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香港《明报》于2015年9月12日报道，中国内地房地产开发企业佳兆业集团（1638.HK）向监管机构及市场披露，其49.25%的控制股权已由原来的郭氏家族信托单一掌控─即三兄弟：郭俊伟、郭英成和郭英智共同持有，变为由郭氏家族的三房各自掌控，新的股权安排为老三郭英智持有16.41%、老二郭英成持有16.42%，而老大郭俊伟的16.42%股权，则由应该是其儿子郭晓群持有。消息一出，很自然地引起市场的高度注视，认为此举可能反映了家族的内部矛盾与分裂，并推测此举应是为了解决投资风险和成员各有不同事业追求等问题，做出的变相分家的决定。

在此之前， 因为家族出现激烈的内部矛盾， 在香港闹到街知巷闻， 甚至轰动中外社会的香港地产业龙头企业─ 新鸿基地产（0016.HK），其掌权的三兄弟（郭炳湘、郭炳江和郭炳联）最终在2014年1月达成协议，同意均分家产。有数据显示，郭氏家族拥有新鸿基地产45.93%的股权，以当时市值计算约为2600亿港元，按三兄弟均分计算，每人可分得15.31%控股权，即约值398亿港元（《明报》，2014年1月29日）。其分家举动，算是克服了早年因家族信托规定控股权“ 不能分拆”的障碍，而令个别有意分家的兄弟没法落实想法，导致内部矛盾恶化，甚至闹得不可开交，产生各种明争暗斗严重伤害的问题，得以暂时划上休止符，回避了一场可能演变成更为严重的家产争夺的官司。

无巧不成书，在不同时代和区域，同样从事地产开发生意，又同样在香港上市，且同样有三兄弟的两个郭氏家族，在家族财产与企业控股权方面颇为相似的安排，可以说为华人家族企业的发展与应变，指出了清晰而相当一致的出路─为了避免家族内部的矛盾恶化与分散投资风险，分家析产、兄弟各走各路，似乎成为唯一途径。到底华人社会是否真的无法回避分家析产的问题呢？分家之后是否必然令家族及企业衰落呢？我们尝试以这两个郭氏家族的故事和分家安排，分两期探讨其背后所反映的各种发展问题和文化特质。

 

新鸿基地产—郭得胜去世24年后郭氏家族不分还须分

在香港，“新鸿基”三字虽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还是有不少人会混淆，以为新鸿基证券、新鸿基银行、新鸿基财务、新鸿基地产等，是来自同一家族，或是由同一家族掌控。事实上，他们之间确有渊源，也有不少纠缠，但现在已并非由同一家族掌控，只有新鸿基地产才掌握在郭得胜家族手中，是香港地产业的龙头。而新鸿基地产的故事，则要追溯到其奠基和拓展人郭得胜身上。

正如笔者在《创业垂统》一书中介绍，祖籍中山的郭得胜，少年丧父，家境清贫，他凭个人努力，于20世纪30年代从中山石岐的小百货店做起，到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各种物资缺乏的情况下，积极开拓百货店生意。澳门香港沦陷后，因为葡萄牙政府属于中立国，澳门能够保持和平的特殊环境，郭得胜继续在澳门经营百货业，从而突破了财富的积累（郑宏泰、高皓，2016）。

抗战胜利后，郭得胜目光敏锐地将生意由澳门转到香港，将业务逐渐做大，并在20世纪50年代起开始投入到“点石成金”的地产业，令投资收益不断增加，生意愈做愈大，不久即跃升为香港地产业龙头，甚至一度被称为“香港首富”（《信报财经新闻》，1990年10月1日）。郭得胜致富过程不但充满曲折，也极富传奇色彩，而其起落兴替和不同阶段的际遇，不仅见证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崎岖曲折，也折射了香港经济与商业异军突起。

