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期诸侯王强大，对中央政府存在潜在威胁，这在当时是很多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的问题。汉文帝时期有很多人针对这个问题上过奏章，著名学者贾谊就是其中的代表。用贾谊的话说：“天下形势就像个患了浮肿病的病人，小腿肿得跟腰一样粗，一个手指肿得跟大腿一样粗。”（天下之势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资治通鉴》卷十四）这里肿胀的小腿、手指就被用来比喻那些势力强大到足以和中央抗衡的诸侯王。有三个不太安分的诸侯王被贾谊在奏章里点了名，其中就有吴王刘濞。鉴于严峻的形势，贾谊建议汉文帝逐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以巩固中央政权。

汉文帝对于贾谊的才华非常赞赏，却并未接纳贾谊的建议开始旗帜鲜明地削弱诸侯。除了贾谊之外，名士晁错在其之前也提出过削藩建议，且同样主要针对吴王刘濞，而这套削藩建议直到汉景帝继位后才被接纳。

从对待贾谊、晁错的态度可以看出来，汉文帝对付诸侯王的主要策略是以静制动，其中关键就在于懂得利用时间。刘濞比汉文帝年长十三岁，刘濞的不逊，和由于儿子（刘贤）被太子（刘启）误杀存在谋反的可能，汉文帝当然心知肚明，但一直采用安抚的手段，以优厚的礼节奖崇他，使得他没有起兵的理由。如果矛盾激化在刘濞正处于三四十岁的壮年期，文帝一味安抚的政策能不能一直管用就很难说了。但问题是文帝在位的时候，刘濞已经五十好几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刘濞铤而走险的可能性会逐渐下降。如果文帝的策略能再持续十年，能把刘濞稳到七十岁左右，那他造反的可能性更低。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回望这段历史时，做出了非常精辟的评论：“是谊与错之忧，文帝已忧之。而文帝之所持，非谊与错所能测也。⋯⋯智者知天之消长以为动静，而恒苦于躁者之不测其中之所持。”（《读通鉴论》卷二）前两句是讲，贾谊和晁错担心的诸侯王问题，文帝其实早就明了，但文帝心思缜密的筹划却非贾谊、晁错之辈所能知；后两句是讲，文帝是一个知时的人，懂得运用自然规律，这里的自然规律指的就是不可逆转的年龄增长。文帝打算用“拖”字决，把刘濞拖到没有能力造反的年龄，这样解决矛盾的成本可以降到最低。

可惜的是，文帝死得早，他去世的那一年，刘濞才五十九岁。而继任者汉景帝一反父亲的策略，主动出击，终于在三年后逼反了刘濞。用王夫之的话说，这就是“躁动”。如果景帝不去刺激刘濞，而是跟他赛时间，把他熬死，有没有可能避免“七国之乱”的发生？

因为无论是刘濞自己，还是汉景帝，在“七国之乱”爆发以后，都强调了年龄问题。刘濞说他六十二岁的人，头发都白了还要造反，图什么？那是因为不得不反。汉景帝也说刘濞：“白头举事，此其计不百全，岂发乎！”（《资治通鉴》卷十六）这话反过来理解，那就是这个年龄本不应该造反。

事实上，剥去拖延策略的外衣，文帝早已对事态失控做出了预想，因此才会临终前对汉景帝说，万一有突发情况，将军周亚夫可堪大任。这里所谓的“万一”，恐怕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刘濞而言。

时间是宇宙赋予人类的一种巨大力量，也是束缚人类的一种重要限制。人和人之间的竞争，要善于利用年龄优势，这里面就体现着时间的威力。这个技巧年轻人往往把握不好，因为他们自身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本来就不长，无法体会时间的威力，所以容易犯“躁动”的错误，汉景帝和晁错就是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