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0年的冬天异常寒冷，已称帝七年的汉高祖刘邦的内心可能更加寒冷。当时，他身在山西省大同市东面的白登山上，在四十万匈奴骑兵的重重包围下，三百多米高的山峰也仿佛是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孤舟。如果刘邦从山顶眺望四野，他一定会感到更加的胆战心惊，因为匈奴大军不仅合围白登山，还煞费苦心地设计了四支部队守住来往要道：西方是白马方队，东方是青马方队，北方是黑马方队，南方是棕马方队。显然，匈奴首领冒顿（音墨毒）单于是不仅存心耀武，而且志在必得。

刘邦和他的军队已经在山上饥寒交迫地困守七天了。他不知道援军什么时候会赶到，更不知道自己这跌宕起伏的传奇一生是否会终结于此。此时，他会不会后悔自己的一时冲动？一年前，驻守山西朔县的韩王信投降匈奴。匈奴遂趁此良机，一路南下直奔太原，刘邦亲率大军北上迎击匈奴。但他没有料到，对手冒顿单于一交手便故意战败，引诱己方孤军深入，最终成功在白登山将汉军四面包围。

如果刘邦命丧白登山，汉帝国会一夕之间土崩瓦解吗？帝国纵然不会崩溃，恐怕也会重新陷入危险的动荡不安之中。或许刘邦确实是命不该绝，千钧一发之际，身边的谋士陈平终于成功策划让己方的间谍接触并贿赂上了冒顿单于的夫人。传闻说，这位能说会道的间谍巧妙地提醒夫人，大汉皇帝身边美女如云，一旦这些美女都落入单于手上，恐怕夫人迟早会失宠。于是，夫人赶紧向冒顿建议说，单于和皇帝应该和睦共处，因为单于即使占有了汉地，也始终无法真正据为己有。更何况汉人的皇帝刘邦恐怕也有神灵庇护，单于不可不防备！冒顿当时正在怀疑韩王信的军队没有遵守约定前来会合，再细想夫人的这一番话，认为也不无道理。第二天，冒顿单于下令四面大军打开一角。恰逢大雾弥漫，陈平让汉兵围成通道，护送惊魂未定的刘邦从缺口逃出。等到刘邦赶到五公里外的大同城与援军汇合，冒顿也引军撤退。

白登山之围成为了汉帝国统治者们代代相传的惨痛记忆。面对匈奴咄咄逼人的气势，他们选择了一忍再忍。他们与单于以兄弟相称，用和亲、互市等手段笼络匈奴。最令帝国统治者尴尬的一件事发生在吕后执政时期。

当时，高祖刘邦已经去世八年，而他的继承人惠帝刚刚驾崩。野心勃勃的吕后亲自执政，母仪天下。偏巧这时她收到了冒顿单于的来信，信中致意吕后说：我是孤家寡人，你也是孤家寡人，我不快乐，你也不快乐，既然如此，我“愿以所有，易其所无”，这样我们彼此都快乐了。吕后读罢来信，倍感羞辱，下令斩杀来使。老臣季布赶紧劝阻，说：这帮胡人如同禽兽，被他们夸奖不值得高兴，被他们辱骂也不值得生气。最后，帝国还是派出使者以吕后的口吻答复单于，低声下气地解释说：您老还这么关心我国，真是让我诚惶诚恐呀。我早已年老色衰，哪里敢高攀，还请您老大人不记小人过。现在，我以两驾马车相赠，聊表歉意。此时，冒顿单于是七十多岁，吕后是六十多岁，冒顿肯定不是真心想和吕后一起唱一曲夕阳红的恋歌。他不过是借此机会狠狠羞辱一下权力欲爆棚的吕后而已。

一百年后，当汉武帝去世之时，汉帝国已经在与匈奴的斗争中占据上风。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更靠近长城一带的南匈奴向汉帝国投诚，而北匈奴则向西域发展，继续挑战汉帝国。