当然，新鸿基地产最吸引社会和投资者眼球的重大事件，莫过于20世纪90年代初郭得胜猝然去世，家族企业传到三个儿子（即郭氏三兄弟）手上，以及相隔二十多年后家族决定分家，让三兄弟各走各路两事。前者备受关注的原因是人们一般相信，三兄弟在父亲去世后很难继续走在一起，很可能会旋即分家收场，但这一局面却一直没如预期中发生。后者之所以轰动社会，是由于大家一心以为三兄弟兄友弟恭，同心协力，将父亲留下的企业做得有声有色、青出于蓝，成为华人家族企业极为难得的良好榜样之时，却突然爆出兄弟不和消息，令三兄弟最终还是以分家收场，并再次令家大必分与分家必弱的互为表里印象或观念散播开去。

由于第一件事以及更为早期的郭得胜发迹致富故事，在早前文章中已有不少篇幅讨论（郑宏泰、高皓，2016），这里我们只集中探讨郭氏三兄弟最后出人意料地决定走上分家之途的举动，以及其如何左右家族下一步发展局面的问题，藉以说明社会对于“分家必弱”问题的成见和负面标签，从而剖析家族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所碰到的不同问题，以及由此引伸出来的思考逻辑和应对机制。

 

家族生命终有周期

首先必然注意的，是家族生命周期状况。在郭得胜去世之时，三兄弟虽然已婚，但都仍处初婚的青壮年时期，就算长兄已育有儿子，但仍然年幼，一方面仍能吸引幼弟们（作为下一代的叔叔）的关爱，另一方面还不到为孩子的未来打算太多的时候，所以矛盾尚小。另外当时社会对于郭氏兄弟会否分家问题十分关注，所以会给予家族不少压力，这种情况，有助他们必须自强，以免遭人看扁、奚落，或是让竞争对手有机可乘。以上两个因素，相信既有助激发郭氏三兄弟的危机意识与发奋上进之心，也可消弥内部矛盾，因而令家族企业在接着的一段时间内有了不错的发展。

正因如此，自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三兄弟基本上可以如其父亲生前嘱咐般同心一德、合作无间，并且各展所长，令新鸿基地产能够在香港主权回归前后那段依商重商且政治经济环境暗涌处处的情况下，取得突出的表现，不仅地产业务（地产发展、物业投资）节节上扬，且在物流运输（九龙巴士、载通国际）和电讯科技（数码通、新意网）方面均有不错表现，因而令郭氏家族的财富持续急增，长期与一直被称为华人首富的李嘉诚旗鼓相当，属于香港数一数二的巨富家族，备受中外社会注目（郑宏泰、高皓，2016）。

然而，自进入千禧世纪之后，尤其是在郭氏三兄弟的长兄郭炳湘于1997年9月遭有“大富豪”之称的悍匪张子强绑架，家族在付出巨额赎金令他平安获得释放之后（《苹果日报》，2013年11月28日），社会中有关兄弟不和、常有矛盾的消息不胫而走。当中更夹杂一些婚外情传闻，令各种关系变得十分纠缠复杂，不久便有郭炳湘被逼休假（同年5月被正式罢免主席之职，只留非执行董事身份），暂不担任新鸿基地产主席一职，改由两名弟弟联任的报道（《苹果日报》，2008年2月19日）。

之后，更陆续出现一系列图文并茂有关家族矛盾不断恶化的报道，指出家族内部确有不和的情况（《壹周刊》，2013年4月18日）。然后更爆出新鸿基地产高层（陈钜源）与郭氏家族成员（郭炳江和郭炳联）卷入政府前高层（许仕仁）的世纪贪污案，轰动中外社会（《东周网》，2012年7月13日），并导致家族最终走上了分家之路（《明报》，2014年1月29日）。至于官司的结果，虽然是郭炳联罪名不成立，但陈钜源等罪名成立，而更为不幸的则是郭炳江也被判罪名成立，锒铛入狱，令家族和企业蒙上污点（《财华网》，2014年12月19日）。

令家族出现巨大矛盾的一些坊间说法，其一是绑架事件令郭炳湘受尽折磨，造成精神及心理巨大创伤，影响了他在家族及企业上的表现和关系（《头条新闻》，2014年7月5日；《财华网》，2014年10月3日）；其次是家族为郭炳湘付出了近十亿元的赎金，其他成员似乎觉得不公平，兄弟之间嫌隙扩大（《新浪财经》，2008年5月27日）；其三据传郭炳湘有婚外情，而其情人又卷入新鸿基地产的生意或管理之中，令前两点的矛盾、误解或关系变得更为纠缠复杂（《东方网》，2012年3月31；《星岛日》，2014年8月6日）。

