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在官场上追逐权势，偷鸡不成蚀把米的事常有发生。

汉朝有个官员叫贾捐之，此人说来有些来头，他的曾祖父就是大名鼎鼎的贾谊，活跃于汉文帝时代的著名人物。贾捐之在汉元帝时代担任待诏，为皇帝提供一些咨询服务，级别不算太高，但有机会接近皇帝。贾捐之谈起国事来，颇有些见识，议论也比较深刻，因此一度得到汉元帝的信任，多次受召见，意见也常被采纳。

当时有个宦官叫石显，专门负责在皇帝和臣僚之间传递信息。这样的宦官往往炙手可热，因为他们掌握着皇帝的日常信息来源，很多官员想见到皇帝，要通过他们。贾捐之和很多读书人一样，看不起这种专权跋扈的宦官，多次批评乃至于诋毁石显。后来石显就利用职权之便，从中作梗，阻挠贾捐之见皇帝，导致贾捐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升不了官。

贾捐之当然不肯善罢甘休。他有位做长安县令的好朋友叫杨兴，虽然只是个县令，但长安县是当时西汉首都下辖最重要的一个县，所以杨兴有机会进入皇帝的视线，此时杨兴正好因为才能得到汉元帝的欣赏，成为经常能见到皇帝的新晋官僚。贾捐之就想走杨兴的路子，找机会再觐见皇帝。于是就对杨兴说，最近京兆尹这个位置空缺，如果能让我见到皇帝，我肯定能说服皇帝把京兆尹的位置给你。京兆尹是管理首都地区的首席长官，从长安县令升到京兆尹，相当今天北京一个区的区长升到北京市长。杨兴听完之后当然很高兴，就对贾捐之说：皇帝曾当面夸奖我，说我很能干，你能在皇帝面前帮我美言，我同样能在皇帝那儿帮你升官。杨兴说：“君房下笔，语言妙天下，使君房为尚书令，胜五鹿充宗远甚！”（《资治通鉴》卷二十八）君房是贾捐之的字。杨兴这话的意思是，贾捐之文笔高超为天下之冠，有这样的本事，当什么样的官最合适呢？做尚书令最合适，比现在这个官位上的五鹿充宗（五鹿是复姓）肯定称职多了。尚书令用今天的话说，相当于皇帝办公室主任，主掌各类文书。

贾捐之听完之后十分兴奋，说：“令我得代充宗，君兰为京兆。京兆郡国首，尚书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则不隔矣！”（《资治通鉴》卷二十八）君兰是杨兴的字。贾捐之的意思是：尚书是百官之本，京兆是天下首府，要是我来做尚书令，你来做京兆尹，这个国家还愁得不到治理吗？那些有才能的人还愁没机会得到皇帝的重用嘛！八字根本没一撇，两个书生就这么相互吹捧、共同幻想着，踌躇满志，好像官位已在他们囊中似的。

两人经此密会之后开始寻找机会。首先杨兴让贾捐之不要再找石显的麻烦，石显现在是最能在皇帝面前说上话的人，想升官可千万不能得罪他。然后呢？杨兴就让贾捐之一起写奏章给皇帝，要转说石显好话。贾捐之居然真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仅不再批评石显了，反而认认真真写了道奏章，大肆表彰石显是个好人。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贾捐之这个人的人品大有问题。一开始到处批评石显，现在为了升官又来说石显好话。既然如此，那你之前批评他又是为了什么呢？最后贾捐之还建议皇帝，要给石显赐爵，提拔石显的兄弟。

事实上，石显就是个仗势弄权的宦官，很多士大夫对他有意见。其中有些人对他有意见是出于道义，自始至终和他作斗争，不向权势低头。但也有些人对他有意见，是出于羡慕嫉妒恨，恨不能自己取而代之。今天的社会也是这样，有些人痛恨官员腐化，是为了追求社会正义，也有些人今天大骂贪官，明天上了位比他还贪。所以孔子说，若要全面看一个人，必须“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即不能光听他怎么说，关键是得看他怎么干，贾捐之就是典型的例子。

贾捐之和杨兴还是太幼稚了，以为向皇帝说了石显的好话，石显就不会阻挠他们的计划。石显又怎是吃素的，这种小伎俩岂能骗得了他。况且石显是汉元帝面前最红的大红人，还稀罕你一个见不到皇帝的人替他说好话吗？令贾捐之、杨兴想象不到的是，石显不仅没有领他们的情，反而反戈一击，要利用这次机会除掉他们。石显打听到贾捐之和杨兴之间的交易（即相互期许在皇帝面前替对方说好话以求美官），立即向皇帝举报，说他们暗地里兴风作浪。汉元帝派人追查，最后办案官员的结论是，贾捐之与杨兴“怀诈伪，更相荐誉，欲得大位，罔上不道”。（《资治通鉴》卷二十八）贾捐之遭弃市之刑，也就是斩首于市，杨兴被削夺官制，贬为刑徒。贾捐之、杨兴“求福得祸”的根本原因，在于想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不正当的利益。既然手段和目的都不正当，当然容易落下把柄遭人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