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特霍尔德·莱宾格（Berthold Leibinger）先生1930年出生于德国斯图加特。87岁的他现在的身份是工程师、创业家和慈善家。他是德国通快公司的联合创始人。

通快集团作为一家德国家族企业，拥有近百年的机床生产历史，总部位于德国迪琴根。通快的历史可追溯至1923年，从当年的一个机械加工车间迅速发展，成为了如今全球制造业的知名领先企业之一。目前集团拥有四大业务领域，从加工金属薄板和材料的机床，到激光技术、电子，通快正以不断的创新引导着技术发展趋势。通快在欧洲、南美洲、北美洲、亚洲的27个国家共有70多家子公司。在全球，通快集团的员工总数超过12000人。公司2016~2017财年销售额达31亿欧元。

1950年从高中毕业的莱宾格进入快通公司当技术学徒， 随后他进入斯图加特工业大学学习机械工程。毕业后，1958年他前往美国辛辛那提，成为辛辛那提铣床制造厂（现在的米拉克龙公司）的开发工程师。1961年他回到德国，担任通快公司工程部门负责人。1968年，莱宾格研发出第一个采用数控技术的步冲轮廓机床。通快公司所有者克里斯蒂安·特伦普夫（Christian Trumpf）没有孩子，他把贝特霍尔德·莱宾格作为他的继承人。在贝特霍尔德·莱宾格的领导下，通快公司成为世界最大的机床制造厂之一。

Q：赫尔穆特·科尔曼

A：贝特霍尔德·莱宾格

祖父的车间·父母的艺术品商店·亲眼目睹的战争

Q：亲爱的莱宾格先生，我们相识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我很钦佩你，不只是因为你具备工程师和企业家的才能，还因为你是一个真正受过良好精英教育的人，致力于文学、艺术和美术事业的赞助。在本次访谈中，是否可以跟我们谈谈你这种广泛的志趣来自何处，作为企业家你是何时脱颖而出，以及你怎么平衡自己丰富的专长来形成独有的风格等问题。

A：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很多观念和天赋一直都是我们家庭性格的一部分。我们家一直都出艺术家。我的祖父是一位创业企业家，1896年，他创建了一个制造手术器械的工厂。车间就在我祖父母住宅的底层。他的五个儿子有一个成了木雕师，另外四个儿子都在那间手术器械厂学机械技术。我父亲也不例外，可他不喜欢这份工作。他更喜欢做生意。后来，我父亲遇到了我母亲。我母亲在斯图加特的“工艺美术学校”（School of Arts and Crafts）学习舞台装饰，她的毕业作品是为《蝴蝶夫人》（Madame Butterfly）做舞台设计。这个才能激发了我母亲在斯图加特开设一间东亚艺术品商店的念头，后来，我父亲也参与了，和她一起经营。

Q：是什么原因让你成为工程师，最后又变成企业家呢？

A：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就有发现趋势的天赋。战争期间，我亲眼看到了父母经营的商店多么艰难—一间没人来买东西的商店。政府号召我们当农民和参军。那个时候你怎么可能经营中国瓷器和日本木刻产品呢？加上新货无法进口，货源也断了。战争是残酷的。空袭彻底断了我们的念想，商店被大火烧毁了。战争结束的时候，我父亲只能开始其他的新营生。在那个时候，我想做的是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需要的事情。1946年，我完成了中学学业，按理说，我应该去当学徒。可在我老师的鼓励下，我通过了大学入学考试。不过我父亲坚持认为，即便我有了大学入学资格，也要当学徒。这在战后的时期是可以理解的。另外，对祖父车间的记忆也一直影响着我。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就对车间的铣床很着迷。因此，我在通快公司（TRUMPF）开始了我的学徒生涯。