对于以上坊间传闻的孰是孰非，我们实在难做判断，但相信其中既有部分是不争事实，亦有部分属于烟雾与杜撰，当然也有不少只是“加盐加醋”而已。我们如果能以科学而客观中立的治学态度，从不同报道中抽丝剥茧，寻找一些促使兄弟难以团结一致的因由，进而推断分家析产如何被理解为较能保障个人或家族利益的观点与判断─尽管这样的分析亦并非事实的全部，相信应可加深我们对事情发展的认识和了解。

分家的现实考虑

正如前文粗略提及的，首先由于兄弟同心一德（后来证实家族信托早已订立了股权“不能分拆”的规定），相对于20世纪90年代继承父业之时，到了千禧世纪之后，新鸿基地产的资产及生意，无疑已是今非昔比的吴下阿蒙，只基本上仍保持着投资高度集中于物业地产的格局，且以香港市场的占比最为巨大，而这样的投资格局，若与其他华资巨企（例如李嘉诚家族、李兆基家族及郑裕彤家族）相比，很容易凸显兄弟姐妹人数相对较多，但生意投资高度集中的特点。

其次进入千禧世纪之后，三兄弟的子女大多已经长大成人，例如郭炳湘儿子郭基俊、郭炳江儿子郭基辉、郭炳联儿子郭基健（又名郭颢澧）和郭基泓，并先后以不同身份与形式进入集团实习，为继承接班作出具体部署，因而很自然地会促使第二代为各自子女（第三代）的未来事业做出各种较为有利与长远的打算，产生不同层面的竞争，甚至是或明或暗的较劲，家族关系及企业领导格局，因此变得日渐敏感复杂。

本来，兄弟子侄间为了争取表现或领导地位，在不同时期相互竞争属于十分正常之事，而第三代领导地位到底应以何种原则或标准作决定─例如是按照原来长房、次房和三房的长幼之分，还是按照第三代子侄的年龄安排，还是有能者居之等，则都很可能会引来争执和矛盾，因为无论怎样做出恰当安排，必然都会触动兄弟间（各房）核心利益的敏感部分。

第三点不容忽略的是家族可能卷入官司。诚然，有关家族卷入官司的问题，要到很后期才会因纸包不住火的缘故最终暴露出来，但我们不应排除，家族内部或者早已“闻到烟味”─例如法庭消息透露，香港廉政公署其实早在2008年之前，已立案调查许仕仁是否涉嫌贪污，只是初期没有取得实质进展而已（《中国新闻周刊》，2015年2月6日），所以有人希望及早作出风险切割，以免影响自己一方的利益，显得不难理解。当然，也有可能是绑架一事之后，令部分家族成员更为现实地想到，如果任何一方遭遇不测，个人或本房利益到底如何才能获得更好保障的问题，所以也促使其希望及早做出更好的风险管理。

但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是，根据家族信托的规定，家族对新鸿基地产的控股权是“不能分拆”的。换另一角度说，就是大家是“命运共同体”，必须风雨同路、福祸共享。这意味着，无论接受与否，或是成员间即使对某些发展与投资持有不同意见─例如有人对某些铤而走险或是过于激进的投资不认同，但一经决定与执行，自然须紧紧跟随，因为同坐一条船，不能置身事外，就算不喜欢，也只能接受。

沿着以上的分析脉络思考，那么郭炳湘被绑架后患上狂躁症、精神出现问题，或是支付绑架赎金一事激发了兄弟之间的金钱矛盾等，似乎显得不太成立，至少这两点并非问题的核心所在，因为前者可从郭炳湘日后行为举止与事业发展中得到证明，后者则可从其天文数字的身家财产与零碎的赎金数目相比较中，得到更为充分的印证。

更为重要的问题，很可能是第三代已经进入家族传承接班的议程，而某些预期中的投资风险，则很可能让部分成员觉得极为巨大，并不稳妥，且迫在眉睫，大有危机将至之感，所以迫不及待地希望进行“风险切割”，早早脱身。而打破家族信托的制约，要求落实分家析产，则成为部分家族成员觉得最有效分散风险的方法，并且用尽各种方法以达目的。

