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不过三代”这句言简意赅的中国民间谚语，在非家族中人眼中可能是铁律，但在家族中人眼中可能更是诅咒。后者尤其更会将其当作禁忌，既不敢宣之于口，又十分担心自身会掉进这个令人困惑的局面之中。虽然尽管有家族可以克服种种困难，富过多代，历史悠久，但确实有更多家族由盛而衰，二、三世而斩，难以走出这个怪圈，从而印证或强化这个现象。

在“富不过三代”的例子中，胡文虎家族无疑经常被引述，它之所以成为商学院教学的反面教材，是因为这个家族既有传奇崛起的背景，其产生、发展、经营、宣传推销、市场开拓过程以及实质性发展内涵，既有投资多元化的转型、日趋国际化的发展，更有经历战乱、政权更迭等外部环境剧变时的应对，以及当富甲一方后秉持兼善天下的胸怀，以慈善弘扬道德，但最终却没能逃脱“富不过三代”的宿命。更重要的是，这个家族不但见证了上两个世纪中国历史的巨大变迁与海外华人在艰难中谋求发展的辛酸，其发展与衰落的过程及原因更值得后人借鉴，这也是本案例探索的焦点。

父辈下南洋的第一桶金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国家由强转弱的过程中，清政府在外敌大军压境下被逼签订割地赔款的丧权辱国条约，而受害最惨重的，自然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不但成为战争或灾难的最大“牺牲品”，更在各种政治角力或争夺中颠沛流离。由于东南沿岸农村经济破产，加上天灾频发等问题，而海外则因欧美强国开疆拓殖，对廉价劳动力有巨大需求，因此触发了一浪接一浪的东部沿岸村民离乡背井、漂洋海外的谋生浪潮（陈翰笙，1980~1985）。尽管那个过程极为困苦，旅途中或是到达目的地后，因各种原因死去的人数数不胜数，在当地谋生也是如牛马与奴隶般过着非人生活（Steinbeck，1952），但人们却能凭借顽强的生命力，不但幸存下来，更能凭着中国文化的基因与核心价值，尤其是那股为了光宗耀祖、衣锦还乡而激发出来的奋发图强的动力，在找到了发展机会或空间时，可以迅速突破，书写传奇。胡文虎家族正是其中一个常被引述的例子。

这个家族漂洋海外，由贫到富、白手兴家的故事，当然要从胡文虎的父亲胡子钦的经历说起。资料显示，胡氏家族是世代居住在福建省永定县中川村的客家人，到胡子钦时，他已不是一介农民，而是村中的“草药郎中”，算是有一定专业，在十九世纪中叶一浪接一浪华工漂洋海外谋生时，他和无数华南沿岸的乡民一样，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选择离乡背井，外出闯荡。据说胡子钦原名胡诞钦，是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胡铨的第三十一代孙。胡子钦父亲胡积家，母亲江氏，上有两兄（胡诞球、胡诞琴），下有一弟（胡诞清），而胡子钦本人年幼时就过继给中川村的邻村科平里的宗叔胡宗裕为子，而胡宗裕据说是秀才，因为曾经帮助胡积家解决了重大官非，胡积家将胡诞钦过继给他。而胡诞钦移民仰光后，易名胡子钦（胡江平，1987）。

彼时单身且年轻力壮的胡子钦，选择闯荡的目的地并非大多数乡民一窝蜂拥去的新旧金山，而是虽属南洋（东南亚）地区，但却是华人较少踏足的缅甸。尽管胡子钦漂洋出海的旅程中很可能曾经停留于开埠不久的中国香港，甚至是越南西贡、新加坡、马六甲和槟城等地，但他明显没有选择在这些地方落脚，而是一条心沿着海岸线走，最后到了相对“隔涉”（偏远）的仰光。对于胡子钦为何选择到缅甸的原因，坊间并没有纪录，其中一个推测很可能是当地有亲属乡里可以关照，可以得到更好的发展（康吉父，1984）。

