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人社会，被贴上“富不过三代”负面标签的，除了胡文虎家族（详见《家族企业》杂志1月刊及2/3月合刊），还有余东旋家族。巧合的是，两个家族均属移居海外的华侨家族，均靠卖药起家；同样也是第一代经营小生意而传给第二代，并在第二代时发扬光大，而到第三代则急速滑落；两家的第二代都在南洋（东南亚）出生，后回到家乡接受教育，之后又都在南洋接手父业；业务均起源于南洋，后开拓大中华市场，并在发迹后将总部移至新加坡和香港地区；又都在香港买地起屋，兴建名扬海内外的豪华大宅，但这些大宅最后均先后易手，买的买、拆的拆；内地的变化则让其失去最大市场和投资依托，成为其业绩滑落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因此导致其起落兴替的故事充满奇幻，令人叹息。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海外华人与新旧金山及南洋等名称，可谓紧密相连，一体多面，且别具历史意义。其大背景是近代中国那段丧权辱国、落后挨打的历史，导致国计民生大受影响，促使大量乡民不断漂洋出海谋生。恰逢当时新旧金山与南洋等欧美国家属地与殖民地，采矿、种植或大兴基建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吸引成千上万华人海外闯荡。虽然过程和遭遇十分艰辛，且历尽沧桑，但那些肯捱敢搏、又找对了发展方向的极少数幸运儿，却能突围而出，取得突破，成为巨富，不但为旅居地经济与商业作出巨大贡献，也能联结起旅居地与中华大地的市场与贸易，进而进一步壮大自身实力。本文所要集中讨论的余东旋家族，就反映了这样的一种发展模式。

相信不少华人对“余仁生”这个品牌一点都不陌生，因为这个有130多年历史的老字号，在中国香港、澳门、内地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开设了超过300间门市，还经营了20多间中医诊所（详见余仁生国际有限公司网页）。也有很多人以为这间百年老店只是一间普通家族经营的中药店。如果我们从这所老店开始探源溯流、寻其根本，便会发现它其实是一个曾经富甲一方的家族的小分枝而已，并非家族核心投资力量所在。

更有趣的是，创立人余广培并不是医师大夫，他来自风水之家，其发迹主要依靠的是矿业而非药业，“仁生”（即日后的余仁生）只是他兼营的一间杂货店暨小药店，该店在一段时间内主要经营杂货，日后更是主要从事汇兑业务，而非卖药。至于发迹的主因，则是第二代接班人余东旋找到了矿产，其后又先人一步地在矿产业走下坡前，转投方兴未艾的橡胶种植业，在国际橡胶价格大跌前，又已转投金融地产业之故。由于他在生意投资上如有神助，坊间不少人将其发迹与得力于风水相提并论，有关其传说历久不散。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这个家族由第一代创业，到第二代（余东旋）才暴发，而第三代却又纷扰不断，失去发展活力，同时又因志趣目标不同而不太珍惜家族得来不易的事业，所以家业先后尽落入他人之手。但到了第四代，似乎又有一些成员能东山再起，并通过回购和整合等方法，令家业渐见中兴，但发展实力始终今不如昔了。

余氏家族的风水渊源

综合各方资料显示，余家祖籍江西南康县潭口镇（即今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后移居广东佛山，故事源头似乎要从余鹤松（1822~1886）一代说起。余鹤松来自贫苦之家，自11岁那年丧父后，便与寡母相依为命。为得三餐温饱，甚至曾到大户人家当侍从。虽然他失学甚早，但因对风水学说兴趣浓厚，故每天再忙再累仍孜孜不倦研读堪舆知识。在1846年，他开始“执业”为人看风水，成为一位“江西地师”，并因此闯出名堂。到余鹤松年近30岁时，有了经济基础，这才成家立室。到他31岁时（1853年），其妻为他诞下长子余广培，之后又有余广晋及余广德等儿子。 