初期，家族内部成员明显难以摆脱分家必弱的窠臼，所以并不认同分家的要求，但经历了官司困扰，他们也意识到坚持“不能分拆”对家族及企业的伤害不少，因而2014年1月29日（农历十二月廿九）─即进入中国新一年前夕，家族终于发出新闻稿，“欣然宣布”了分家的安排，其重要内容引述如下：

郭氏家族成员欣然宣布，就处理家族权益一事达成共识。依照邝肖卿女士早前向三名儿子均分股权之声明，郭炳湘及其家人，会与两位弟弟及其家人，获得相同数量新鸿基地产股权。（引自《明报》，2014年1月29日）

 

分家后的各奔前程

在郭得胜去世24年后， “ 不分不分还须分”，家族最终决定分家了事，以免矛盾被进一步激化，令亲人关系陷于更为困难的境地。而分家的基本原则，则如中国传统般采取诸子均分的形式，即每名儿子各得一份，女儿没有份。（注：郭得胜早年娶有一妻并育有一女，后妻子去世，其所生的女儿日后移居海外，甚少与家人联络。郭得胜后来续弦，娶了邝肖卿。邝氏为郭得胜生了三子二女，长女郭婉君壮年时去世，幼女郭婉仪在新鸿基地产中任职，但女儿没得到与儿子同等的控股权分配。）按当时新鸿基地产的市值计算，每名儿子可分得约398亿港元的家产。据《明报》进一步报道， 分家后， 身为长兄的郭炳湘，会离开新鸿基地产（俗称“新地”），另谋发展，两名胞弟郭炳江和郭炳联，则会继续留在“新地”这个家族主干企业中。该报道如下：

郭炳湘对“新地”未来持续增长和盈利能力充满信心，郭氏家族亦感谢他对公司多年来的贡献，祝愿他日后成功。郭炳湘则确认“新地”的公告内容，表示满意职务的交接，称感到十分荣幸曾经出任“新地”主席及非执董职务。他希望将来有更多时间投入发展个人事业、慈善、艺术、社会福利及教育工作，因此辞去“新地”非执行董事。他又称十分感谢母亲、弟弟和家人支持他这个决定。（《明报》，2014年1月29日）

完成了分家的框架性安排后，郭炳湘一如承诺般辞任新鸿基地产和旗下新意网的非执行董事之职，全身而退，然后只身外闯，另辟蹊径。据《明报》在同年6月8日的报道，一心想另起炉灶的郭炳湘，于2013年底已重金礼聘法国巴黎银行前高层胡壮强加盟，担任旗下私人旗舰公司帝国集团─一个值得玩味的公司名称─投资总监，市场消息更表示，2014年初，郭炳湘通过抵押手上的“新地”股份融资，为大展拳脚增添更多弹药。

除此之外，报道又指郭炳湘还联合长江实业合作发展亚皆老街项目君柏，以及和丽新发展共同发展将军澳住宅项目（《明报》，2015年6月8日）。以上的举动显示，一直渴望分家的郭炳湘，既没有表现出有什么狂躁症，影响工作与社交，还表现得雄心万丈，明显让人觉得并非想在分得家产后慢慢享受人生，不再打拼事业，而是恰好相反，仍然斗志旺盛，想要另有一番作为。

 

分家后的靓丽业绩

另一方面，郭炳江和郭炳联两兄弟也没因为分家及官司的打击表现出有所畏惧或失去分寸。从报道中，我们不难发现，郭炳江一方面向法院提出判罪上诉，另一方面则付托儿子郭基辉，要求他子代父职，与郭炳联一同管理好新鸿基地产，而郭炳联也先后安排两名儿子郭颢澧与郭基泓进入公司，种种举动无疑是在加快第二代向第三代传承接班的步伐，作为应对危机与挑战的重要策略（《明报》，2016年10月6日）。事实上，尽管家族遭遇分家与官司的双重打击，但新鸿基地产所受到的冲击并不如预期般巨大，起码根基仍然稳固，并没出现如某些市场流言般的分崩离析。让我们以新鸿基地产的股价指数增长率、净收益率及资产总值三方面在2000年至2015年的变化作出说明。

