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开篇用倒叙手法，讲述了“三家分晋”过程中重要的一环，即韩、赵、魏三家联手消灭了执晋国政坛牛耳的智氏。而真正葬送智氏的，是这个家族的领导者智襄子。司马光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可以告诉后来者什么样的人能用，什么样的人才是合格的领导者，并从中总结出一套“人才观”。

《资治通鉴》讲这个故事，是从智襄子的父亲智宣子选择继承人说起的。智宣子认为智襄子很能干，想让他做接班人。但这个提议遭到了智氏家族另一位长老智果的反对。智果指出，智襄子虽然有五大优点，却有一个致命缺点，不适合担任领导核心。初听智果的意见，会觉得有些无理，任何人都难免有缺点，一个人有五大优点，而明显的缺点只有一个，为什么不能用呢？事实却证明，智果是有远见卓识的。

智果首先罗列了智襄子的五大优点：一、长相帅；二、武艺强；三、多才多艺；四、聪明善辩；五、刚毅果敢。从普通人的角度来看，这已经非常完美了，放在今天，肯定有很多女性为他尖叫。为什么还不适合做领导人呢？智果指出，智襄子的致命缺点在于他残暴不仁。这么有能力的一个人，却是一个没有仁爱之心的人，如果他凭藉这些能力去凌辱别人，不同样是如虎添翼吗？当他不断在凌辱他人的过程中获得快感时，岂不也是为智氏家族树立了众多仇敌？这对智氏家族必然不利。但智宣子没有听从智果的劝告，还是立智襄子为嗣。智果判断，在智襄子的领导下，智氏必然灭亡。为免受牵连，智果决定不再姓智，而改姓辅，称为辅果。

智襄子上位后，果然倚仗自己的势力和才能，做了很多树敌的事。其中包括当众羞辱韩氏和魏氏家族的领导人。继而强占了韩、魏两家的田地。当有人提醒智襄子要提防韩、魏两家发难报复时，智襄子却自信满满，认为凭着自己的实力和能力，没有人能够挑战他。

当智襄子继续贪得无厌地转向赵氏家族索要土地时，遭到了赵氏家族的领导人赵襄子的全力反抗。智襄子会同韩、魏两家讨伐赵氏。两家迫于其淫威，不得不协从，但心里却充满了恐惧。他们知道，赵氏如果灭亡，同样的命运可能很快就会降落到自己头上。聪明的赵襄子显然也看透了韩、魏两家的心思，派遣密使和两家结盟，约定时间，里应外合，打败了智氏，并杀死了智襄子。智氏家族也因此覆灭，唯一的幸存者，就是当初改姓的辅果。

通过总结这件事的教训，司马光按德和才两项标准，将人才分为四等：德才兼备曰圣人；德高于才曰贤人；有才无德曰小人；才德俱失曰愚人。圣贤自来难求。在司马光看来，在得不到圣贤，只有小人和愚人可供选择的情况下，宁可选择愚人，切莫选择小人。因为愚人虽然无德，却也无才，破坏力不强。小人固然有才，但没有道德底线，很可能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损失。

司马光的观点初看起来有些极端，甚至有些迂腐，在大力呼唤创新人才的今天，尤其不合时宜。但仔细深思，笔者以为司马光的观点触及到了用人的一般原则。首先，从传统德才观念来说，对于一个性格成熟的人，加强他的品德，比提升他的才华更难，也就是说在品德上出现短板，比才华缺陷更难弥补。失去品德的驾驭，才华完全有可能成为伤害的利器。

其次，切合当代社会的现实境况，我们可以灵活地把“德”理解为是一种与人相处的能力。有德之人最基本的特征，是能替他人考虑、没有侵略性。这样的人能吸引更多人愿意与他交往，这其实是一种能赢得长远回报的重要能力。在一个注重人际关系的社会里，这种能力甚至可能是成功的前提。我们可以举出更多例证来证明，有实力、有能力的人未必是最终的赢家，这和“德”的缺失往往有很大关系。

非常之事有待非常之人，在一些特殊环境下，才能本身的确会起到决定性作用，而不必受缚于品德。但我们不要忘了，社会运转的基石是普通人与普通事。在处理普通人、事的时候，我们必须注重一些一般原则，其中就包括司马光的“人才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