所谓“江西地师”，是风水学上的一个流派，会根据地形、地貌、方位（分金）等因素，为雇主觅地选址建屋筑坟。明代《青岩丛录》曾记录：“建都邑立家室，固未有不择地者。而择地以葬，其术本于晋郭璞……后世之为其术者分为二宗…… 一曰江西之法 …… 其为说主形势，原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位向，专指龙穴砂水之相配”（王祎，1991）。由于中国人重视血脉，相信风水命理之说，所以尤其认为先人长眠之地极其重要，会影响到后世子孙的吉凶祸福，因为“父母骸骨为子孙之根本，子孙形体是父母的枝叶，一气相应”（施志明，2016），故重视择吉地安葬先人，成为中国文化其中一项特质。富裕人家更会特意聘请著名地师，到处勘察山川地理的脉络，希望觅得龙穴宝地筑坟，以求安葬先人，富延万代。

而余鹤松所从的江西学派，在广东福建一带相当流行，“江西之法……其学盛行于今，大江以南，无不遵之者”（王祎，1991）。他本身家族的命运，就因看风水之故，有了截然不同的发展。传闻有一次，相穴名声渐响的余氏，受一位广东富商聘请，南下为他寻龙点穴。余鹤松在广州泌涌沙贝村附近的山林，觅得一个名为“风吹罗带”的风水穴，但富商受另一风水师影响，拒绝采纳余鹤松的建议。余鹤松于是辞别富商，回到江西，几经思索后决定将祖父余有凤及祖母姚赖氏起骨迁坟，并于1861年葬到他相中的那个吉穴，他因此亦移居广东鹤山，而家族发展状况亦奇迹似的随之改变（亚洲电神，2012），这才有了余广培下南洋及余东旋发迹，余仁生药业日后名扬中外的故事。

当时，清朝与太平天国对阵多年，战火对中国南方的影响尤大，东南地区满目疮痍，农村生活更加艰难。沿海的广东、福建更有不少人选择漂洋过海，希望赌一把，改善家人生活。余鹤松眼见战火破坏了地方的经济和治安，担心儿子留下来非但没有发展机会，反而安全有虞，可能加上经过风水算命推算，认为儿子要到东南亚才有出头一天。

于是，在余鹤松的指示和协助下，余广培和妻子梁亚有，以及两名胞弟，像无数华南乡民那样，一同踏上了漂洋海外的“下南洋”寻梦谋生之旅，落脚地则是较多华人聚集生活的马来西亚槟城。当然，余鹤松当年如何作出指示，为何三名儿子和媳妇都移居槟城而不是其他地方？等等一系列问题，则没有后人能够说得清楚，后来也一直成为不解之谜。

从当时的背景来说，自1786年英国将槟城岛纳为殖民地后，有意将其发展为远东的重要基地。因为自苏伊士运河开通后，槟城扼守马六甲海峡航道，这里也是通往盛产锡矿地区的门户，有巨大的战略和经济价值。但槟城人口稀少，于是英国便从各地吸纳大量劳工，不少闽粤人士或自愿或被骗，通过“猪仔”贸易或契约劳工等不同方式，被卖到当地靠出卖劳力谋生。到了19世纪下半叶，当地华人人数已在槟城占最大比例（黄贤强，2015）。

但是，余广培妻子和兄弟等人到南洋一事，并非是被“卖猪仔”的类别，事实上他们当时带了一定数量的金钱和货物前往，所以很快在当地做起生意来。可是起步初期，余广培的业务步履蹒跚，企业不但连连亏损，更是遭到生意伙伴的背叛，据说二弟余广晋更是染上赌博恶习，要余广培代还赌债（Sharp，2009）。由于在槟城找不到出路，他决定带着家人到霹雳州（Perak）辖下的务边（Gopeng），在那里的锡矿场中另谋发展。当时，他的长子余东旋刚出生不久。