首先，在公司股价指数增长率方面，图1是新鸿基地产近15年股价指数增长率与恒生指数增长率的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其表现基本上与恒生指数步伐一致。当然，在2010年之前，新鸿基地产的表现较恒生指数略胜一筹，但2010年之后，则反较恒生指数逊色，此点很可能与家族受内部矛盾及官司困扰有关。另一方面，我们又不难看到，公司其实甚受经济景气所左右，例如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后股市楼市不兴，2003年“非典”后经济低迷，以及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冲击香港金融等，均令新鸿基地产的股价指数出现明显下滑。

其次，在公司净收益率方面，新鸿基地产的表现尤其突出。在过去的15年间，其净收益率从没低于20%的水平，而其起落和辗转发展，则与大市的上涨情况基本相同。扼要地说，2000年至2005年间，公司净收益率相对较低，而2005年至2008年间增幅尤其急速，2008年至2009年间则大幅下滑，2010年则急速反弹，2010年至2015年间的增幅虽然放缓，但仍较2000年至2005年间高。由此点看，自2008年开始呈表面化的家族矛盾及官司困扰，似乎没有直接冲击公司的净收益率（图2）。

至于在公司资产总值方面，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其总体表现颇为突出的一面，似乎没有呈现受到家族内部矛盾与官司所打击的迹象。简单来说，2000年至2004年间，公司资产总值“持平发展”，一直维持在1700亿港元，没有太大变化，但自2004年后，则逐步上升，只在2008年出现短暂放缓，然后又是持续增长，到了2015年，公司的总资产已达6041亿港元，可见就算家族爆发内部矛盾与深受官司影响，但公司的资产值在不断上扬（图3）。

受到家族及企业的生命周期所影响，自20世纪90年代由第二代接掌后的新鸿基地产，确实有过一段十分光辉的发展岁月，关键所在则相信是与兄弟能够同心一德，全力开拓有关。但是，自进入新千禧世纪之后，企业与家族的发展明显已经进入另一阶段，尤其是如何为第三代的接班作出安排之时，令团结一致的力量渐减，反而渴望自立门户的分裂诉求则不断加强。可惜，家族成员未能全面客观地看待这种内部力量与诉求的转变，仍然固执于分家不利家族企业发展的刻板与负面印象，没有认真思考，作出调整，结果令问题持续恶化，给家族和企业的发展带来了难以弥补的伤害。

 

佳兆业集团—郭英成三兄弟放弃共同持有郭氏家族早分胜迟分

相对于新鸿基地产较长的发展历史、名气较大，且已筹划由第二代逐步传承给第三代，佳兆业集团则发展历史较短，名气略低，且只处于第一代创业壮大阶段，虽然也有了第一代在仓促间筹划传承给第二代的迹象与安排，但两者毕竟有很大差异─尽管其中也有不少惊人相似之处。本文将两者进行比较，聚焦点在于中国的继承制度与分家安排，原因正是针对坊间对分家问题长期存有偏见，觉得分家对于家族及企业一无是处。我们挑选这两个案例作比较，希望藉此说明分家并非如坊间想象般负面，分家析产在华人家族企业的发展进程中，其实有利有弊，不应一概而论，尤其不可低估分家的正面作用，例如促进家族企业走向多元化，或是反过来说低估强求不分家所产生的潜在风险或问题。

 

深圳发迹

首先，佳兆业集团的郭氏家族，由于其家族背景与致富过程等资料相对缺乏，综合坊间众说纷纭但却相信来自单一源头然后不断被引述的说法，佳兆业集团乃祖籍潮汕普宁郭氏三兄弟─郭俊伟、郭英成、郭英智─于1999年在深圳创立的一家民营公司，领军人为老二郭英成，主力则在于地产开发，业务集中于广东，尤其是深圳，而公司选择在香港交易所的主板上市。

进一步资料显示，在1999年之前，郭氏三兄弟似乎籍籍无名，家族财富亦并不很丰厚，因为“未搞房地产生意之前，我们在潮汕一带做贸易及工业生意，因为见同乡搞房地产生意有声有色，所以自己也参与其中。”（《理财周报》，2013年7月22日）。有媒体在深入采访后有如下介绍：