事实上，胡子钦在仰光落脚后的发展，又确实比无数像“猪仔”一样被卖到海外打工的“契约劳工”有较好发展。其中的原因，除了他可能在当地有亲戚乡里外，也可能和他作为“草药郎中”的专业身份有关。正因如此，胡子钦在仰光生活不久，就开设了一家名叫“永安堂”的中药铺，既行医又卖药，成为半个生意人，并通过这个辛勤工作，一点一滴地积累起财富。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在数年努力后他成家立室，迎娶在当地出生，祖籍潮州且属虔诚佛教徒的华人女子李金碧为妻（Brandel and Turbeville，1998；Chan，1998）。

永安堂的突出之处在于胡子钦不只像普通中药铺一样为人看病和卖药，而是所卖之药不只有常用的生草药，还有利用民间配方自行生产制造的合成药（区如柏，1984）。其中最为重要的合成药，则是日后成为家喻户晓的品牌，可以缓解头痛、胃痛、咳嗽、感冒、风湿和蚊虫叮咬等疾病的万金油─一种有如百花油、薄荷膏之类的提神醒脑药膏。

有关万金油的由来，有说法认为是胡文虎本人发明（《星洲十年》，1 939；康吉父， 1984；Cochran，2001），或是胡子钦去世后胡文虎“聘请药剂师，致力于用科学方法研制”（胡知非，1987），但这种说法看来不太成立，因为胡文虎读书不多，又没深厚的医学根底，很难想象其有发明的能力，而事实上万金油既确有药效，又在胡文虎接手生意时已有，所以应是身为“草药郎中”的胡子钦所发明较合常理。但是，将万金油商标化，尤其打响了品牌，令其深入民心，几乎成为无人不识品牌的，显然非胡文虎莫属。

由于资料缺乏，到底当年胡子钦如何利用民间配方，制造这种药品的故事或过程，已难以考证，但一般相信其生产模式其实并不复杂，家庭式的煎煮、提炼和包装就可以实现。而药物的主要成分则是当地十分普遍，很容易就能采购的蜡、矿脂、樟脑、薄荷素油、薄荷脑、白树油等（Pan， 1990；Brandel and Turbeville，1998；Chan， 1998），成本低廉。就是说，在那个医疗条件十分匮乏的年代，胡子钦以其“草药郎中”的身份，让个人事业取得一定突破，不但能从行医中赚钱养家，又可从卖药及制药谋取更多利润和收入，也让他可以逐步摆脱贫穷，走向富裕。

家业同起步

行医、卖药与制药同步前进之时，妻子李金碧先后为胡子钦诞下三子：长子据说名叫胡文龙（生卒年月不详），但不幸早夭，次子为胡文虎（1883年2月13日生），三子为胡文豹（1885年9月14日生）。

随着家族的人丁逐步增多，胡子钦为儿子们的成长和教育大伤脑筋。因为当时的海外华人，大多是回到家乡娶妻生子，并将妻儿等留在家乡，本人在旅居地继续打拼事业。像胡子钦一样在旅居地娶妻的并不常见，而生子之后，他就会考虑是否将其送回家接受教育等问题。而胡子钦像无数海外华人父母一样，在子女长大后，决定将胡文虎送回家乡，接受中式教育。同时，他又想到要让两子“中西学与中西语并举”的问题，因此将胡文虎送回家乡学习国学，胡文豹则留在仰光进入西式学校，学习西学。另外一种说法是胡文虎童年时期很反叛，无心向学，父母乃安排他回家乡，希望他在传统和严格教育下，能够收心养性，学得依礼守规。相对而言，由于胡文豹较“生性” 受教，也肯读书，所以他留在仰光，并进入了英文学校，结果是他的英文很好，但中文很一般。由此也反映出两兄弟颇为不同的性格：胡文虎外向活跃，有开拓精神，亦极为进取，胡文豹反而较为内向稳健，注重细节与管理，两兄弟日后组成了“兄弟帮”，一人主外，一人主内，可以很好的配合。