余东旋是在1877年7月23日出生的，余广培替他取名“东旋”，“东”字是依族谱辈份，即余鹤松晚年所写的五言诗：“有国鹤广东，经义在其中，传家守正道，立志可成功”排列；“旋”字则是期望儿子日后能凯旋返国、衣锦还乡之意。而家族得以暴发的关键人物，正是余东旋。至于他的发迹，依据他本人的看法或信念，是他在不同关键时刻常有贵人之助，生意投资点石成金，能够找到发达门路，又可避过生意风险，这更令这个家族的起落兴衰故事增添了不少如迷似幻色彩。

到底这样一个药业“外行”的家族，为何会成就一家百年中药老店？其发迹过程有何特别之处呢？曾经富甲一方的家族，后来又为何迅速滑落，时至今日更变得如此低落，甚至在一般人眼中已是籍籍无名呢？它在第二代至第三代的传承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重大问题，令家业发展停滞甚至消耗迅速？第四代又抱持什么信念，才会“浪子回头”，重掌祖业？家族的发迹和盛衰关键何在呢？哪些地方值得社会借鉴？我们先勾勒其发展历程。

余氏家族的突破：药品起家 涉足矿业

余氏家族能够书写传奇，自然要归功于余东旋，他出生后更被认为“脚头好”，让其父亲生意有了转机，因为自他出生后，余广培在经营上即出现突破，两年后更因累积一定经营网络和资本，可在务边高街67~69号开设第一间售卖药品的杂货店，取名“仁生堂”，意为“仁泽众生”，这成为家族发迹的起点，该公司的主要客源是当地华人矿工，他们因为采矿工作极辛苦，其中不少矿工为了纾缓工作苦累疲惫，更会吸食鸦片，染上毒瘾。余广培灵机一动想到将家乡带来的中药卖给他们。由于所售中药效果显著，矿工购买者众，生意显得大有可为。

可是，正当一家人在务边的生活安定下来而生意又颇有发展之时，余鹤松却突然患重病，余广培于1881年携同妻儿还乡探望。由于生意才刚刚起步，所以在家乡一待父亲病情稳定后，余广培便抽身返回务边，留下妻儿在家乡侍疾，这也让其时只有五岁的余东旋留在中国，跟随祖父学习中文及中国文化知识，令他有了更多中国文化的熏陶。

余广培只身返回槟城不久，即有了另一段感情，他娶了第二位妻子文阮章（又称文焕章），而此段婚姻改变了家族的发展轨迹。文氏是一位“娘惹”（Nonya），即早年移民马来西亚的华人与马来西亚人通婚所生的后裔，这个族群与本地的殖民统治者有较多直接接触，因为掌握英语，所以受到统治者的重用，在马来半岛有一定势力。由于文氏的英文及马来话均十分流利，并建立了良好的当地人脉网络，所以给予了余广培事业发展很大帮助。事实上，自从娶了文氏后，余广培的事业确实又上升到了一个新阶段。

余广培所在的霹雳州，是一个矿藏丰富的州份。自1870年代起，英国人将当地锡矿的开采权，以及饷码（tax farming）的特殊方式公开拍卖，藉以引入私人资金和管理。所谓“饷码”即税收承包制度，所以也称“包税制”【饷码制度（Farm System），是英国、荷兰等国在东南亚殖民地实施的一种税收承包制度。设有码官，采用公开招标。—编者注】。这种收税的方法，并非马来西亚独有，其他地方如暹罗、印尼、柬埔寨等地均曾实施。取得饷码的承包者，需向政府预先缴付某地一段时间内特定商品的税金，之后便可成为代理人，向该地收取商品的销售或服务税。在马来西亚，实行饷码的主要对象是在矿山、种植园工作的中国劳工，由于他们流动性大，政府难以向他们征收直接税，故殖民地政府便把鸦片、赌博、酒及典当等类似“专”的税项，交由华商承包（洪燕清，2013）。

