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周易·系辞上》

他们是改革开放初期最早一批辞去公职、投身商海的开拓者；他们凭借技术和头脑，短时间内将资产由千元变成千万；在“万元户”的说法刚流行时，他们的资产已过数亿，而此时他们却开始了“和谐式分家”；之后他们带着鲜明的性格特征各自发展，成为中国富豪榜前列的常客；他们就是希望集团的创始人—刘氏四兄弟。四人齐心创办的企业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从当初的四川新津县新良种场发展为如今的希望集团，成为中国新兴企业发展的典型代表。那么，他们的创业历程是怎样的呢？国运、家运和个人命运的交织中，他们又做出了怎样的选择呢？本文即试图对刘氏四兄弟的创业史进行回顾，从他们的经历中为中国的家族企业找寻可资借鉴的启示。

 

苦难历程

四兄弟的名字是刘永言、刘永行、刘永美（陈育新）和刘永好，加上妹妹刘永红，合起来就是“言行美好红”。据说，这样一组带有鲜明时代烙印的名字，早在兄弟几个出生以前，父母就已经定下来了。刘永好曾解释说，父母取名的寓意就是希望他们会说话，会做事，心灵美。

尽管带着美好的寄托出生，四兄弟的童年生活却远称不上幸福。刘氏四兄弟出生的四川新津县古家村是出了名的穷村，民谣中唱道：“肖坝子，古家槽，烂泥杂草长齐腰。锅里无米煮，灶里无柴烧，有女不嫁古家槽。”甚至由于家庭生活困难，老三刘永美在两岁时就被过继到新津县顺江乡古家村陈耀云家，改名为陈育新。四兄弟如何通过艰苦卓绝的创业改变命运，乃是后话。刘氏家族的故事还要从四兄弟的父母刘大镛和郑康致夫妇讲起。

 

跌宕起伏的国运和家运

在希望集团四川新津基地研究所大院翠绿的草坪上，矗立着夫妇二人的雕像：左边的郑康致留着短发，一件毛衣搭在她腿上，凝望的双眼充满着慈爱、自豪、欣慰与一丝眷恋；右边的刘大镛面容清瘦，戴着眼镜，透露着睿智的光芒，手拿一本书，目光眺望着远方。每当清明或者其他重要节日，兄妹们就会放下手上繁忙的事务赶到这里，缅怀双亲。

刘大镛是重庆巴县人，出身于贫寒家庭，从小陪地主家的少爷读书，结果竟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重庆高等工业学校。彼时，中国私营经济创造了一个短暂而辉煌的发展时期，如荣宗敬的申新纱厂、陈光甫的上海银行、虞洽卿的三北轮船公司、卢作孚的民生公司、范旭东的永利碱厂等，都进入了繁荣昌盛时期。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回望这段历史时，乐观地宣称：“民国时代，中国重新构建了社会的上层结构。其中，商人阶层的整体崛起，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国外的许多观察家也对当时中国的经济持极为乐观的态度，英国驻中国商务参赞在报告中高度评价了中国私营企业家：“中国私人资本家能够使他们适应现代经济需要，这一点表现于私营华人企业，例如面粉工业、纺织工业、电气工业以及其他许多工业数目都见增长。这种增长体现了中国人自己，以及全世界大多数人对于这个国家的未来所抱信心。”如果这种美好光景持续下去，勤奋好学的刘大镛通过知识改变命运是大有可能的。然而，这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随着1931年9月18日夜在中国东北突然响起的枪炮声戛然而止。从这一天起，中国卷入了长达14年的抗战之中。这一年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也成为刘大镛人生命运的一个重要拐点。刘大镛在抗战初期成为享誉重庆的救亡宣传队“暴风歌咏队”的指挥。1938年6月，中国抗战史上最大的一次战役—武汉会战，激烈地展开了，爱国企业家卢作孚，正在离战火不远的宜昌，指挥着他的民生公司进行着一场后来被称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宜昌大撤退，将大量商用和军用物资转移到了四川。

而就在同一年，刘大镛在重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但刘大镛不久后便遇到了一个大麻烦。当时，刘大镛常常抛头露面参加革命活动，所以，遭到国民党的追捕，组织上将他转移到成都地政学校，后来又派他打入国民党内部工作。和刘大镛单线联系的人是当时的重庆地下党委书记，但不凑巧的是，这位重庆地下党委书记于1941年突然去世，这使得刘大镛变成了一只失线的风筝，他的这段革命历史也随之悬在了半空中。后来迫于无奈，他只好辗转以民盟的身份参加革命工作。但这个麻烦却一直如影随形，为他命运多舛的一生埋下了伏笔。