等到公元89年夏天，即东汉和帝永和元年，车骑将军窦宪率军出塞三千里，连战连捷，登上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刻石记功，凯旋而归，正式宣告了汉帝国与匈奴之间三百年恩怨的终结。两年后，北匈奴单于率领残部远走中亚。曾经活跃在蒙古草原上的匈奴帝国从此在中国历史上灰飞烟灭。

最讽刺的是，汉帝国用刀枪摧毁了匈奴，也用笔墨铭记了匈奴。如果没有帝国史官们的忠实记录，今天还有谁会记得匈奴帝国曾经的辉煌强盛？然而，也正是史官们的重重记录遮蔽了帝国历史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让我们再次回到高祖刘邦的白登山之围。为什么刘邦会被冒顿单于的四十万骑兵团团包围？这一切仅仅是因为刘邦求胜心切吗？汉帝国的史官和后来的历史学家们都误解了这场战役的真实意义。白登山之围的关键问题其实并不在于刘邦是否做出了正确的判断，而在于冒顿单于如何召集四十万大军。

一切还得从四千年前的气候变化谈起。

长城，资源争夺战的产物

从公元前2000年至前1000年间，欧亚大陆的气候出现了明显的干冷化变迁。随着气温下降，降水量减少，曾经是主导经济的农业开始衰退，而更适应干旱地带的畜牧业发展起来，于是在今天的欧亚草原带兴起了专门从事畜牧的游牧民族。同时，那些兼顾农业和畜牧业混合经济的人群则缓缓向南方迁移。随着日益靠近传统的农耕地区，他们与南方从事农耕的人群发生了激烈的竞争。正是在这场资源竞争中，原本分散的南方人群开始联合起来，并自称为“华夏”，而将北方从事混合经济的人群称作“戎狄”。随着公元前770年周室东迁，以及原本从事混合经济的秦人异军突起，加入华夏联盟，消除了“华夏”与“戎狄”之间最后的模糊界限。在“华夏”心目中，“戎狄”彻底成为野蛮异族的代名词。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也由此诞生。

正如著名台湾人类学家王明珂所说，今天中国人引以为傲的长城正是这场空前激烈的资源争夺战的最好见证。反过来，长城也加剧了这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在长城之内，华夏凝聚力量，拓展其北方的资源界线；而在长城之外，北方人群不得不日益走向游牧化。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两大阵营前所未有的目标统一旗帜鲜明，这也意味着人类政治集团的两大模式展开了你死我活的较量。

集权化、等级化vs自主化、平等化

在南方，我们所熟悉的农耕民族遵循“集权化、等级化”的组织原则，顽强地固守他们劳苦耕作的土地，生于斯、死于斯，安土重迁、拓荒辟地、疏河挖渠、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牺牲了独立与自由，换来了稳定与安全。农耕民族以家族为社会单元，以乡里为政权基础，从小型城邦演变到巨型帝国，最终实现了秦汉帝国的崛起。

而在北方，游牧民族则遵循“自主化、平等化”的组织原则，时而化整为零，时而聚零为整，很难组建相对稳定的大规模的政治集团。这主要是因为牧民们必须以极端灵活的移动方式应对游牧经济的高风险。无视这一组织原则，游牧民族就会在残酷的草原地带遭受巨大的挫败，一场不期而至的暴风雪或干旱可能就会导致无数人畜的伤亡。对于游牧社会人群来说，游动迁徙不只是让牲畜在各种季节都能得到适宜的环境资源，更是人们逃避各种风险以及利用更多外在资源的手段。同时，恶劣的生存环境也限制了牧民们的财富积累，避免了贫富分化。为了便于移动，牧民们不可能拥有太大太多的物质财产，也很少追求土地的所有权。甚至他们的家族也很少能长久保持农耕民族的稳定性。当水、草资源发生困难时，一个由亲戚组成的游牧团体就会分裂成多个更小的群体，各走各的路赖以求生。这与农耕民族重视的宗族伦理形成了鲜明对比。有意思的是，游牧民族的热情好客也与这一生活环境有关。由于游牧生活环境多变，牧民们需要随时观察搜集各种信息，以便作出下一步的行动判断。牧民们对旅人的热情接待正是为了换取各种信息。所以，好客的主人通常在寒暄之后就会问客人，“远方有没有什么新鲜事？”