郭英成在一个名叫铁山洋的穷困村子长大，村里点缀着祠堂和土坯房。那里的居民说，郭英成是当地一家店主的儿子，16岁离家，投奔在海南岛的叔叔，然后他就在那里卖鱼、买卖进口商品。“改革开放后他去了海南，”该村一位村民郭温雄（音）说。“那时他卖一些家居用品，能卖什么就卖什么，后来他的生意做发了，就把兄弟们带到了海南。”（Barboza，2015）

这就是说，与很多内地民营企业一般，走上经商之路始于改革开放之后，牵头人则是郭英成，他年轻时曾在海南岛跟随叔父做买卖，到生意有一定基础之后，又把其兄（郭俊伟）其弟（郭英智）拉在一起，增加发展实力，然后于1999年左右将发展基地转到深圳，并成立了佳兆业集团，进军本大利大而当时又属方兴未艾的物业地产生意。

后来的故事是较多人知悉的，郭氏三兄弟如何凭着通过收购烂尾楼以发展商住物业的“化腐朽为神奇”投资策略，在深圳迅速崛起，扬名立万，令佳兆业集团成为一家开发物业地产的名牌，其中尤以2000年启动的深圳布吉桂芳园项目、2003年发起的深圳市佳兆业中心项目，以及于2005年走出深圳，在广州市发展的中诚广场项目三者最受市场注视，亦令佳兆业集团赚得“盆满钵满”，郭氏家族的财富亦水涨船高（吴思丹，2015；佳兆业集团）。

 

金融制胜

在三兄弟同心协力打拼下，佳兆业集团在短时期内取得了极为突出的成绩，他们并未自满，再接再厉，乘胜进击，其中更为重大的决定，则是在经过连番筹划与铺排后，于2009年将集团在香港交易所成功上市─在此之前，三兄弟已取得了香港居民身份，且已成立了佳兆业集团在香港的办事处，将企业发展推上另一重要台阶，家族的财力、人脉关系及社会地位，自然因而获得大幅提升。至于最能说明此点的，则是佳兆业集团上市时，除了吸引了不少国际著名投资者如瑞士信贷（CreditSuisse）、凯雷投资集团（Carlyle Group），以及淡马锡控股公司（Temasek Holdings），更受到不少香港著名商人如郑裕彤、李兆基、蔡志明、杨受成和刘銮雄等垂青，所以相信三兄弟亦和他们建立了不错的人脉关系（吴思丹，2015；Barboza，2015）。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大制度创新是股票市场，利用这个制度，社会中的资本供应与资本需要可以得到有效连结─即是需要资本以推动业务的企业，可以利用股票市场的制度，通过发行股份和分享股息筹集资本；而手上有闲钱并想进行投资的社会大众，则可通过购买企业股份和分享股息成为股东，大家各取所需、互惠互利，亦共同承担风险，而更为重要的事情是，有了强大的公众资本后台，不少上市企业随即有了脱胎换骨的发展 （郑宏泰、陆观豪，2013）。新鸿基地产便是其中的例子，在上市后取得了十分巨大的突破。

雄心勃勃的郭英成三兄弟相信亦对公司上市后的发展前景有一番美好憧憬，希望可以更上层楼。从公司披露的资料看，佳兆业集团创立伊始，郭氏三兄弟已在发展地产业务的同时，大力发展金融生意，并设立了一个名叫富昌金融集团的企业，作为统领连串金融生意的旗舰，然后在其下开设多家全资拥有的子公司，包括富昌证券、富昌期货、富昌融资、富昌金业及深圳富昌易贷等，其中又以富昌证券最具实力，此公司属香港50大券商之一（《每日经济新闻网》，2015年5月6日），而担大旗的（主管富昌金融集团），则是身为大哥的郭俊伟。

郭氏三兄弟明显认识到走好金融棋子，便能全盘皆活的方向，并利用其不同金融公司与工具，支持佳兆业集团在内地不同层面进行投资、购地和开发，实行全力出击、大肆扩张，并迅速形成了现代社会所说的“金融控股公司”，不但实力大幅壮大，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亦同步上扬。