Q：去通快公司有什么背景吗？

A：我母亲和特伦普夫（Trumpf）夫人是好朋友，特伦普夫夫人还是我的教母。在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她每年都会给我最新版的《新宇宙》（The New Universe）。这是本引人入胜的图书，会告诉你很多有关新技术和自然科学新进展的知识。我在通快公司做了一年半的机械学徒。之后，我被斯图加特大学（University of Stuttgart）录取。那时候上大学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名额有限。我学的是机械工程专业—老实说那时我对这个专业没什么热情，而且学习相当艰苦。不过我写了一篇非常好的论文，因此杜耳柴克（Dolezalek）教授让我跟他读博士学位。可是，当时我只想尽快去美国。遗憾的是读博士和去美国这两件事不能同时实现。我花了一年的时间积攒去美国的钱。1958年，我到了美国，在那儿有了一辆大众汽车和800美元，并在辛辛那提的米拉克龙公司（Milacron）找了份工作。我工作的地方在一个小镇上，离公司总部也不远。

通快公司·美国

Q：能否具体谈谈这两个并不相关，但显然对你有影响的两件事：通快公司和美国。

A：好的，先说说通快公司吧。就像我刚说过的，我们两家很熟。特伦普夫家没有子女。特伦普夫先生早就说过，如果我加盟他的公司，我也可以成为公司的合伙人。而我此前的论文就是关于步冲轮廓法技术的，我在论文中论述和证明了步冲轮廓法（nibbling）技术优于通快公司在其机器产品中一直使用的剪切法（shear）技术。我在这个技术上已拥有三项专利。进入通快公司后我担纲过开发者、工程师、专利官员和总机械师的角色，使我能在通快公司进一步开发这一技术概念，成果是一种全新的机械产品！

再来说说美国，当时我选择去了美国。我一直对当时没有攻读博士学位感到有些遗憾。

Q：不过最近，你靠一本优秀的科学专著弥补了当时没有获得博士学位的遗憾，这本非常值得一读的著作就是《为什么美国一度遥遥领先的机床制造工业衰落到如此境地？》（Why has the US machine tool industry, which had such a leading role at that time, declined to such an extent? ），是吧？

A：是的，这本书让我感到自豪。对我来说，当时在美国的工作经验比博士学位更重要：因为如果没有我在美国的经历，无论是我，还是通快集团，都不会达到目前的境界。辛辛那提的米拉克龙公司是一家全球领先的企业，我当时参与了该公司第一台数控机床的开发。虽然我是个年轻的技术人员，可基于以前的学识以及在通快公司学到的东西，再加上迫切获取经验的驱动力，我对公司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永远都忘不了其门牌上写着吉恩· 亨利（Gene Henley）的那位老板，他自称是来自辛德芬根（Sindelfingen）的尤金·汉诺（Eugen Hähnle）。我们用德语讨论了我对改进齿轮制造工艺的建议。就是因为这个改进建议，技术部经理把我的工资提高了40%—达到每周200美元。当我后来告诉他我想回德国时，他对我说： “你是我见过的最大的傻瓜。”

Q：那时候你回德国就是为了回到通快公司工作，你对通快公司的忠诚来自何处呢？你在美国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你们的大女儿也出生在美国。而且正如你的老板已经暗示你的，你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

A：我经常思考我对通快公司这种毫无保留的忠诚到底是为什么。我本可以留在美国，我本还可以在德国的戴姆勒（Daimler）和博世（Bosch）等大公司在美国的分支机构找到工作机会。或许，我是想向我父亲证实，去通快公司而不是接管他的生意是正确的吧—这样的决定常常是你自己也没有清楚意识到的。不过主要的动力可能是我想进一步利用步冲轮廓法技术开发 “我自己的”机械产品。我们制造了15000台机床，公司在15年的时间里一直靠这种产品生存。

Q：之后，特伦普夫先生就给你提供了一个成为公司合伙人的机会。

A：是的，克里斯蒂安·特伦普夫一直和我保持密切关系，并给我提供了公司股份。公司合伙人的身份对我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机器的成功，以及科学界对这一技术成就的赞誉对我来说更为重要。

财务危机·技术研发

Q：如果拿登山作比喻，在你攀上企业家高峰的过程中，有没有某些重要的节点？有没有一些对你的职业生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关键节点？

A：最大的挑战无疑是从1992年到1994年的危机。那场凶猛的危机让我们措手不及—就像其他很多企业经历过的一样。我们的企业已经兴旺了45年。突然之间，我们留不住员工，而且亏损累累了。当时，我们的财务总监建议我们发行债券，以节约利息支出。1992年，在危机期间，我们违反了一笔贷款的条款和贷款条件，为此，债权人的代表可以行使其投票权。我永远不想再次经历那种情形了：对我们的业务一无所知的人试图告诉我必须解雇多少人。后来，我们靠巴登-符腾堡州的风险投资机构的一笔投资摆脱了困境，并在20世纪90年代末清偿了债务。

