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显示，国内的高净值人士目前的平均年龄在55岁左右，基于外部大环境的变化与复杂的内部家族状况带来的巨大压力，已经开始希望通过法律结构来对财富进行实质性的保护、传承及分配。睿璞家族办公室创始人郭升玺认为，家族办公室是对（超）高净值家族的完整资产负债表进行全面管理和治理的机构，而高净值人士选择家族办公室作为财富传承保护架构时，在架构规划的前、中、后三个阶段，高净值人士各要做到三个必选项，其个人和家族得到的保护才能最大化。

一切开始之前：明确问题，甄别机构 以郭升玺的经验看来，在国内高净值人群中普遍存在的首要问题是只知道“我要传承”而不知“我的问题是什么”。

郭升玺告诉记者，大多数对家族办公室有兴趣的客户，都是担心资产安全、子女接班、商业风险乃至于不足为外人道的家事问题。“你必须如实说出真实情况，比如有两次婚姻，孩子不愿意接班，婚外恋情和非婚生子女，公司都是代持，等等。通过这些实际的问题，从业人员才能提供出相对适合的解决办法。” 因此郭升玺提醒，在进行所有架构之前必须做的首要一步是自我审视—厘清自己的问题，找到想要控制的风险。 

家族办公室初期与客户接触的第一层面就是法律问题。“我们一般都会让客户填写一个需求表，用文字把自己和规划涉及人员的状况和需求描述出来。”郭升玺告诉记者，这张表完成的是一个双向的测试，专业人士通过这张表格画像可以给高净值人士规划一些清楚的方向，与此同时，客户也可以通过这张表，了解对方从业人员能够提出什么样的解决方案。“面对解决方案，高净值人士要敢于挑战，提问你担心的状况：如果我要更改受益人怎么处理？如果我要调整受益比例怎么处理？如果我要增加保护人怎么处理？”郭升玺说。

资产安排规划中：不买产品，找“管家” 高净值人士想要解决的问题往往涉及法务、税务、金融、移民等多重组合因素，单一通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或者移民公司都无法解决。“家族办公室会根据你的实际利益需求，寻找最适合的综合解决方案。”郭升玺举了个例子：贾先生一家居住在中国，太太是加拿大国籍，小孩在美国出生，贾先生在中国香港某私人银行开户，账户下有存款、股票等资产，还购买了大额保单，并进行股权投资；在新加坡，他主要持有现金和股票投资，而不动产集中在中国和美国—在国内拥有多套房产，在美国购买了两套房产。这时他要制定一个财产的整体传承规划。“比如贾先生需要设立一个离岸信托，将股票、现金及保险等资产放到离岸信托当中，受益人可以包括太太及孩子等。再比如在美国的房产，设立一个美国在岸信托，将房子放在信托中，可以节省遗产税以及赠与税。再比如中国的房产登记在贾先生名下，不能直接放在信托当中，需要在国内成立一个公司A，将房产放在A公司名下，然后离岸信托下成立一个SPV公司（指特殊目的的载体，也称为特殊目的机构/公司），将A公司的股权100%转让给SPV公司，这样一来，A公司就变成了外商独资企业(即WOFE，Wholly Owned Foreign Enterprise)，国内的住宅通过这个结构成为了离岸信托中的资产。将资产放入信托当中，将来贾先生离世后，其妻子、子女或其他指定的信托受益人，仍可以持续享受信托资产带来的收益。” 

郭升玺进一步解释，上述案例里牵涉到的细节非常多，包括税务、银行监管等等。所以高净值人士需要的家族办公室，应该是能够把各方面的专才结合在一起成为“全面通才”，为高净值人士提供综合解决方案。“因此一个真正的家族办公室，应该是站在你背后的管家，完全站在你的立场有效管理你的多种需求，而不是一个产品的贩卖者。” 

架构完成后：正视逻辑缪误，目的是“保护”而非“躲藏” “架构达到的目的绝对不是‘这样就不会被发现’的躲藏式逻辑，而是要让高净值人士能清楚地了解到‘按照法律，为什么我受到保护，以及它的风险在哪？’”郭升玺认为投机性的躲藏逻辑是不可取的，“有些财富人士等到快要东窗事发甚至意外已经发生时才向专业人士求助，幻想通过多花点钱亡羊补牢。”郭升玺告诉记者，“我认为特别需要提示的是，信托并非一旦设立就可以‘避税避债’，它存在一个追索期。在信托设立好之后，如果你的债务人知悉了这个信托，他就可以在一定时间内（追索期）追到信托的设立地，要求你把信托打开。” 

“一个人的债务已经产生才去设立离岸信托，那么他设立信托的意图就非善意。也就是说，为了躲避已经产生的债务而设立的信托，很容易受到挑战并被法院视为‘恶意信托’而失去效能。” 郭升玺指出，资产保护架构并非一设立，就可以达到“债务隔离、税务优惠、传世万代”，这只是一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