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避谈生死，作为生意人的企业家更是普遍选择“大吉大利”的做法。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家都已经在积极地做着“身前传承”，比如，培养子女接班家族企业，为子女创业鼎力出资，为家人购买大额人寿保险，提前将名下房产、股权过户到后代名下等等。他们做这些事情时都认为是“大吉大利”，而谈及进行系统的“身后传承”方案设计时，便觉得不吉利，觉得安排身后事应该到垂垂老矣时才需要。殊不知，“身后传承”跟年龄没有关系，它更多与“最大限度地节省家族财富传承成本”紧密相关。

在中伦律师事务所资深合伙人龚乐凡看来，国内高净值人群在身后财富传承上存在的一个凸显共性问题是：“创富”不能等，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抓住一切投资机会，期望赚取更多的财富留给后代；“守富”可以等，意识到重要，但在落地上没有紧迫感且不愿意支付成本，总觉得还可以投机性地“观望”，直到错过了时间节点。在乎成本、嫌投资回报不够高，最终丧失的将是自己所有的家产和东山再起的能力。“免费的往往是最贵的。”龚乐凡说。

在“身后事”的具体规划上，龚乐凡的切身感受是：高净值人士往往简单地运用了某个单一工具就以为“万事大吉”。比如找律师或公证员设立了遗嘱就做好了财富安排，买了保险就可以让财富安全“高枕无忧”。实际上，单单能在中国本土运作的财富传承工具就至少有二十余种。而且不同的财产类型，比如公司股权、知识产权、房地产、古董字画、金融资产、网络资产等等，再加上其它散布在境内外的财产，会使其财富传承所面对的因素更复杂，绝对不是单一工具能通盘解决的。“一个高质量的传承方案需要通过家族信托、保险、基金等不同工具的功能搭配来实现，而前提是要找到可委托的‘总设计师’—一家独立、专业的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同时高净值家庭必须先如实申报自己所有财产与负债，由专业机构调查与评估后设计综合性的整体方案，科学高效地进行筹划。”龚乐凡指出，“身后传承”筹划是一件耗时费力的事情，首先要运用好最基本的工具，例如遗嘱。然后要娴熟运用保险、信托（境内和境外）、公司架构、移民和税务筹划等工具，综合进行家族的财富规划。

“我们碰到最常见的案例就是企业股权的传承。在海外的公司，股权装入信托，在架构设计、税务安排等方面较为简单易行，因此也比较常见。而境内的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股份要置入信托，则面临高昂的税负以及证监会对信托的限制问题。境内的房产如果要置入信托，房产过户所触发的金额不菲的各种税负也让人望而却步。”龚乐凡举例，如果在有限责任公司转变为股份有限公司之前，就能搭建一个家族持股平台，那么在未来如果创始人去世，股权传承纷争的不确定性就会降到最低，也有助于公司股权架构的长期稳定。另外，家族企业也可以考虑搭建跨境的安全合规架构，“这种做法必须注意的是要满足国内商务部、外管局的审核规定，确保合乎中国以及境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在龚乐凡看来，越是有企业希望传承的高净值人士，“尽早规划”的紧迫性越强。龚乐凡指出，我们所处快速发展的经济环境中，政策环境也在不断变动之中，假如未来房产税、赠与税、遗产税等开征，再作相关的筹划必定会带来更高的成本。另一方面，高净值人士自身及所拥有的财富（包括企业）也处于变动的风险之中，错过了一些时点，往往不可逆转，直接意味着财富的损失。“所以，传承规划的关键之一，就是时间管理与时点把控，越早开始越主动。最健康的时候做筹划，无疑是成本最低的时间点。”龚乐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