Q：当时，那场衰退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挑战。现在活跃在商界的很多高管都没有那种经历。那么，公司发展是不是也有重要节点呢？还是更像一次长距离的奔跑？

A：我们一直都像在攀登艾格尔峰（Eiger）的北面—始终都是（艾格尔峰位于瑞士中南部，北面为全球最险峻的峭壁之一。译者注）。第一个重要节点就是利用步冲轮廓法技术开发以及深度开发数控机床Trumatic。因为这一产品的成功，我们需要拥有更好的生产能力，所以，必须在迪琴根（Ditzingen）兴建工厂。我们的营收是3500万德国马克，同时我们必须要管理1800万德国马克的投资。不过，那条路让我们走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第二个重要节点是收购通快公司合伙人施瓦茨（Schwarz）先生的股份，他当时持有公司50%的股份。收购是在20世纪90年代危机爆发开始的时候完成的。最后一点，也是第三个重要节点，是我们的机床产品应用了激光技术。1960年，人们发明了激光器，到了1978年，激光已可以切割3毫米的钢板。当时，我曾去美国旅行，拜访了五间工厂。你可以在那些工厂看到激光的切削操作—然而，切削前需要先制作预冲孔。激光器的功率从500瓦特到700瓦特不等，可我们需要的是1000瓦特的激光。他们都不想把自己技术的使用授权给我们。因此，我们只能自己动手开发这项技术。我们与德国航空航天测试研究所（German Test and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viation and Space Flight）的合作卓有成效。我们建立了一个由五位专家组成的内部新创小组，并配备了一位秘书和一位电气技师。他们在一个独立的建筑中工作。每一周，全部董事会成员都会去拜访他们，以了解他们的工作进展情况。后来，我们甚至开发出了1.5千瓦的激光器。也因此，我们为通快公司树立了一个创新型企业的形象。继气体激光器后，我们又开发出了晶体激光器，其后，我们收购了拥有固体激光器技术的哈斯公司（Haas），收购的时间是1994年，当时我们依然处在危机之中。我们与巴登-符腾堡州的风险投资机构合作完成了这宗收购。

产品技术的创新仍然在继续。数字化、网络化产品正在大幅提高生产率。增材制造（Additive Manufacturing）、3D打印对最小批量生产来说也将是理想的技术。之后，激光焊接也会是一个广阔的发展领域。此外，我们参与其中的芯片制造同样也会是个前途光明的领域。再有，凭借我们在风险投资领域的活动，我们可以近距离观察与参与拥有巨大潜力的新技术领域的发展。

交接·继任

Q：我们可以在下一次访谈中讨论激光机床的成功故事—那次访谈已列入我们对快速增长企业的研究计划之中。接下来，我很想和你讨论一下继任规划的问题。如果这个步骤没有成功，那么，企业家的所有努力都将功败垂成。请谈谈对这一议题的感想。

A：现在回想，我可以说：我们的交接过渡处理得很好。我在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宝马汽车（BMW）和巴斯夫公司（BASF）等公司的任职中，他们为我提供了一种第一代企业家还没有亲历过的经验。我在这些集团中看到，董事长本人无须了解企业的方方面面—这对企业创始人来说是个意外的发现。在那些集团中，董事长必须为董事会的同仁分配责任。他或她必须拥有分配责任的能力，他们必须坚决果断。此外，他们必须拥有领导公司人员的能力。我女儿在这一方面就很出色。她与员工和员工代表联系紧密，同时，她还能推动决策，即便在面对棘手问题的时候。这种管理能力成效卓然。

Q：除此之外，有没有可以视为“经验教训”的东西？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你还会那么做吗？

A：我们的交接过渡处理得很好，只是可能稍晚了一些。科尔曼先生，我想说的是，在这个过渡过程中，我感觉自己是最辛苦的那个人。我是企业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以管理委员会主席（Chairman of the Administrative Board）的身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参与企业的运作。