1882年，余广培在东主及亲友协作下，以“裕生号余广”的名义，投得巴登峇当县三年的饷码及开矿权。要知道，当时中标饷码的金额并不低，如在1880年，吉隆坡的大矿主甲必丹叶亚，就曾以每年5400元承投吉隆坡的饷码；到了1883年，当地饷码更高达54612元。可见余广培在当时已有一定财力、人脉关系和实力，才能夺得饷码，而他在家书中更曾透露，预计期满后可获利数千元（锺宝贤，2010）。后来，通过信贷以及和其他人合作，他在霹雳州陆续投得另外几处地方的饷码 。

霹雳州盛产锡，而锡的用途广泛，特别是可以用来做罐头容器。由于罐头食品在当时大行其道，对锡的需求自然甚殷，而当时马来西亚矿业差不多全由华人控制，他们管理较成熟，且引入了较先进的开矿技术，提升了锡的产量，加上连接槟城和霹雳州的铁路开通，使得马来西亚的锡出口量在19世纪80年代大幅增加，成为世界最大的锡产地（李恩涵，2003）。

由于锡矿开采权与饷码是一并投得的，余广培亦开始涉足采锡矿业。不过，19世纪80年代，由于锡产量的增加，导致价格回落。余广培在1882年投得采锡权时，采锡利润已不高，不过他的主要收入是来自饷码，以及在锡矿区开办杂货店，向当地华籍矿工售卖生活百货及药物（Koh，2000）。

在19世纪末，霹雳州已有近8万名“契约华工”（Chung，2002），他们的薪金并非以现金支付，而是以代用币及记帐形式，记在他们名下的户口，在矿场区内一切开支，如购买日常用品、赌博、买酒和买鸦片的费用，都从账户中扣除。矿区内的生意都由矿主一手包办，甚至会开设赌局、烟馆、妓院吸引华工消费。而余广培取得饷码和采矿权后，便将“仁生”的生意做大，发展成为连锁式杂货店，由于是独市专利，自然财源广进。

父亲早逝 余东旋的接班一波三折

1886年，余鹤松在鹤山病逝，终年64岁。得知消息后余广培立即启程回乡，处理父亲后事。当丧葬仪式完成后，他又独自返回霹雳州。但刚返抵马来西亚，他就开始发高烧，全身出现红斑，虽先后请中西医救治，却均药石无灵。10天后便英年早逝，年仅37岁。余广培去世后，文氏便接手他在马来西亚的生意。她写信通知家姑（余鹤松妻子），指出余广培已在遗嘱中作出三项安排：

（一）有关饷码的一切事宜交由槟城一位颇有名望的律师端马结（Grant Mackie）托管；

（二）所有家族的资金由文氏控制；

（三）一切有关余广培的生意事宜，均由其生意伙伴赵东兴负责料理（Chung，2002）。

但余广培两名弟弟广晋及广德并不同意有关安排，认为自己也参与了生意，有权分享兄长的财产。文氏曾写信向家姑诉说生意困难，并指出两位小叔其实一直不务正业，沉迷于嫖赌，且经常到家族店铺提取钱财。面对这种局面，元配梁氏提出让余东旋到槟城接掌父业。起初，文氏并不同意，但可能来自小叔的压力越来越大，故终于同意接纳梁氏建议，由“正统”继承人到槟城承接亡父生意。至于作为正统继承人的余东旋，因此再次踏足槟城时，他其时只有15岁。

由于文氏想全力培育余东旋为接班人，故先安排他到槟城著名学校圣方济书院（St Xavier’s Institution）学习英文，接受西式教育。翌年，文氏又带着余东旋及她10岁的养女（文氏一直未有生养，故在余广培去世后，过继了姐姐的女儿）回乡探亲。岂料，当他们探亲后乘船离开时，文氏突然暴毙。余东旋指控是叔叔二人在饭菜下毒，原打算将他们兄妹一并毒杀，以接收余广培的遗产。但余东旋的指控没被官府採纳，凶手一直逍遥法外（Sharp，2009）。 