郑康致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在八个兄妹中排行老二。她在十几岁时，便承担起了抚养弟妹的重担。虽然家道中落，而且当时整个社会还处在崇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时代，但渴求知识的郑康致积极追求新思想、新知识。后来，她背井离乡只身南下广东，成为黄埔军校第四期战地女护士班的学员，曾受教于宋庆龄、史良等一批优秀的妇女活动家。北伐战争爆发后，郑康致投入了革命的洪流之中，当了一名护士。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又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参加了抗战救护队。当时，日军的飞机在重庆上空狂轰滥炸，而每当飞机远去之后，冲在最前面的就是抢救伤员的医生和护士，郑康致就是其中的一位。后来，郑康致转业到成都教书，在那里遇到了才华横溢又志同道合的热血青年刘大镛。两人相互倾慕并最终走到了一起。

 

言行美好—最坏时代的新希望

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同年12月8日，刘大镛和郑康致夫妇的大儿子—刘永言，在四川省新津县的农村出生了。然而，国难的结束并没有带来重生的曙光，反而是更大的浩劫。首先是东北。虽然到1945年时，东北的工业规模已经超越上海甚至日本本土，成为亚洲第一大的工业基地。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对资本的垄断和掠夺，到1948年8月上海的物价指数上涨了500万倍，五金器材上涨了1100万倍。因为市场投机盛行，正常的工商业已经难以维持下去了。在这一年，范旭东因为复兴工厂借贷无门，最后饮恨辞世；而卢作孚、荣德生等实业家在战后东山再起的美梦也迅速被官僚资本的巨轮辗得粉碎。1948年6月，刘家老二刘永行也在四川省新津县出生了。他睁开眼看到的这个国家，正处在一个最坏的时代—内战正酣、社会混乱、工业窒息、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生凋敝。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刘大镛担任过新津县人民法院第一任院长、新津县农业局第一任局长，郑康致则成为新津县平冈小学的一名教师。其后的1950年2月和1951年9月，刘永美和刘永好分别出生。新中国的普惠阳光照在了兄弟二人身上，也给凋敝的中国经济带来了新的希望。

1950年，《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对私营经济颁布的第一个制度性法规，明确提出：“在国营经济领导下，鼓励并扶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企业。”由于这个条例的良性刺激作用，1951年成为私营经济的“黄金时代”—当年全国私营企业的户数增加了11%，生产总值增加了39%；私人企业全年盈余达37亿元，比1950年增长了90.8%。此后针对少数不良私营企业主违法行为采取的清查工作被扩大化，最后上纲上线到了阶级斗争的高度。此后，国家陷入很多年的政治运动中，经济陷入泥潭。

家和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国家如此，每家每户的生活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刘家全靠父亲微薄的工资维持生活，经济状况日益拮据。生活窘迫的刘大镛夫妇不得不忍痛将老二刘永行送给一位布商。更倒霉的是，两三岁的刘永行在布商家干活时，不慎从高凳上掉下来摔断了腿，因为没得到及时的救治，整个腿红肿得像水桶一样，不仅被退回了刘家，而且腿疾也成为了他毕生的困扰。

无奈，只能由老三刘永美来继续二哥的命运。当时新津县的农会主席陈耀云对尚在襁褓中的老三十分喜欢，于是决定把他过继抚养成人。刘永美过继到新津县顺江乡古家村的陈家后，先改名为陈顺民，后来等到他快要上学时，生父刘大镛又给他改名为陈育新。陈家人十分善良，虽然抱养了刘家老三，但并没有断绝和刘家的来往，平日里两家还常常互相走动。陈家常常让陈育新挑着一担自家种的瓜果豆角送到刘家去，在全家常常揭不开锅的日子里，这些东西成为全家的救命之物。甚至在后来刘父被打倒、刘母被停止工作后，陈家还经常到刘家来送些东西接济他们。

“文革”期间，刘大镛被打倒遭到批判，并被遣送上山放牛。那时，刘永好只有十二三岁，他几乎每天都要上山给父亲送饭。每天中午到吃饭的时候，刘大镛就会不停地向山下张望，只要一看到刘永好，他就特别高兴。后来刘永好回忆说，当他每天打着赤脚，提着一个铝饭盒，走30里地，见到父亲，然后把饭打开，父亲吃一小半，自己吃一大半，那是他最幸福的时光——既能见到父亲又能吃饱饭。吃饭的同时，抱负远大的刘大镛不忘教育刘永好要敢于拼搏。

刘永好每天除了上学的时间，其余时间都要忙着拾柴火，他要将全家人一年烧火做饭的柴火拾够。运气好时，拾得多了，留够家用的，剩下的还要挑到集市上去卖。有一年夏天，他居然卖了3.5元，这在当时来说，已经算是一笔不小的收入，这也是他为母亲挣来的第一笔生活费。

那时候，丰年才能吃上红薯拌饭，要是遇到庄稼歉收，其生活的艰难就可想而知了。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刘永好来说，如果每天都能吃上红薯白米饭，他就非常知足了。那时，他最渴望的就是赶快进入共产主义。因为母亲告诉过他，只要到了共产主义，“一周吃一次回锅肉，两天吃一次麻婆豆腐”的理想生活就可以实现。也许是童年时期企盼已久而又始终不得的缘故，麻婆豆腐和回锅肉始终是刘永好最爱吃的菜，至今不变。

