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先哲们似乎早在数百年前就为我们定下生死的大基调—不能聊，不许聊更不要想。于是，从那时起我们开始回避说“死”，如若不小心说了些不吉利的话，还会被要求冲着墙连呸几声或者摸摸木头去晦气，这种来自我们文化基因里的束缚，让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的人似乎都缺席了一堂专属于生死的“必修课”。

在我国，人们大都秉承着“事死如事生”的伦理观念，当亲人临终时，亲属要给他换上寿衣、带上买路钱、渡河钱，如同亲人要出远门一样，并在亲人死亡之后办一场宏大的殡葬活动。而且在安葬之后，每逢逝者的诞辰、节日，亲属还要上坟扫墓、焚纸送物，不仅要供奉点心、水果，甚至还会带上巧克力、啤酒，甚至为逝者点燃一支香烟，仿若家人还在世，这些都将后人与逝者间的人情关系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样的做法和观念在国内仍旧占据主流。人们似乎对于身后事总有种“半点不由人”的忧伤，似乎有种生前不需多想，死后“任人摆布”的感觉。电影《非诚勿扰2》中，孙红雷饰演的李香山在得知自己身患绝症后邀请亲朋好友当着自己的面举办了一场人生告别会。他亲眼目睹着自己的“遗像”、黑纱、棺木以及亲友们的眼泪……他与大家一一话别，提前得知自己死后的种种，然后便安心去了。

电影中的这一情节着实让人印象深刻。直面死亡，直面自己的死亡对中国人来说似乎需要一些勇气。从处理自己身后事的态度中，我们也可以窥视出国人生死观的一角。

生死观1.0—临终遗嘱：重要的话最后说

31年前，中国开始实行财产私有政策，如今，此政策的第一代受益人正走向垂暮之年。他们的过世让法庭上的继承纠纷案件激增，同时也造成了家人都之间的反目，家庭之间的对立。

此前有数据称，北京法院70%遗产继承案件都是由于缺少遗嘱而造成的。中国22000万老年人中，只有1%拟定了遗嘱，即使是富裕的或是受过教育的人对提前设立遗嘱有所担忧。例如，山西焦炭大王阎某的案例，他于2015年去世，享年71岁，因其去世后未做安排，导致其妻子、女友和6个子女为了遗产展开激烈的争夺。期间争夺最为激烈的时候，他创办的公司一度停工、停发薪水。即使当地政府试图为双方调解斡旋，但都无济于事。

在过去的小说或电影中常有这样的情景，长者知道自己即将告别人世，会把子女叫到病床前交待后事，这就形成了遗嘱是临终交待的概念。在马未都看来，中国人似乎不习惯早早地写好遗嘱存放在某处，而是都在弥留之际恍恍惚惚地才开始交待后事。“西方人则截然不同，没事早早地把遗嘱写好。过了一段时间如果想法有变化，就继续修改。”马未都说，“我曾看到一篇报道说一个人40多岁就写好了遗嘱，后来几乎一年一改。在他快100岁去世的时候，遗嘱俨然是一本时代变迁史，记载了与他这一生同时变化的社会。” 

马未都认为，中国人的文化重生不重死。事先写下遗嘱，好像交待后事般不吉利，所以大部分中国人不愿意写遗嘱。“可最近我有一个朋友打电话问我的身份证号码。我问他干吗用，他告诉我说，他在写遗嘱，如果他不在了他收藏的文物由我全权处理，不让子孙草率处理。对这事惊讶的同时，我感谢他的信任，我也郑重地告知他我的身份证号码。”（更多遗嘱相关内容可见本期“数据说”栏目—编者注）

生死观2.0—遗嘱：除了自己，安顿好所有人

随着时代的进步，老人们似乎开始正视提前立好遗嘱的必要性，作为最古老的传承方法之一，遗嘱的主要内容也十分周到，家人的安顿、财产的分割、子女的嘱托等，但遗嘱设立人往往选择将自己从这份嘱托中剔除。它更像是一封仅为活人而写的书信，人们想着，反正亲友看到遗嘱时，自己已经离开人世，身后事如何安排则是家人对他的责任。生者与逝者，活着与死亡间似乎通过遗嘱达成一种默契的共识。逝者安排后人怎么活，生者安排逝者怎么死。

鲜少有人在遗嘱中提到如何安排自己的后事。如，寿服的款式、告别仪式邀请谁、悼词要怎么写、当地家乡封建迷信的习俗自己是否可以接受……这些有关自己的事情反倒不是人们思考的重点。

