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生死，马克·罗兰兹在《跑着思考：人、狗、意义和死亡》一书中这样写道：人们通常的想法是，死是生命的结束，所以不是生命的一部分。正如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所言，“死不是我生命中的事件”。罗兰兹认为事实有些复杂。

死神没有幽默感

罗兰兹并不认为生与死是两回事，他更多地把生死看作一个从这个世界逐渐消失的过程。从根本上说，生命就是一个删除的过程。“最初我满怀希望，而二三十年以后，事实却证明，我慢慢变得越来越不是原先的自己了。在这个过程中，死亡是公认的重点—它是我消失过程中一个后期的、不可逆转的阶段。这个过程缓缓地继续，直到我可能留下的每一个痕迹、我来过这个世界的每一个标志，都被抹得一干二净。”因此罗兰兹反对用二分法—即生与死，去看待这个问题，他喜欢用大致的三分法去看待它：衰退+死亡+删除=消失。

罗兰兹认为，以为死亡是未来能被安全地封锁起来的事，是错误的。死神没有耐心，在大幕落下之前，一直在微露其容。“我们的衰老，其实就是死亡在以各种方式偷袭我们，让我们大致预览一下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我假性痛风的大脚趾就像一个肿胀、腐烂的死肢。我二十多岁时的结实身体渐渐变得松弛了，就像盐罐中浸泡过久的橘子……死亡很喜欢以这些方式，在剧终之前很早就把自己展示出来。”

罗兰兹说：“我会告诉自己：死神没有幽默感。”一个绝望者在其生物学生命结束之前是什么状况。这是我反复感到的一种恐惧，我见过不少人在生命最后几年的状况，所以知道他们表现出的恐惧和困惑之甚。走向死亡，就是渐渐地、持续地变得无家可归。

个体与整体 死亡与生命的争战

威尔·杜兰特在《落叶：关于生命、爱情、战争与信仰的遗言》中提及，历史上只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衰落；生命只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死亡。这可能是老年的大悲剧，若带着倒置的浪漫之眼回顾过去，只能看到人类的痛苦。

事实上，我们并非个体。我们只是人类的临时器官，是生命这个主体内的细胞；我们死去，不复存在，而生命或许依旧年轻和坚强。如果要长生不老，成长就会被扼杀，年轻在尘世中就没有了空间。就和表现手法一样，死亡是在清除垃圾，切除多余。

我们把一部分自己从日渐衰老的身体中分离出来，称之为孩子；通过我们那些并不令人泄气的爱，我们把我们的活力放到了这个全新的自我上，然后，从前的自己死去；通过为人父母，我们跨过了代沟，避开了死亡的敌意：即便是在洪水中，孩子依然会诞生；在一辆乱糟糟挤满难民的汽车里，双胞胎突然降生；在一棵树上，虽然周围都是咆哮的洪水，孤身一人的母亲仍在哺育她刚出生的孩子。在死亡的阴影下，生命生生不息。

3000年前，一个人觉得人类能飞，于是他给自己造了一对翅膀；他的儿子伊卡洛斯相信这对翅膀能飞，并尝试飞行，结果掉进了海里：勇敢无畏的生命建立在梦想上。三十代人后，希望把神话带入现实的达·芬奇在他的画作上画了飞行器的平面图和计算结果；他还在笔记中留下了一句话，只要听过这句话，它就会像铃声一样在记忆中回响“要有翅膀”。达·芬奇失败了，并且离开了人世，可生命在继续，梦想也在继续。后来，人类能飞了，长久以来对鸟类的挑战终于有了结果。生命就是这样，可以怀揣一个梦想3000年之久，并且从不放弃。个人失败了，可生命成功了。

一个老人弥留之际，帮不上忙的朋友和号哭的亲戚令他痛苦万分。多么可怕，老人瘦得皮包骨，皮肉松弛，布满皱纹，牙齿已经掉光了，他面色苍白，舌头僵硬，说不出一个字，眼泪浑浊，什么都看不见！年轻不再时，所有的希望和尝试都烟消云散，最后就是这样的结果。70年了，这个人一直在积累知识，过程很痛苦，而且付出了很多努力；他的大脑成为各种经验的储藏库，蕴藏着无数精妙的思想和行动；他的心从苦难中学会了温和，他的思想学会了理解；他用70年从动物变成了人，能够寻找真理，可以创造美丽。可死亡来找他了，毒害他，令他窒息，冻结他的血液，揪住他的心脏，让他的大脑溃决，让他的喉咙发出呼噜声。

死亡赢了。

鸟儿在外面的树枝上欢快地歌唱，阳光倾泻在田野上；花蕾伸展，茎秆自信地扬起头；树液积于树上。是什么让孩子们如此快乐，笑着，叫着，追逐着，不知疲倦？他们真是活力无限，生龙活虎，快乐无边！关于死亡，他们在乎的是什么？他们会学习，成长，去爱，去奋斗，去创造，或许还会给生命提升个等级，然后死去。当他们离开人世，他们会用他们的孩子和为人父母的关心欺骗死亡，而这会让他们的孩子比他们稍稍优秀。

生命赢了。

思考生死是一种有意义的徒劳

“我想象自己是草地上的一座雕像，目睹一代又一代孩子嬉闹着从远处走来，渐渐长大，在我身旁谈情说爱，寻欢作乐，又慢慢衰老，蹒跚着向远处走去。我在他们中间认出了我自己的身影，他走着和大家一样的路程。我焦急地朝他瞪眼，示意他停下来，但他毫不理会。现在他已经越过我，继续向前走去了。我悲哀地看着他无可挽救地走向衰老和死亡。”周国平在《人生哲思录 》一书中如是说，他接着写道：

我忧郁地想：“我不该就这么永远地消失。”

我听见一个声音对我说：“人人都得死。”

周国平指出，人们害怕死亡是对于自己活着这件事实在太习惯了；而凡是习惯了的东西，我们就很难有朝一日会失去。可是，事实上，死亡始终和我们比邻而居。所以，许多哲学人都主张，我们应当及早对死亡这件事也习惯起来，以免到时候猝不及防。在此意义上，他们把哲学看作一种思考死亡并且使自己对之习以为常的练习。

在周国平看来，事实上，恰恰是当一个人即将告别人世的时候，他与世界之间最有可能产生最有价值的交流。当然，前提是他没有被死亡彻底击垮，仍能进行活跃的思考。有些人能够凭借自身内在的力量做到这一点。就整个社会而言，为了使更多的人做到这一点，便有必要改变讳言死亡的陋习，形成一种生者与死者一起坦然面对死亡的健康氛围。

那么思考生死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周国平认为，或许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有意义的徒劳：第一，使人看到人生的全景和限度，用超脱的眼光看待成败祸福。第二，为现实中的死做好精神准备。第三，对死的思考使人更清醒地意识到个人生存的不可替代，如海德尔说的那样“向死而生”，立足于死亡而珍惜生命，最大限度地实现独一无二的价值。

“最后的结局都是一回事。在我看来，我们应该也能够做到的仅是这个意义上的不恐惧死亡。”周国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