虽然刘大镛不幸过早被病魔夺去了生命，没能亲眼目睹孩子们的创业历程，但正是父亲当年敢闯才会赢的教诲，在刘氏兄弟心中埋下了创业奋斗的种子。刘永好清楚地记得，“希望”二字最早是老父亲殷殷教诲时常说的词。1979年，父亲刘大镛因病离开人间，临终时给刘氏兄弟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一生想为国家多做点事，但是没能如愿，而你们大有希望。”

 

隐忍创业

少年时的吃苦经历铸就了刘氏四兄弟隐忍坚强的品格，因此一旦外界环境开始发生变化，他们便会破土而出，迅速生长。

“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这是邓小平1979年1月17日会见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古耕虞5位工商业界知名人士时说的话，这句话一传开，全国工商界为之震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一些上海的老工商业者以民间集资方式创办了“上海市工商办爱国建设公司”，后来被认为是中国第一家民营企业。紧接着，温州一个叫章华妹的小贩领到了据说是全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执照，北京的刘桂仙在一个小胡同里开办了首都第一家个体餐馆。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一定范围内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又过了几个月，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一份文件中，第一次提出对个体经济要“引导、鼓励、促进、扶持”的八字方针。

就在城市改革还没有形成浪潮的时候，拥有8亿农民的广阔农村率先进行了历史性的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搞副业、办实体，农民开始从土地中解放出来。1978年起，安徽省凤阳县率先实行包产到户。1982年，国家号召科技兴农，农村又出现了新的一轮建设热潮。在江苏华西村，吴仁宝带领农民办起了小五金厂；在天津大邱庄，禹作敏搞起了冷轧带钢厂。这时候，刘永好生活的古家村也开始实行包产到户了，政府鼓励在搞好生产的同时可以发展多种养殖，原来的社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集体企业。

刘家四兄弟敏锐地嗅出了其中的契机，而一个偶然的家庭事件促使他们开始尝试。

 

1980年春节 吃肉的梦想

1980年春节，当邻居们都在热热闹闹地置备过年的食物时，刘家却显得冷冷清清，因为没有钱，兄弟姐妹们心里早就打消了过年要吃好一点的念头。但二哥刘永行4岁的儿子偏吵着要吃肉。而当时肉太贵，实在买不起。刘永行花6块钱买了一只鹅打算过年。但等到晚上准备宰杀时，才发现鹅早跑得不见了踪影，全家找了一两个小时也没有找到，快到嘴边的肉“飞”掉了。儿子哭闹得更伤心了。心痛不已的刘永行把心一横，从大年初一到初七，别人都在热热闹闹地串门访亲时，他哪儿也不去，而是利用自己会修理电视、收音机的本事，在县城幼儿园门口的墙边摆了一个专门修理家电的摊位，并用白纸写了一幅大广告—“修理无线电，又快又好”。最后的结果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在短短的7天时间里，竟然赚到了相当于他当时10个月的工资！这不但解决了儿子吃肉的问题，也解决了他自己第二年学费的问题，甚至还解决了全家人一年的生活费。

一星期就能赚到10个月的钱，这不啻像惊雷一样在四兄弟的心底炸开：“既然能靠修理无线电挣那么多钱，能不能办一家电子工厂呢？”而前一年父亲的离世，更是促使四兄弟下定决心自主创业。在父亲病情日益严重之时，刘家兄弟每人每月给老人5元钱，但最终还是没有留住父亲的生命。

“我们不应该这样穷，我们不应当这样闲！”四兄弟达成了共识，说干就干。一方面，四兄弟从小就是“喜欢折腾点事”的人；另一方面，虽然没有资本，但他们有技术，老大刘永言学计算机，四弟刘永好学机械，老二刘永行会修理家用电器。于是生产电子产品成为他们的首次创业尝试。

 

胎死腹中的“新意音响”

大哥刘永言从小就喜欢科技知识和小制作，还在上小学的时候他就会用牙膏皮和玻璃片自制显微镜和放大镜观看蚂蚁是怎样吃东西的，他自制的矿石收音机能够收听到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小时候生活的古家村没有电，刘永言通过自己的钻研，做出了简易发电机发电，使小灯泡亮了起来。后来，在新津县还没有一台电视机的时候，他就组装了一台电视机。1973年，在国营906厂当工人的刘永言因为专业技术特别出众，被推荐上了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早在1978年，老大刘永言就进行过一次市场试水活动。当年，他成功研制出了“BCD数控编程软件”，在成都电机厂获得成功，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刘永言不仅仅是一个出色的科技研究人员，更是一个勇敢的技术推广者。为了把软件推向市场，刘永言咬咬牙扛上他自己研制的设备，足迹踏遍全国。“你们在生产中有什么难以解决的问题吗？”刘永言上门去的第一句话，并不是向对方推销他的软件如何好，而是先问对方有什么难题。作为一个实用型科学发明家，一般电子机械厂里常遇到的难题对他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他借此建立了和诸多厂家的良好信任关系。