事实上，从公司公布的资料看，上市后的佳兆业集团，在股价指数、净收益率和资产总值三方面，均获得相当不错的表现。举例说，在股价指数方面，上市翌年及第三年的股价资料显示，其变化与恒生指数相去不远，2013年及2014年则较恒生指数为佳，只有2015年又因公司下跌较大而表现较差，但以平均指数计，则相去不远（图4）。

在净收益率方面，由于公司要上市的缘故，所以披露的资料较多─根据香港交易所的规定，公司必须披露上市前两年的盈利状况，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公司较长时间段的表现。明显地，在2007年至2010年间，公司的净收益率虽然一直维持在一成至两成之间，但呈下滑之势。2011年有了大幅度急升，可惜翌年又大幅回落，然后在接着数年间持续滑落，但净收益率基本上维持在一成以上的水平，算是一个不错的数字（图5）。

在资产总值方面，公司基本上维持着逐步上扬的势头，例如由2006年的5.72亿元，上升至2009年的17.86亿元，然后是2013年的87.61亿元，其速度不可谓不快。之后则因公司停止交易，我们没法获得这方面的资料（图6）。虽然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公司在停牌之前，基本上表现出持续上扬的趋势，没有任何失去发展动力的迹象。

简单来说，强大有力的金融力量，令佳兆业集团的地产发展更能遍地开花，在全国不少重点城市搜购土地、大兴土木，尤其是在深圳和广州以外的上海、北京及珠海等地扩散较急，“并在全国拥有近40个城市更新项目”（吴思丹，2015），最有力的指标，则是截至2014年6月底，佳兆业集团的总土地储备（建筑面积）已约有2360万平方米，而“2014年设定的销售目标是300亿元”（吴思丹，2015）。与此同时，集团更意气风发地与国际著名酒店品牌万豪集团签订合作协议，计划在深圳兴建世界最高的建筑物之一（Barboza，2015）。

 

巨大风险隐患

然而，扩张过急、战争太长，必然会产生消化不良与补给难以为继等问题，给企业发展带来各种各样难以应对的问题，而更为致命的，则是系列“旧改”（包括收购旧楼和烂尾楼）项目由于牵涉太多是非纠纷与利益转移，很容易滋生权力寻租与私相授受问题，给集团的投资和发展埋下了巨大风险。

可惜，郭氏三兄弟似乎尚未察觉当中的潜在巨大投资风险，及早作出适当的分散投资风险安排，或者说“只知进攻，未做好防守”，因而遭遇了日后的巨大危机，招来致命打击。事实上，如果他们能够作出较好的风险评估和管理，例如及早以分家析产的方法进行财产分割，避免“将所有鸡蛋放在同一篮子中”，则相信不至于出现整个家族日后陷于困局的问题。

综合中外报章报道和分析，令佳兆业集团进入风雨飘摇时期的触发点是2014年12月2日，旗下5个位于龙岗区的楼盘遭锁定禁售。同月，另有多个楼盘被禁售。紧接着的2014年12月10日，佳兆业集团晚间发布董事会重大调整公告，公司创始人郭英成将辞任执行董事、董事会主席、提名委员会主席、薪酬委员会成员及公司授权代表等一切职务，郭英智将调任非执行董事，而集团副主席谭礼宁也将辞职，股票则暂停交易。其中最为触动市场神经的，则是郭英成卷入了深圳贪腐案（《香港商报网》，2014年12月11日）。

受到这一惊人消息和人事上剧烈动荡的影响，集团经营状况急转直下，至于本身一直热衷于“财技”，而实际上集团的融资规模又颇为巨大─除了国内机构投资者，更有境外金融巨头如贝莱德（BlackRock）和富达投资（Fidelity Investments）等国际大型基金或债券公司，其中的海外募集资金总规模据说高达25亿美元（Barboza，2015），显示当时公司的债务压力。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海外债权人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和公司举动，表现得相当担忧。事实上，各地债权人立即纷纷要求冻结佳兆业资产以确保可以收回资金，减少损失。面对这一局面，尽管佳兆业集团想尽方法应对，但一时间实在难以应对。具体的方法是利用债务重组的计划，提出削减债券利率和推迟支付的方案。但这样的方法，实际上只是将债券的价值减半而已，并没什么实效，所以不久便出现了现金断裂的问题（Barboza，2015）。