Q：你直到82岁依然待在公司办公室，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你和公司共处了很长的时间。不过我们还应该提到一点，那就是你是以非常有条不紊的方式处理权力的交接的。

A：那对我来说很艰难。不过幸运的是，我获得了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那是最近10年里最美妙的一段时光—我用于撰写博士论文的那段时光。

Q：是的，这是我们很有共同语言的地方：这样的学术任务需要你全力以赴。我认为，这是度过转折点很好的方法。不过我们还应该说一点，那就是你是从以前的职位上彻底退休的。在汉姆布莱希特（Hambrecht）博士身上，你看到的是一个享有盛名的继任者。如果企业的所有者“另立政府”，那么，能力如此出众的董事长可能就不会接受。在我看来，下面这些做法才是值得推崇的：当时间到来时，（前任）应该彻底“切割”，这样，继任者才能完全接管新职位。

A：不过也有境况非常艰难的例证。我与马库斯·比尔里奇（Marcus Bierich）是亲密的朋友。他让默克尔（Merkle）先生担纲监事会主席（马库斯·比尔里奇是博世公司前董事会主席默克尔先生的继任者—译者注），马库斯·比尔里奇的这一安排，是德国工业界当时最受推崇的佳话之一。

人生脚本

Q：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只能从痛苦的实例中才能学到怎么做得更好的道理。接下来，我想谈谈贝特霍尔德·莱宾格擅长的其他方面：一个真正受过良好精英教育的人。有人会对这样的人生脚本是否仍然可以复制，甚至是否合乎情理提出质疑。你是马尔巴赫（Marbach）“德国文学博物馆”不可缺的赞助人和代表人，是 “巴赫国际学院”的赞助人，同时也是“贝特霍尔德·莱宾格基金会”（Berthold Leibinger Foundation）的创始人，该基金会为我们获得托马斯•曼（Thomas Mann，德国作家—译者注）在洛杉矶太平洋帕利塞德（Pacific Palisades）的住宅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你还为其他很多项目提供了支持。

A：我本可以从事很多不同的职业的，比如说：物理学家、新闻记者等。我志趣的根基源于我的家庭。我母亲是位博览群书的女性，而且是位充满热情的戏迷。我们的家庭是个书香之家。圣诞节互赠礼物之后，所有的礼物都会被拆掉包装，之后我们的房间里会非常安静，因为家里的五六个人都在阅读。

Q：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家庭这一背景，为你的志趣提供了解释。不过在我看来，还有另外一个因素，那就是你培养这些兴趣的自律。除了提供财务赞助以外，你还担任了很多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的志愿职务。

A：我只能在我们企业发展的后期才有能力为这些机构提供支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没有可供利用的大量资金：为了支持企业15%的增长率，为了为激光技术的开发提供资金支持，我们投入了大量的金钱；之后，我们又要收购施瓦茨先生的股份；后来，我们又回购了投资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我们从来都没什么钱。这种情况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才有了改观。另外，只有当公司达到了一定规模之后，我才有时间投身于那些事业。在那之前，我全身心都投入到了公司的发展中。因此，我是个 “发育迟缓者”。

不过，身为一个信奉新教的人，我必须知道，当造物主问我“你的一生都做了什么？” 的时候，我应该怎样回答。所以，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一直在努力把你赐给我的才能发挥到极致。”我深爱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的很多方面也给了我丰厚的回报。当一周结束的时候，在牧师会主持的教堂聆听巴赫（Bach）的康塔塔，会让我颇感幸福，而且也会给予我力量。

Q：莱宾格先生，让我们以下面这句话作为本次访谈的结束语吧。还有什么比一个人—一个耄耋之年的人— 在谈到自己的生活时说 “我总是充满好奇而且始终在不断成长”更美好的呢？ 译：艾鲁

赫尔穆特·科尔曼教授

从一家德国家族企业 CEO 的职位上退休后，在德国齐柏林大学（Zeppelin University）授课并研究家族企业的战略和治理。此外，他还在数十家公司董事会任职，目前活跃在六个家族企业的董事会中。他经常与中国的家族企业研究机构进行交流，并与中国企业家定期研讨。

罗拉·希伯德

齐柏林大学博士生及科研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