二哥刘永行在1977年参加高考前在街道小修理铺修理收音机，是新津县首屈一指的修理师傅。刘永行是当年的理科状元，但由于家庭的“历史问题”，最终与大学无缘，录取到成都师范专科学校。

刘永好因插队时在乡下表现出色，作为工农兵学员，他在1973年被推荐到四川省德阳机器制造学校重点中专。他每天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他第一次感觉到，读书是如此的快乐。德阳机器制造学校属于工科学校，那里的学生很多时间都是在工厂里实习，所以这段时间刘永好学会了很多有关机械的基础知识，比如画图、设计等，同时也进行了很多机械实践活动。他毕业后留校任教，教的是机械和电子，这两门都是他喜欢的课程。

刘永好所任教的学校四川机械管理干部学校经常要对一些大型企业、中央级企业的厂长经理们进行短期培训。他所担任的课程是计算机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这是一门崭新的课程，为了上好这门课，刘永好还买了一台计算机，为学校建了计算机室。为了帮助刘永好搞好教学，大哥刘永言带头，率领四兄弟一起动脑筋设计了一个音响，那个时候市场上根本就没有扩音器、音箱之类的东西，就这样，中国第一台国产音响横空出世。他们给这台音响起名叫“新意音响”。

此时正巧四兄弟刚刚萌发了下海创业的想法，于是刘永好拿着音响来到乡下想和生产队合作，创办电子工厂。他们出技术和管理，生产队出钱，双方五五分成。这件事情很快报到公社，公社书记大发脾气说：“集体企业不能跟私人合作，不准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样，刘氏兄弟的建厂梦胎死腹中。后来，每次提到这件事，刘永好都深表惋惜：“我们失去了一次机会，我们的音响只能成为我所在学校校办工厂的一个产品。后来，这个产品为学校创造了一定的价值，还被评为省级科技成果。如果当时我们做音响的话，现在我们有可能成为中国的电器大王，也是说不准的。”

尽管“第一台国产音响”没有获得“准生证”，但刘氏兄弟的创业激情却被点燃了。刘永好暗自在心底发誓，要做一个受人羡慕的“万元户”。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做什么呢？搞音响投资大，而且框框条条太多。思前想后，不如回到农村去，搞养殖业不需要太多投资，技术含量也低。更主要的是，农村已经有了改革开放的环境。

 

三天三夜的家庭会议

创业的火花一经点燃就很难熄灭，四兄弟一有时间就凑在一起谈如何摆脱贫困的问题，他们有时候甚至通宵都在商讨他们的“创业大计”。1982年8月的一天，四川省新津县一家小院里，刘家四兄弟正式举行决定自己命运的方桌会议。

桌子的四方坐着刘家四兄弟：老大刘永言，毕业于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就职于成都906计算机所；老二刘永行，师范专科毕业，在县教育局工作；老三陈育新（刘永美），四川农学院毕业，在县农业局当农技员；老四刘永好，省电大毕业，在四川省机械工业管理干部学校教书。他们是当地的知识分子，手里捧着人们羡慕的“铁饭碗”。按理说，命运对他们够垂青的了，可他们却偏偏不安分。

在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后，三天三夜的家庭会议做出决定：“脱公服当专业户！”回乡创业，对于陈育新是再熟悉不过的事了。他从两岁时因家庭困难过继给陈家，1978年参加高考时他已经在乡下务农12年，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当时他以超出录取分数线3分的成绩考上了四川农学院。大学毕业后成为人人羡慕的国家干部，摆脱了农民身份，如今，才工作不到半年，这个满脑子农药化肥、猪仔鸡娃的农技员，又想回到那片熟悉的热土上挥洒青春热血。他提议说：“我爱人是农民，就让我先回家试验，砸了锅也还能靠两亩承包田过日子。”在成都当老师的刘永好也不示弱，他握着拳头激情澎湃地说：“我1977年参加工作时拿28元工资，现在拿38元工资，工作5年时间才涨了10元钱。我情愿冒点风险下乡当农民，也不肯默默无闻干一辈子。人生不过几十年，年轻不闯几时闯？”

宣言很壮烈，现实却很惨烈。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创业的资本。找人借，街坊邻居也是一贫如洗，谁也不比谁富多少。于是他们各自变卖了手表、自行车等值钱的物件，硬是凑足了1000元的资本，买了一些设备，又从县供销社购买了2000只小鸡。陈育新在古家村成了家，有几亩自留地，他把住房改成育雏室，地里也种上西红柿、花菜、白菜等。他们种的庄稼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但因为土地少，在种植上扩大不了规模。于是他们就往养殖业上发展。这样，以陈育新名字命名的“育新良种场”呱呱坠地。陈育新也就在乡下当起了“育新良种场”的场长。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家族创业史就在这里开始了。