失望又愤怒的余东旋，带着过继妹妹及文氏遗体返回马来西亚，并将文氏下葬于父亲墓旁后，他本人此后未再踏足中国，哪怕他日后已富甲一方。回槟城后，由于余东旋只有16岁，还未够年龄接管父亲的生意，因此余家产业仍由律师Mackie托管，同时根据文氏生前意思，替余东旋聘请了专人辅导英文。其后，余东旋进入位于怡保的英华中学（Anglo-Chinese School）就读，继续学业，并以优异成绩毕业。

据Sharp记述，1898年，余东旋年满21岁，终于可正式承继父亲的遗产。但当他接手时，却发现仁生店的现金和存货，早被两名叔父搜刮一空，而矿场经多年不断开采，也早已无锡可采，连以前主要收入来源的饷码，由于律师Mackie托管期间并未续约，加上殖民地政府改变政策，将包税区合并，同时增加租金，使得投得饷码的资本投入大大增加，生意变得无利可图。在财力人脉皆不足的情况下，余东旋自然难以依赖饷码生意重振家门。

幸好，在过继妹妹变卖珠宝的支持及舅父的（文氏之兄弟）帮助下，仁生店能重新入货开业。余东旋更在那段时间里积极寻找新的锡矿，希望借以带来突破，开拓财源。为此，他每天清晨5时便坐上象背，到荒山野岭寻找锡矿，晚上回到店铺还要工作，处理店务等，过程虽然辛苦，但余东旋仍咬紧牙关挺过去。但是，在长达三年的时间内仍未有发展，令余东旋再次陷入财务困境，一度十分失落。幸好，不久后他再次得到贵人相助。据说是一些粤剧界的朋友，他们愿意借钱给余东旋，让他得以渡过难关（Sharp，2009）。

凭借锡矿飞跃发展 抓住橡胶业的风口

1900年年底，余东旋终于找到一个锡含量丰富的矿场。或许是天道酬勤，又或是掌握了窍门，在接下来的7年里，他先后发现超过11个锡矿，每年收入超过100百万马币，而且足够供应50年开采，可谓守得云开见月明。不过，余东旋找到的新矿，锡的蕴藏处于较深的地层，开采时需要新机器和技术。为此，余东旋投入资金，率先引进西方机械，包括高压水泵、利用电力驱动的采矿机，使矿锡产量不断提升。同时他与当地华人矿主合作，成立炼锡厂，聘用欧洲工程师，采用最新科技炼锡，提升锡的纯度（Koh，2000；Sharp，2009）。

采矿生意的兴旺，自然令他身家财富急升，随之而来的则是殖民地政府向他招手和社会名望日涨，到了1904年，年仅27岁的余东旋，便获得英国殖民地政府垂青，邀请他加入吉打州卫生局（Kinta Sanitary Board）─一个讨论地区发展的咨询组织，让他开始接触政治。紧接着，他又成为由华人护卫司设立的华人咨询委员会（Chinese Advisory Board）的非官守人员。后来，他又获委任为马来联邦议会（Malayan Federal Council）的议员，该议会是一个具实权的立法机关，而他则是14位议员当中唯一的华人议员，地位举足轻重（Sharp，2009）。

在参与政治、服务社会和出任各项公职期间，余东旋一方面捐款兴建孤儿院、学校、图书馆及修道院等，也参与当地华人社会重要的慈善机构的工作，另一方面又与不少华商友好联署向殖民地政府提交“反赌博陈呈”（Anti-Gambling Petition），促成当地政府在1906年通过《反赌博法例》（Suppression of Gaming Enactment），禁止非法赌博行为。后来，他又联同一群华人精英领袖，发起反吸食鸦片运动，期望终止鸦片对人民的祸害（Sharp，2009）。这些举动，应该与他自小受祖父风水命理学说影响，相信行善积德必有余荫有关。但无论他为善的动机是什么，一系列举动明显提升了他的名望和社会地位，让他年纪轻轻便成为当地一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领袖。