到了2014年12月31日，公司更因没法偿付早前向汇丰控股借贷的大约4亿港元（5160万美元）债务而被指信贷违约，事件可能触发其他潜在交叉信贷违约问题，给公司的财务状况造成更为重大的不利影响（《凤凰财经》，2015年1月7日），令公司资讯不透明的问题变得更为尖锐，加上公司卷入贪腐案等，很明显让人觉得公司正处于风雨飘摇的极危险边缘。

面对危机与格局，郭氏三兄弟想方设法进行营救。从报章报道中，我们得知，在郭英成和郭英智等管理层辞去职位后，公司开始构思通过出售旗下资产与股权的方法进行自救，其中又以与万科集团洽谈最为重要，可惜双方一时间无法达成一致协议。为此，公司与另一地产开发商融创中国接洽，寻求合作与支持。

到了2015年2月4日，香港交易所披露了佳兆业集团股权转手的消息，指融创中国已于2015年1月底以均价每股1.8港元的价格，收购郭氏家族持有佳兆业集团合共25.3亿股的股票（占佳兆业集团股权的49.25%），总收购价达45.5亿港元（《新浪财经》，2015年2月6日）。至此，公司危机似已化解，郭氏家族应是放弃了由其一手创办的佳兆业集团。

 

迟到的分家

然而， 情况却在2015年中旬又发生了巨大变化。2015年4月13日，公司突然宣布原于前一年底辞任主席的郭英成，重获委任为主席（ 《文汇报》，201 5 年4月14日） 。由于此举既意味着早前与融创中国达成的交易可能告吹， 亦暗示早前指郭英成卷入贪腐案或已解决，市场自然高度关注，起码会被解读为外部危机已有所缓解。

据报章的进一步报道，佳兆业集团在深圳的部分预售楼盘，已暂获解封，可以发售；其次，又指公司获得生命人寿贷款13.77亿元（约17.4亿港元），令其可以暂纾财困。一如市场预期，到了5月份，融创中国宣布中止收购计划，令佳兆业集团的控股权返回郭氏，只有股票仍继续停牌，显示核心问题尚未解决（Barboza，2015）。

大约四个月后的2015年9月8日，郭氏三兄弟再次向市场披露重要举动，而这次的做法，则让市场解读为三兄弟“分家”告终。正如本文开篇时所引述，郭氏三兄弟将本来由家族信托共同持有的49.25%佳兆业股权“清仓”，重新进行股权调整。而经重新调整后的股权分配，则是股权均分，即郭英智持有16.41%、郭英成持有16.42%，而郭俊伟没持有股份，由相信是他儿子的郭晓群持有16.42%（《明报》，2015年9月12日）。

至此，我们可以粗略看到，家族企业发展的三个重要轨迹：创业时，兄弟同心协力，令企业取得突出成绩；壮大时兄弟仍能合作无间，企业不断发展；但到了重要阶段，或面对巨大挑战时，则会分家告终。决定分家的其中一个重要考虑，则一如报章所云“料为分散风险”（《明报》，2015年9月12日）。就是说，兄弟并肩前进的做法，虽可发挥更大力量，但明显会产生投资及风险高度集中的问题，因而会削弱家族应对变故的能力，尤其当那些危机与挑战是冲着整个集团或家族而来。分家析产、兄弟各有不同发展，“不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篮子里”，自然别具投资意义，所以在经历重大困扰后，佳兆业集团的郭氏三兄弟，最终选择走上分家之途，但那时其实仍是太迟了，而不同时期的不同思考，则最值得我们深思细味。

郑宏泰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与政治研究中心联席主任。郑教授主要从事华人家族企业与港澳社会政策研究， 并在国际、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数十篇，主持多项香港研究资助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项目及台湾蒋经国基金科研项目。

高皓博士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战略合作与发展办公室主任。高博士在家族宪法、家族信托、家族办公室等领域有前沿研究，并担任《 家族企业治理丛书》、《家族财富传承丛书》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