当“育新良种场”的养殖和孵化走上正轨，鹌鹑、鹌鹑蛋和鹌鹑饲料在市场上已经供不应求的时候，1984年，陈育新率先正式提出辞职，以便把整个精力投放在他们的养殖和孵化事业上。“辞职”这个词，现在人们听起来已经习以为常，但当时只有在国营企业才有可靠的生活保障，那时人们要辞去有保障的“铁饭碗”，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同时还要承担很大的社会压力。陈育新作为四川省第一个提出“停薪留职”的人，在社会上自然也引起了很多非议。1985年，四兄弟的事业超常发展，刘永行于是向新津县教育局递交“备案除名”的辞职报告，准备与陈育新“共担风险”，并打定主意“如果失败，我和老三另找出路”。尽管教育局很长一段时间不批，但刘永行还是毅然走出来了。随后，1986年，刘永言正式辞职全身心投入。刘永好因为在学校上班，时间比较自由，到1987年才正式递交了辞职报告。当时他们已经实现了从1000元到1000万元的跨越。而真正的“公务员下海潮”，直到90年代初才出现。

 

第一笔生意的波折

最初的创业是艰辛的。他们刚到古家村的时候，连一把剪刀都舍不得买，而是找了两块废钢自制；没有孵化箱，他们就到货摊上收购废钢材，然后到工厂租用工具自己做，大年三十晚上他们兄弟四人还在一起敲废铁桶制作孵化器。为了建工厂，刘永好从成都买来一拖拉机旧砖，而古家村道路狭窄，连拖拉机都无法进村。旧砖被卸到两公里外，刘永好带头，几个农民兄弟帮忙，手抱肩扛把一车砖搬进村。他们自制的孵化器在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因为买的是处理的电子器件，稳压器冒起了烟，将要出壳的小鸡全被烧死。

当他们的第一批电孵鸡终于出壳时，刘永好高兴得像个孩子。但有了自制的孵化设备，并不等于就有了钱。要想创造效益，还需要种鸡蛋。那个时候国家恰好进口了一批良种鸡，提供给了成都周边各个县，分散在各个农户家里。刘永好听说后，决定找到这些农户，用比市场高一倍的价格收购这些良种鸡孵出的鸡蛋。最初，他每天都要骑上自行车，带一个竹筐子，到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的地方去寻找这些良种鸡。有一次收购了200多个蛋，回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途经田坎的时候，一只狗突然蹿出来，朝他狂吠，刘永好没理它，继续往前骑，结果这只狗就扑过去朝他的脚后跟狠狠咬了一口，一阵剧痛使刘永好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倒在田坎里，全身湿透了，200多个鸡蛋只剩一个是好的，其他全部摔坏了。“男儿有泪不轻弹”，但这次刘永好再也抑制不了自己的伤心之情，哭了起来。一是这几天挨家挨户收鸡蛋的辛苦全白费了；二是这些收鸡蛋的钱是向亲戚、朋友借的；三是他们的一些鸡已经订出去了，正等着收鸡蛋回去孵小鸡。刘永好气愤极了。捡了一块砖头向那个狗扔过去，感觉还不解恨，又骑着车去追狗跑了好大一圈，愤懑的心情才渐渐平息了下来，拿着仅存的一个鸡蛋回到家中，已经快凌晨6点了。

虽然勉强解决了种鸡蛋的问题，养鸡场得以运作起来，但命运还是要再让四兄弟经受一番考验。他们的第一笔生意差点就让“育新良种场”夭折。当时，资阳县一个专业户向他们预订了10万只良种鸡。他们买来鸡蛋，土法上马，孵出小鸡，先交货2万只。不料，小鸡在运输途中被闷死了一半，又因火灾烧死了剩下的一半，那位专业户几乎倾家荡产，刘家兄弟自然也分文未得，剩下的8万只鸡怎么办？打听到成都有市场后，他们连夜动手编竹筐，此后四兄弟每日凌晨4点就开始动身，先蹬3个小时自行车，赶到20公里以外的集市，再用土喇叭扯起嗓子叫卖。等几千只鸡卖完蹬车回家时，已是月朗星疏了。这样，十几天下来，四兄弟个个掉了十几斤肉，但所幸的是8万只鸡苗总算全脱手了。

 

冉冉升起的希望

1986年，刘氏兄弟创办了专门研究饲料的科学研究所，取名为“希望”。开始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四兄弟能够勠力同心，互相配合，与他们处理家事的智慧是分不开的。创业阶段，刘氏兄弟很少有不可调和的分歧，偶尔有几次，母亲在世的时候，最终由她来决断；母亲去世后，老大刘永言说话比较有分量，兄弟们的性格都是尊重真理，有事坐下来谈，谁有理听谁的。刘家有四个媳妇和一个女儿，创业之初，四兄弟便开了一个“大男子主义和霸权主义味道十足”的会，一致通过了“让各自媳妇回家看孩子，今后不得参政议政”的决策，因此刘家在家事和企业经营之间建立了明确的界限，既保证了家族内部的团结，也避免了企业受到不必要的干扰。

1989年，希望饲料日均销量达到50吨，全年销量达到5000吨，开始了与“洋饲料”的竞争。同一年，刘氏四兄弟为“希望”注册了商标。1990年，希望饲料厂产值达到6000万元，已缴利税400万元，跃居西南第一，并于1991年，组建成都希望集团。

