朝周期律”。贫富悬殊一直是中华帝国周期性波动的原因之一，宋代开创性地公开宣扬“保富”，虽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其贫富悬殊甚于历代，但可以肯定的是，其大规模群体性事件都出现了与历朝历代不同的新特征：“均贫富”成为主流口号。自宋初王小波、李顺首提“均贫富”，到北宋末期宋江暴动高举“劫富济贫”旗帜，再到南宋早期钟相、杨么高喊“等贵贱、均贫富”口号，“仇富”无疑是宋代社会动荡的鲜明特色之一，在这些动荡中，富人取代了历史上的贵族，而成为第一波受害者。自此，富人成为中国“王朝周期率”发作时的首要牺牲品，他们的尊严、财富以及生命，成为中国历史循环的祭品，即便他们侥幸躲过了“暴民”的刀矛，也依然常常成为执政者安抚民众的砝码，时不时被扔出去缓解嗜血的“民意”。

对于生活在赵家王朝的富人们来说，倘要长保富贵，宏观层面已超出了个人的把握能力，微观层面则充满个性、须因家制宜，真正能在同类中形成共识及共同行为模式的，只有中观层面。建设新型的、具有赵家王朝特色的政商关系，实现士商一体、政商合流，成为赵家王朝及此后的明清两代商人们长保富贵的主渠道，甚至往往是唯一通道。毕竟，他们都深切理解到：在皇权没有受到必要的约束与制衡之前，中华帝国的第一生产力与第一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劳动力，更不是科技创新，而是、并且永远是权力。

富人参政的基本动力

对于权力的影响力，赵家王朝的商人们当然有着深刻的认识。宋初湘潭富商李迁之就说：“凡诚我契而不我欺，平我斗斛权衡而不我逾，出入关市而不我虞，我何能焉？是皆在上而为政者以庇我也。”（欧阳修：《湘潭县修药师院佛殿记》）这不正是管仲所说的“贫之在君、富之在君”吗？

与此前的历朝历代相比，赵家王朝的高明之处，在于试图实现权力与资本的共和—至少在表面上。真宗皇帝亲拟的“书中自有黄金屋”，绝不是空洞的号召，而是有着现实的指向意义。赵宋王朝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政改，就是扩大了执政基础，将科举作为选拔官员的主渠道，从而吸纳了大多数社会精英的认同与参与。

在竞争激烈的科场之中，富家子弟凭借经济实力，无疑占据着更具优势的竞争地位。读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家庭综合实力与综合素质的比拼。科举入仕，对于穷人来说，是跳出农门、脱贫致富的机会，而对于富人来说，则是由富及贵、以贵保富，乃至追逐更大财富的机会。元代马端临对此说得很透彻：“富者有资可以买田，贵者有力可以占田”（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2，《田赋二》），有钱未必有权，有权却必然有钱。

勤劳致富，仅仅是适用于屌丝的初级奋斗版本，也是原始积累的起点；而权力致富或权力保富，才是适用于精英或“精英二代”们的高级奋斗版本。用足用好经济优势，将其转化为政治优势，从而确保更大的经济优势，成为富人们积极参政的基本动力。

富人参政，首在科举。科举之途，主要鼓励子弟应试。富人因财富的优势，可更为自如地根据子弟的天资进行资源配置：部分子弟走仕途，部分子弟依然经商。这类家族分工，在不少宋代墓志铭上多有记载，可见已成风气。当官与经商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相互策应，相互配合，应该是赵家王朝富人们的新常态。为数不多的一些世家，莫不有着一个共同特点：政商资源相对平衡，互相支撑。

在鼓励子弟当官之外，宋代富人们还大力延揽人才，对未来进行长线投资。宋代私人创立书院、广兴教育之风颇盛，这既是富人们回报亲族及乡邻的慈善行为，亦是从亲族及乡邻中选拔优秀子弟予以培养的投资行为。其中，从科举上榜寒士中择婿（“榜下捉婿”），成为宋代独特的社会景观，亦是富人试图由富及贵、增持砝码的理性行为。

相对来说，前朝普遍的通过捐纳买官，官商直接勾结等方式获取政治资源的做法，在宋代富人中则显得比较低级。毕竟，公平、公正、公开的科举制度提供了更多的、效率更高的参政渠道，这一政改红利，不仅惠及民众，富人得益尤甚。

辛弃疾曾写过一阙词，题为《最高楼》，其中有“千年田换八百主”一句，常被后人当作富贵无常的形容。其实，“辛弃疾们”在感慨之前往往忽略了一个前提：在长保富贵成为难题之前，必须先有富贵。宋代的一部分人，在出身贫民的命途中至少已经先富、先贵起来，这与此前的中华帝国历史相比，实在是个难得的进步。至于长保富贵，二世三世直到万万世，无论古今中外，都不是轻易就能达到的。赵家王朝富的贵者们彼时唯一可以争取、应该祈祷的是：当富贵消逝的时候，不要那么血腥、那么残酷⋯⋯

《子弟常宜官防条》

“富家之子孙不肖，不过耽酒、好色、赌博、近小人，破家之事而已。贵宦之子孙不止此也；其居乡也，强索人之酒食，强贷人之钱财，强借人之物而不还，强买人之物而不偿；亲近群小，则使之假势以陵人；侵害善良，则多致饰词以妄讼；乡人有曲理犯法事，认为己事，名曰：‘担当’；乡人有争讼，则伪作父祖之简，干恳州县，求以曲为直；差夫借船，放税免罪，以其所得为酒色之娱，殆非一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