回到采矿问题上，余东旋政商两忙之时，欧洲采矿公司开始进军马来西亚，引进先进昂贵的挖泥机，较他的矿场更具竞争力（1920年，欧资公司的锡矿产量占全马来西亚四份之三，大大超越华资公司）。此外，当时马来西亚政府限制锡产和出口量，对采锡矿业的管控也越来越严格，加上锡价不断回落，锡矿场的利润也随之下跌（Koh，2000）。这时，由于余东旋发现另一事业有更好的风光，因此将投资目光转移至新兴行业，那就是令他进一步“富起来”的橡胶业。

天然橡胶原产于南美亚马逊河流域，当地人将它用来制作盛水器、橡皮球等，后经航海探险家传入欧洲，英国人再于19世纪将橡胶种植引入东南亚。橡胶最初主要用途并不广泛，大多只利用它的防水特性，制作防水盛水之器物。后来，美国化学家偶然发明橡胶硫化的方法，橡胶才逐渐被应用到工业上。直到1888年，因为有英国人发明了充气轮胎，汽车工业兴起，激起对天然橡胶的巨大需求（姚元园，2016）。

而马来西亚生产的天然橡胶，因为质量较纯正、产量稳定，甚受市场欢迎，价格持续上升，加上政府支持橡胶业发展，以廉租批出橡胶园土地，同时降低橡胶税，吸引投资者开设橡胶园。余东旋有鉴于此，也将资金投入橡胶业，旗下橡胶园的总面积达283公顷，几乎控制了当地主要的树胶生产，成为橡胶业巨擘。在20世纪20年代余东旋与另一位橡胶业巨子陈嘉庚，并列为马来西亚最富有的华人。

异军突起的汇兑业

采矿及橡胶先后兴起的同时，另一项生意又让余东旋赚得盘满钵满，那就是侨汇或汇兑业。正如前文提及，早年大量华南乡民漂洋出海，他们在旅居地辛勤工作所得的血汗钱，很多时会汇寄回乡供养父母，供养妻儿。而余东旋利用余仁生的店铺，提供汇寄兑换等服务，大受华人劳工欢迎，他的汇款业务发展迅速。据说，在1913年，“槟城及星洲50%汇到广东的款项都是经余仁生办理”（Sharp，2009），另一分析则指出，“在1934年，余仁生汇款总额占广东省汇款总额的四分之一”，甚至有认为它处理了广东地区二分之一的华侨汇款（朱凤婷，2001）。

从当时的官方统计数据看，1921年当年，南洋马来半岛“海峡殖民地”的华人有1,177,354人（陈鸿瑜，2011），侨汇约4000万海关两（1912年）至23,220万海关两（1931年）之间（徐建国，2017）。如此庞大的现金流入，即成为当时中国大陆重大外汇的来源，有助平衡对外贸易。这更是巨大商机所在，希望分一杯羹的商人，自然大有人在。事实上，当时办理侨汇的机构，既有正规银行，也有民办民信局，当然也有数量甚多的侨批局（郑林宽，1940）。

余仁生的侨汇生意能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除了因余东旋的矿场及种植园聘请了大量劳工，坐享肥水不流别人田之利，拥有基本客源外，相信更是余仁生信誉良好，企业又规模宏大，各地均有分店的缘故。由于余仁生拥有庞大规模，无论汇款一方或收款一方，均较为方便、较有信心。余仁生还采取了各种方便客人的方法，例如不像外资银行那样要汇款时要填写一大堆文件，因此其业务发展甚速。另一方面，余仁生还针对大多数华工思乡情切的问题，提供代写家书及寄送服务，其业务性质已与侨批局无异（锺宝贤，2009；朱凤婷，2001）。