 

兄弟共产 四个“一把手”

因为陈育新和刘永行先行下海，按照四兄弟商议的结果，他们理应多得一些股份，但随后，他们自愿要求与其他兄弟的股份同等，放弃了原定他俩比别人多的股份。直到现在，兄弟四人谁也说不清当初那1000元谁出得多些、谁出得少些，可以说是“兄弟共产”。成立希望集团时，四人的头衔也颇为有趣：刘永言担任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永行担任集团董事长，陈育新担任集团总经理，刘永好担任集团总裁，都是“一把手”。现在看上去似乎是产权意识的缺失，但谁又能说这不是当时彼此心照不宣的约定呢？我们由陈育新这段耐人寻味的话可以略窥一二：“因为企业用了我的名字，不管是县里、省里和北京开会，都是我出面，报上都是报道我，实际是大家一起创业，赚了钱是大家的，没人计较名利。举个例子，有时急着采访我不在，二哥出面就说，我是陈育新。”

1992年，“希望”在重庆建立了第一个分公司，不久，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希望”也实现了在全国市场的大突破。然而随着希望集团不断壮大，对于企业后续的扩大发展，四人有了不同的想法，他们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1992年，他们决定采取最简单的处理：划清四人的产权，各自发展。在很多人看来，大型家族企业产权重组，应该是一件错综复杂的事情，更何况刘氏兄弟的产权界定先天模糊。但是希望集团的资产在四兄弟手里很快就划分得清清楚楚：每人25%，并且，刘永言主要从事电子工业，陈育新从事房地产行业，刘永行和刘永好共同经营饲料行业。看似简单粗暴的平分资产，实际上避免了未来许多的节外生枝，在维持了兄弟和睦的同时，促进了企业的活力。

刘永好和刘永行在希望集团的合作也为人称道。刘永行擅长内部管理，刘永好擅长对外公关与谈判。1993年，第一次产权明晰之后，在5月份，仅用七天的时间，兄弟俩人便横跨湖南、江西、湖北三省，签下建立4个饲料场的协议。这一年共建立起10家饲料场，个个盈利。到了1994年底，希望集团在各地的分公司已经发展到27家。

刘永好和刘永行两人都是学习的高手，几年过后，刘永行对外交流的潜质激发了出来，而刘永好的内部管理功底也更加成熟，原本互补的能力和风格开始在企业决策方面产生了分歧。而此时面对的竞争对手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环境不允许希望集团在战略和决策上发生重大失误，就是没有及时执行好战略和决策也会贻误战机。一个企业要想管理得井井有条，一个家族要想兴旺发达，都少不了妥协和忍让；但小事可以迁就，涉及企业和家族命运的大事恐难让步。如果两位主事人意见不统一，不只下属难做，也会给对手可乘之机，正如家族内如果兄弟不睦，则其他亲属特别是晚辈就会无所适从，也会招致外界的流言蜚语。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集团成立分公司，家族分家成为必然的选择。最终，在1995年3月的董事会上，“两只老虎”开始讨论各自“占山为王”的事。

 

绝密董事会

根据刘永好的建议，这次董事会完全在“绝密”状态中进行，只有刘氏兄妹五人参与决策，对各自家属都保密。最终，经过董事会通过，从1995年4月13日开始，总部所有下属分公司的资金与资产全部冻结，不允许公司间流动，也不允许总部调拨。仍然是“资产平均分配”原则，全国27家分公司一分为二，划为东北与西南两个区域，刘永好坐镇西南，刘永行掌控东北。1995年5月15日，刘永好和刘永行在董事会文件上正式签字。文件正式规定：两个片区禁止跨区域开拓，干部的互相流动必须得到双方的认可，董事会成员今后的开支不得在集团报销。从此之后，创业期间产权极端模糊的刘氏兄弟在一夜之间划分得清清楚楚：刘永言创立大陆希望公司，刘永行成立东方希望公司，陈育新建立华西希望公司，而刘永好坐镇南方希望。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妹妹刘永红，也给了她一部分股份。这不仅是企业集团发展多元化经营的榜样，也是家族内部“亲兄弟，明算账”的范本。

1997年，刘永好更进一步剥离南方希望集团中部分资产并追加投资，以亿元注册资本成立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新希望集团”。此时，新希望集团已不再是传统的家族企业，而是成了产权明晰、职责分明的现代企业。

有人可能会疑问，刘永好这种彻底从集团母体剥离组建自己公司的行为，不会引起其他兄弟的意见吗？然而只要我们进一步考察一下几人的关系和新希望后来的发展就可以发现，其余兄弟不仅给予了刘永好足够的支持，甚至一开始就培养他独立自主的能力。刘永好一直是兄弟中最擅长表达和对外交往的，像个天生的社会活动家。陈育新则是四兄弟中出名最早的，曾相继当选为四川省政协委员和四川省人大代表。1993年全国政协想吸纳一名民营企业家时，省里原本想推荐陈育新，后来陈育新以性格不适合为由，推荐了擅长“外交”的刘永好。同年底，刘永好又被推举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从此成为政坛上民营企业家的新星。而其他三兄弟也开始有意识地、全力支持刘永好树立公众形象，任何记者采访均由老四出面。从此，刘永好成为了希望集团的“形象代言人”，活跃于各种社交场合，其公关天赋得以充分展现。

