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姥爷去世，我在医院陪伴他度过了最后一周。

那是北京301医院的创伤单元八人病房。之前因为托了许多关系，一个月前第一次入院姥爷住在单人病房里。可是第二次入院条件却大不如前了，姥爷在最后时刻就连咳痰都吃力，我们一次一次地按铃，护士来了把吸痰器深入到他的喉咙里，拼命地往外吸，姥爷表情痛苦，不停地摆手。

我很难想象一个在青年时期曾经徒步随军进入西南、西藏，每天急行军60公里，晚上还点煤油灯写日记，胃痛就靠大烟止痛，直到大部分胃被切除的人，在最后的时刻竟然对一口痰都无能为力。

由于父母远在美国，我成了那个三次在病危通知书上签字的人，医生的话说得很清楚，“一旦突发任何情况，抢救在医学上是毫无意义的，而且以他现在的身体（80斤不到，只剩皮包骨）做心脏复苏的话，很容易就会把胸腔压破，并且就算进了ICU，也顶多能让他多撑几个小时，而且家属是不能进去的。”

姥爷喜欢夜晚折腾，白天睡觉，在睡梦中，他多次呼喊：“革命，要革命，你们都不革命了！”他自从燕京大学毕业后就开始参与学生运动，那时候只有一个理想：创造一个新的中国。

他曾赋诗一首：

生也有忧死无忧，生生死死一春秋。　　

忧民忧国书生累，两眼一黑得自由。

由于做了胆部的穿孔，伤口部位经常流脓，因此每天要换好几次纱布，这对于姥爷是不小的折磨，他会痛苦地呻吟，每当这个时候我就紧握着他的手，心里默念：“没事的，姥爷，有我在这里。”这是我那么多年第一次握他的手，当年我还很小的时候病危住院，他也一定这样握住过我的手。

常年的肺气肿导致姥爷的呼吸很成问题，但在西藏的岁月导致他的耐氧能力很强。最后一晚医生开始用强制呼吸的药剂，以吊瓶的形式注入他的身体，在心电图显示心脏停跳后，由于药剂的作用，戴着呼吸器的姥爷还在拼命地呼吸，伴随着胸腔的强烈起伏，我们围坐在他床边，没人知道该怎么办，我想起了菜市场买回来的鱼，虽然已经死亡，可是嘴还在一张一合。

我去叫值班医生，来到床前，我说：“停止治疗吧，把这些都撤了。”我走过去拿开了姥爷的氧气面罩，护士们开始拔他身上的针头和电极。

那是我第一次完整见证一个生命的离去，也是我对童年的一次告别，在那个新华社院子里，曾经有我最美好的童年，顶楼阳台上种满了西红柿和葫芦，姥姥的古典音乐和姥爷的诗词歌赋齐飞入耳，我被温暖包裹，同时也被爱所照耀。

我扶着姥爷的头，弟弟扶着他的脚，我们把他抬上了去往太平间的移动床，最后我托着他的头把他放进了储藏柜里，在那一刻我的内心竟然出奇平静，我完全想不到日后这件事对我的影响，每当回想起，心里都异常难受，我一直试图理解死亡，可这件事完全不存在理解的基础。

搬回父母家后，住在姥爷生前最后住的房间里，当时法国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令我发现死亡其实随时就在角落里等着你，再加上午夜得到友人潜水突然去世的消息，我的眼泪终于下来了，我跟身旁的爱人说：你知道吗？我现在有一种无比直观的感受，那就是其实每秒都有人在离开这个世界。

站在渤海湾的游艇上，我们把姥姥姥爷的骨灰洒向大海，那是他生前的遗愿，为了可以融入洋流，完成二老一同环游世界的梦想，那个时候我突然想起他死之前给我拿出过一个木盒子，里面放着的是他曾经写过的书，以及身后一个书柜的《资治通鉴》和《资本论》全集，他说：“这就是我能留下来的遗产，我把它们都给你了。”

分离和死亡一直是我人生的一大课题，小时候我被寄养到北京的一户老两口家半年，半夜哭闹导致那位老爷爷下床意外滑倒死亡，到每隔三年换一个学校，中间走路头摔破缝了7针，冬天去游乐场溺水，过马路车从脚后跟贴着开了过去，还有在美国的恶性车祸，以及被人勒脖子失去意识看到的光。

我问过一个格鲁派的格西：“死亡到底是什么？”他说你这个问题很好，学习佛法的一个基础就是要时刻观照生死，这是皈依之人每天回想每天必须做的功课，为此我们才能知道取舍和走上正道。

我一年要坐100多趟飞机，每当气流来袭，我就浑身发抖，每次我都在想如果机舱就此在空中解体，或者坠入海洋深处，我可以毫无挂碍地死去吗？

答案永远都是否定的，也许直到有一天我可以欣然接受一切的结束，那么我在人世间的功课便真正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