生死观3.0—生前遗嘱：把死亡的权利还给本人

1.我要或不要什么医疗服务

2.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生命支持治疗

3.我希望别人怎样对待我

4.我想让我的家人和朋友知道什么

5.我希望谁帮助我

你是否想过这样5个问题？

这是构成生前预嘱的五个愿望。2013年6月，经北京市民政局批准，“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正式成立，协会通过让人签署“生前预嘱”文件，从而帮助人们有尊严地走向生命终点，实现“尊严死”。2017年3月12日，著名作家琼瑶在网上发布了写给儿子和儿媳的一封公开信，要求无论将来自己得了什么重病，都不要将自己送进重症病房，更不要采用插管、电击等治疗手段，而是希望能够“尊严死”。但在实践中，“尊严死”曾引发一定争议。据媒体报道，有卫生系统的官员表示，“生前预嘱”概念在我国并无法律明确支持或禁止，目前尚处民间推广阶段，卫生行政部门将观察其效果和发展，并对该协会在法律范畴内的运行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

生死观4.0—最后的权利：提前安排身后事

2018年3月18日，台湾知名作家李敖逝世，享年83岁。李敖在生前的最后一次公开讲演中谈起过生死话题。“我不忌讳生死的问题，反倒是年轻人比较忌讳。我比妻子大30岁，比小女儿大58岁，比儿子大60岁。没有选择和妻子孩子住在一起，就是表示我跟你们要拉开距离，这个距离不让你们来讨厌我，我也讨厌你们。”他在曾公开的亲笔信中也提到，自己身体每况愈下，希望能跟“家人、友人、仇人好好告别”。

李敖渴望自己在有生之时，明白身后之事，不想把遗憾带到长眠之中。这种提前安排自己、掌握自己的思维方式让人深思。

所谓人生的终极关怀大抵就是这样：生前安排身后事。

而提供身后事服务的殡葬行业在国内一直是较为封闭、传统甚至神秘。我国每年死亡人口接近1000万，死亡率以每年7‰的速度在增长。随着老龄化人口增长，也使殡葬产业发展起来。截止到2015年，我国60 岁以上的老人已超过2亿，每年的老龄化人口的增速为16.5%。民政部旗下中国殡葬业协会在2014年 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能够统计到的殡葬行业的市场规模是2000亿，这个数据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6000亿，到2023年会达到万亿。这样的市场需求量让人震惊，但相比于国外，我国殡葬行业的发展似乎还处于起步阶段。美国的国际殡葬集团sci(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在全美殡葬市场占有率达到10%。法国最大殡葬公司ogf在全法殡葬市场占有率达到30%。日本零售巨头永旺在 2009年9月正式进军日本殡葬业市场，已经签约上千家殡葬从业者。

泰康作为国内最早一批进入殡葬行业的企业之一。其纪念园大客户项目经理王锴认为，“正是因为一直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忌讳谈生死，因此中国人需要重置生死观。”王锴解释，因为生前避免谈及死亡话题，大部分人都无法自己做主身后事，很多人直到弥留之际才开始安排，但即使生前早有安排但若儿女没有按照计划进行，或者家人间想法没有达成一致，则有可能面临“不得好死”的结果。“重置国人生死观”也是泰康一直倡导的理念，王锴强调“泰康纪念园要解决两大核心问题：一是作为一个有尊严的人，你如何安排自己的最后一幕？二是选择安葬在哪里？对后人有什么意义？” 

前中古殡葬协会副主席张洪昌认为，殡葬包含着人类特有的感情，是一种情感割舍的表达，中国人崇尚祖先，故殡葬在中国人的生活中，理应占据重要地位。但是，为自己定制告别仪式，像逛网店一样自己挑选墓地，国人在心理上似乎很难接受。北京同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爱佑汇总项目总设计师陈平认为，“归根究底，还是文化的问题。在日本，殡葬广告在机场大巴、地铁车厢、电视杂志等随处可见。而这种殡葬广告在五十年前的日本就有了。日本人在明治维新以后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很深，所以不像国人对死亡那样忌讳，连‘死’字都不用。”

王锴也认为，传统的殡葬环节，逝者的遗体在短暂、程式化的告别仪式后被迅速处理，感觉就像是“垃圾处理”，缺少了对于生命的尊重。而对于流程化的仪式、模板化的悼词更是无法体现每一个存在于世的个体的独特性。泰康要做的就是重塑国人的生死观，让大家知道提前做好生前契约，有尊严地将最后的权利交还给自己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