虽然分家了，但兄弟四人均在不同场合坦言：“最初一起干是兄弟创业的信任，现在还是一样。”

 

花开四朵，各表一枝

分家后的四家企业，都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经营模式，而且因为账目清晰了，反而能以更加公开透明的方式互相支持。

分家后，刘永言将巨额自有资金投入成都地产，但随即遇上1993年的宏观调控。资金链最紧的时候，全集团的人都要等着刘氏兄弟共同持股的上市公司新希望和“祖业”饲料食品业的分红度日。而随着国内房地产市场火热，刘永言早前的土地资产终于升值盘活，他选择投资水电行业，2004年他收购了四川阿坝州茂县电力公司，并在当地建设新的电站。后来汶川大地震发生，刘永言旗下大陆希望集团位于茂县的基地损失了近4亿。事实上，刘永言是个“技术控”，分家后，他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科研中，深蓝空调、森兰变频器，都有他的发明专利。他深居简出，外界很难在公开场合见到刘氏老大。他大部分时间只待在自己的电子研究所里。

刘永行是典型的实业家，以稳健、务实、精益见长。刘永行在分家后一直专注于主业饲料业。而饲料行业竞争愈加激烈，利润空间越来越小，他决定进军重工，将制铝作为第二主业。他小心翼翼地谨慎布局。正是这种谨慎和稳健，使刘永行在后来的经济形势大变局中保全了自己。2004年是中国民营经济颇为动荡的一年，这一年政府以行政手段为主调控过热的经济，大幅提高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的资本金比例要求，并发起“整顿”。这一年，铁本集团的戴国芳入狱，在建钢厂被勒令停建；郭广昌的宁波建龙钢铁项目被迫下马，让国企控股；王林祥的煤电联产项目也遭遇难产。刘永行的包头和三门峡项目也被叫停，但因为其发展电解铝时投入的20亿元，是经过6年时间积累起来的自有资金，资金链负担较轻，因此才得以逃过一劫。刘永行始终信奉稳健的投资策略。在房地产火爆的时候，有人建议他投资房地产，但他拒绝这样做。在一本介绍刘氏兄弟发家史的《希望之路》的书中说，在1995年，东方希望也曾有过房地产投资，但是却陷入了一个投资陷阱。由此刘永行意识到自己的弱项是不擅长与官场打交道，在当时土地信息不透明的背景下，做房地产很多交易不透明，太危险，不适合自己做。而在资本市场上，1999年股市红火的时候，东方希望也曾用闲置资金进入一级市场打新股，但是刘永行一直不同意进入二级市场。东方希望为什么不上市，基本上每个采访过刘永行的记者都会提出这个问题。刘永行解释说，之前做饲料业的时候，因为不缺钱，所以无须融资。“过于宽松的资金容易让人的头脑膨胀，我们希望用钱最好紧一点。”刘永行说。

陈育新负责打理希望集团“祖业”—新津的饲料基地。陈育新有着很重的“农业情结”，他长在农村，学的也是农业，又是从农业起家，大农业一直是希望集团和华西希望集团的基础产业和主导产业。在华西希望集团现有的30多家企业里，涉农企业占了绝大多数。和二哥一样，陈育新在投资方面也比较稳健，他曾表示：“没有好的项目，上市就是圈钱。我现在不缺资金，项目也没有大到要上市的程度，许多人都说我比较保守，我认为做企业还是保守一些好。”日常生活中的陈育新也保持着勤劳简朴的本色，这一点在家人处得到验证，“他（陈育新）的衣服都是舅母（陈妻）买的，价格也便宜，经常是买什么就穿什么。吃的也很简单，在办公室加班时经常吃泡面。”在亲人眼中，已经是大老板的陈育新，生活依旧过得很清苦。

四兄弟中，刘永好的行事风格最为迥异。其他兄弟依靠自有资金、远离资本市场，而刘永好在庞大的实业基础上，还建立起了一个资本运作平台：大举进入金融领域，联合发起创建了民生银行，并以金融为杠杆进行大规模的联合、收购。四兄弟的企业里，只有刘永好的新希望选择了上市。1993年，刘永好作为新任的全国政协委员，与中国工商界的一批企业家发起成立中国民生银行的提案。这一提案得到中央的支持，并在1996年初正式组成。民生银行是中国第一家主要由民营资本构成的规范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它登上中国金融业的舞台，曾引起国内外广泛的关注。民生银行于2000年初在中国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新希望是民生银行的第一大股东，刘永好连续两届当选为该银行副董事长。

 