余仁生汇兑依靠三个渠道进行，最主要通过余仁生分号发送及经银行电汇，也有些是委托行商将款项直接交予收款者，但由于风险较高，因此只有在汇送地点十分偏远，才以此方式进行。收到汇款后，余仁生做法应与一般侨批局相同，不会将零星汇款即时汇出，而是待集成大数额后或待汇率最有利时才汇出，“批款收入外币时复折算为国币，其折算率往往有利于信局而不利于汇款人，因兑换率而获得的利益较手续费为大，实为信局最主要的大宗收入”（郑林宽，1940）。除了通过汇率差价赚取利润外，余仁生等侨批局还会“购买商品运回销售，再以售得之款分别送交收款人，故侨批局获利颇厚”（实业部中国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1934）。

余仁生的汇款业务发展蓬勃之际，余东旋再进一步，开始筹划经营正规的金融生意─银行和保险等服务。20世纪初，已有不少华商涉猎银行业，如新加坡华益银行、华商银行及和丰银行等。在1920年，余东旋眼光敏锐地看到这门生意的巨大潜力，因而与友人吴胜鹏、李声余等粤籍富商合作，创办了利华银行 （Lee Wah Bank），专门服务粤籍华侨。由于余氏是银行的大股东，自1920年至1941年的20多年间一直担任主席一职，掌控着利华银行的业务。利华银行后来成为东南亚规模最大的华资银行之一，分行遍布于香港地区及南洋等地（Sharp，2009; 朱凤婷，2001）。

重拾药业：余仁生药业的一股清流

当采矿、种植、汇兑等生意相互配合且取得飞跃进展时，余东旋还将目光放到父亲早年到马来西亚后做的第一项生意─“仁生堂”─药业中。对他而言，父亲在1879年开始经营的仁生堂，虽未带来最大利润，却是家族事业发迹的根本，更是一项有意义的事业。从某个角度上说，在发展和经营余仁生药业的生意上，余东旋开始思考企业品牌与人本主义的问题。他开始对穷苦劳工表现出仁慈之心，也乐于改善他们的工作及生活环境。其中一些重要原因，一来是他家财丰厚，二来显然也与他希望塑造善长仁翁形象，从而提升社会地位有关，而家族中人则认为这是余东旋一心想“救助同胞，回馈社会”所驱使（Sharp，2009）。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余仁生药业这门生意，虽非家族最大盈利来源，日后却成为家族名留后世、让最多人认识的旗舰，尽管这生意日后经历了不少起落挫折。

扼要地说，1909年，余东旋将店名改为“余仁生”，并于香港设立第一间以“余仁生”为名主打药业的分店。翌年，又在新加坡成立另一间余仁生药业分店，余东旋一家更在那时搬到新加坡居住。随后，余仁生又先后在吉隆坡、务边、金宝、槟城、芙蓉市及广东等地开设分店。其中新加坡分店的店址设于星洲桥南路，香港的分店初期设于文咸东街，1917年迁至上环皇后大道中109~115号，楼高4层；至1990年，余仁生店迁往皇后大道中152~156号至今（Sharp，2009； 冯邦彦，1997）。

余仁生中药业务分为三部分，分别是负责进出口药材的办庄，配方及零售中药的药号，以及制作药丸的丸部。由于售药是救死扶生之事，所以余东旋指令“一点不能疏忽”。就是说，余东旋对此十分在意，对品质要求很高，并强调由供应源头做起，其生产过程也要求严格。当时，原料都是购自香港，制药的过程有时也会在香港或较具规模的分店进行。而店员在售卖时都会谨慎处理用量，也会多提醒顾客煎药及服药要注意之处。加上药店陈设布置是中式传统医馆，令华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因此余仁生客源不绝，甚受当地华人欢迎。

定居香港以后，曾经富甲一方的家族，后来又为何迅速滑落，在其传承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重大问题，令家业发展停滞甚至消耗迅速？敬请期待下期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