但是，为了应对外来的敌对势力，牧民们又时常临时聚集起来，结成更大的团体，以便争夺和保护稀少的资源。一旦战争结束，威胁消失，牧民们又各自回到其独立自主的游牧生活中。因此，游牧民族的政治集团的规模大小主要依赖于他们与外在敌对势力的亲疏关系和实力强弱对比。他们越是依赖于敌人的资源，敌人越是强大，他们就越是可能组建成同样强大的政治集团。

相互塑造的历史

当冒顿单于召集四十万大军围困汉高祖刘邦时，最重要的真相竟是秦汉帝国凭借更有优势的生产方式和组织模式在这场长达千年的资源争夺战中独领风骚。如果不是农耕民族在华夏边缘地带的积极开拓，游牧民族绝无可能众志成城组成规模空前的大军一路南下。但匈奴的帝国联盟却有着天生的致命弱点。帝国联盟越是成功，联盟内部的离心力就越大。游牧生活遵循的“自主化、平等化”的原则往往会在竞争缓和的安定时期重新发挥作用。除非帝国联盟可以成功地侵入长城以南，转而开始农耕生活。可是，这也是一场风险很大的冒险。游牧民族的战争优势恰恰在于驰骋草原的机动性和天生骑射的攻击性。一旦牧民变成农民，战争优势也就荡然无存，就像契丹人的辽国被女真人的金国所灭，而女真人的金国又被蒙古人的元帝国所灭。用美国著名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的话说，对于草原帝国来说，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机动性”和“财富”难以兼顾。

所以，我们必须改变根深蒂固的历史误解。在汉帝国与匈奴的长期竞争中，汉帝国扮演的真正角色是强者。与其说匈奴的强盛给汉帝国带来严重的危机，不如说汉帝国的强盛推动了匈奴走向强盛。换句话说，正是帝国创造了自己的强劲对手，而帝国的强劲对手同时也反过来造就了帝国自身。这大概就是帝国生长的辩证法。

事实上，这一现象已经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常见模式。隋唐与突厥、北宋与契丹、明与蒙古的多次战争莫不如此。“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便是长城内外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相互竞争生存资源的无情逻辑。无论谁胜谁负，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相互塑造了彼此的历史命运。

直到近代世界工业化和民族主义兴起，骁勇无敌的蒙古骑兵在热兵器面前失去了战争优势，而逐水草而居的牧民们也放弃了游牧的生活方式，开始定居生活，与来自内地的农民相安无事，这场漫长竞争才宣布大幕落下。长城从此变成了一道文化景观，日复一日沉默地注视着来来往往接踵摩肩的中外游客。

后记：公元91年，随着连年的战败、退守，此时北匈奴已无法在漠北蒙古高原立足，只得退出蒙古高原向西迁徙。

与其说是西迁，还不如说是西逃贴切一些。北单于战败后率残部西逃至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国，在当地立足后，仍然出没于天山南北，实施掠夺。为了对付已至西域的北匈奴，东汉朝廷任命班勇为西域长史，于公元124年、126年两次击败北匈奴，西域的局势开始稳定。北匈奴几年挣扎后，仍无法长久立足，终于在公元151年拉开了第二次西逃的序幕。

与华夏民族征战彻底失利后，北匈奴逐渐向西后退，直至顿河、多瑙河流域，最终落脚于南俄罗斯大草原，并以此为基地缓慢恢复了元气，这与他们首次西迁已经过去了200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