继往开来的第二代

随着晚辈的成长，家族的“家长”开始进行更替，企业的掌舵者也要完成接班。

从事高科技产业的刘永言做派低调，极少在媒体上抛头露面，其接班人问题一直对外界讳莫如深。不过其女婿陈斌目前担任大陆希望集团总裁，实际负责大陆希望业务。

刘永行教子的事迹作为样板早已见诸报端，刘永行在对媒体谈及接班人问题时曾表示“如果你希望把企业做成一个百年老店，那么关键是要保证在每一个时期，都有最优秀的人才坐在最关键的位置上。家族的人如果是最优秀的，他自然会坐到那个关键的位置上，如果不是呢？你就必须聘请外面的人才。”目前其子刘相宇在东方希望担任董事，并获得东方希望集团39%股权。

尽管刘永好从来没有正面回应接班人问题，但其女刘畅一直是外界认定的人选。据报道，刘畅早在2002年就已进入新希望集团工作，为接班做准备。2002年至2004年，刘畅担任新希望集团乳业事业部副总经理，2006年开始担任新希望集团房地产事业部副总经理。2011年6月，刘畅开始担任新希望集团团委书记。1980年出生的刘畅持有希望集团36.93%的股份，间接持股新希望和民生银行两家上市公司。“作为家庭成员，同时也是新希望集团重点培育的干部梯队成员，我是有可能成为接班人的。”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刘畅承认，“不过最终由谁来继承，还要看到时候企业发展的需要。” 刘永好也做到了充分尊重女儿的意愿。早在10年前，对于刘畅的成长，刘永好曾经与其定下了一个“10年之约”—10年之内不上媒体，为的是让她获得10年自由呼吸、成长的空间和时间。一方面，对外他一直强调，女儿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可以接班也可以不接班，看她的喜欢。另一方面，对内他在刘畅刚成年时即任命女儿为集团董事，刘永好交班的意图早已不言自明，让刘畅领导团委，这一步棋下得相当巧妙。团委工作既可以接触集团内各个部门，熟悉各种具体的业务，又可以锻炼领导能力，赢得年轻一代员工们的信任。可谓进可攻，退可守。2011年11月30日，新希望发布公告，随着新希望重大资产重组完成，董事会新增非独立董事5人，刘畅就名列其中，这是刘畅首次进入到新希望的董事会。2013年刘畅出任新希望六和董事长。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刘永行还是刘永好，在接班这件事上，都多少有点“言行不一”，一方面声称保障儿女的“选择自由”，另一方面又在股权或人事安排上做出布局。但也许这正是他们的智慧所在：一方面，对外言论中不明确表态，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抵制或给子女额外的压力；另一方面，于内循序渐进，让子女逐渐融进企业。这样等到靴子落地的那天，子女能力、人脉均已经具备，对内对外关系已经理顺，接班也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避免了直接空降导致的尴尬，也留有巨大的回旋余地。

陈育新和他的兄弟们不同。其膝下有两个女儿，目前都在国外，谈及接班问题，陈育新也表示，会尊重女儿们的选择，如果她们不愿意，不会强迫她们接班。“不管是子女，还是经理人，还是其他方式，我主要看哪个选择对企业最有利？不一定非要选家庭成员，因为家庭成员可能在某些方面很优秀，但在经营管理一家大企业上不一定优秀。所以我想以后还是要确立一个标准，就是看怎么有利于企业的长远的发展。”陈育新说。他坦言，自己更倾向于打造一批职业经理人来接班。而且陈育新“说到做到”，2013年9月，陈育新不再兼任华西希望集团总裁，由一直在华西希望集团多年的执行总裁王德根出任集团总裁。但他还是对此做出解释：“他（王德根）不是空降兵，是20多岁就在我们企业逐渐成长起来的，他具备这样的能力，公司交给他几年就做成了四川第一，这样的人才不用太可惜了！我选择人才的标准就是任人唯贤。”

 

结语

刘永言、刘永行、陈育新、刘永好四兄弟的创业史，也是一部刘氏家族的家族史。在经历了大风大浪之后，一家人仍然能够同舟共济，但又能保留自己的一片新天地，这是非常难得的。这首先是历史提供的伟大机遇和四兄弟努力奋斗的结果，但也离不开家风的熏陶和习俗的力量。在中国的语境下谈论民营企业，总是回避不了家族。虽然古代的宗法体制早已瓦解，但是其背后的道理，仍然或明或暗地影响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企业家和他们的企业，并在关键时刻成为他们决策时的思想资源。毕竟，没有人能脱离脚下的土地而生存，民营企业的“民”不是单子化的抽象个体，而是生活在一个个家庭中活生生的人。家族的兴旺发达和企业的发展壮大很多时候是一体两面，如何处理好儿女情长和规章制度之间的关系，成为每个企业和企业家在成长到一定阶段时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刘氏四兄弟的故事，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刘永言对三个兄弟曾作如下评价：“老二（刘永行）可以把企业做得很大，老三（陈育新）可以把企业做得很好，老四（刘永好）可以把企业做得很响。”

某种意义上，把这段评语中的“企业”换成“家族”，也是可以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