当两子在成长和求学上不断取得进展之时，永安堂的生意也稳步前进，这也反映出当时胡子钦的医术相当，他所制造的合成药也有不错的药效，才能够赢得民众持续光顾支持。所以当时永安堂的生意规模虽小，却能细水长流，让胡子钦既可养家，也能在当地赢得一定名声，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在辛苦经营的过程中积累一些财富，为下一代的进一步发展，打下极为重要的基础。

1905年及1908年初，胡子钦先后为两子完婚，胡文虎娶居于槟城的华人女子郑炳凤为妻，胡文豹则娶郑炳凤妹妹郑阿兰为妻，胡氏兄弟娶郑氏姐妹的婚姻，曾成为南洋的一时美谈（Brandel and Turbeville，1998）。胡文豹完婚不久后， 1908年，胡子钦去世，其妻李金碧也在他死后不久辞世。至于永安堂的生意与他们生平积累的一些财富，自然留给两名已经长大成人，而且志大气锐的儿子（关楚璞，1940；康吉父，1984；《胡文虎发达趣史》，1960；Chan，1998）。

如果分析胡子钦的一生，则不难看到他具有典型第一代海外华人创业者的色彩：因为家乡生活条件恶劣，正值青壮之年时往外闯，藉以谋求更好发展，在积累一些资本后自行创业，并在经历一段时间的辛勤打拼后，取得一定成绩，也积累一些财富，而家族的传奇则在传到已接受了现代教育，并有更广阔视野的第二代手上后发扬光大、扬名立万，从而谱写了家族的传奇故事。

兄弟接班 平稳过渡

相对于父亲一代，生于仰光的胡文虎与胡文豹两兄弟，明显有了截然不同的成长环境与生活条件，加上某些与生俱来的企业家精神与特质，促使他们在接过父业后有了一番巨大转变。扼要地说，虽然医术（或者说对传统中医的了解）不如其父深厚，但胡文虎却有过人的商业头脑和敏锐的市场直觉，因而令仰光永安堂这家本来平平无奇的中药店，不久即跃升为名扬海内外的著名药厂，在那个年代，相信就如今天世界顶级药厂如辉瑞、强生、罗氏 、诺华、拜耳和葛兰素史克等一样，拥有相似的知名度。到底胡文虎和胡文豹两兄弟是如何打开这个局面的呢？

有关胡文虎传奇经历的不同记述均提到一个看似微不足道，但却十分重要的举措，那是胡文虎在父亲去世后，拿着母亲存下的约2000元积蓄，只身到香港，目的除了接触当地永安堂供应商及客户，还支付了父亲欠下的货款。此举令那些旧客户备感安慰，据说他们曾担心胡子钦去世后，胡家会 “走数”（赖账），这在另一方面也让胡文虎一出道便建立了良好名声。而那次香港之行又让胡文虎进一步见识了香港商业的活跃，其中的市场推销方式，尤其让他深受启发（关楚璞，1940；康吉父，1984；Chan，1998；沉仪婷，2013）。

接管了父亲遗留下来的中药铺后，志大气锐的胡文虎很自然地想到了人生目标和未来事业的重大问题，立足永安堂，扩大父亲传授下来的万金油，自然是顺理成章最具体可行一步。胡文虎接手父业后走出的第一步，是先行还债，此举既可消除供应商疑虑，又可赢得他们的信赖和口碑，因而成为他的制胜奇招，值得称誉。

商标起步 发扬光大

接着的发迹经历同样令人津津乐道，因为胡文虎想出了很多颇为创新的主意以推广业务、开拓市场─虽然那些主意在今天的角度看来已属平常，但在那个年代则是非常超前的。首先，他提出了虎标的商标；其次，他以新颖方法宣传；其三，则是逐步提升产品质素，并扩大产品种类。三方面相互配合，令永安堂在兄弟二人接班后有了令人刮目相看的重大发展。

可能受本身名字的启发，胡文虎创造了“以一只腾跃飞扑老虎为产品的商标”，此即、日后街知巷闻的“虎标”（Tiger Balm），而持有这个虎标无价商标的商号，则是其父创立，并由两兄弟继承的“永安堂”（Eng Aun Tong）。从此永安堂和虎标一样，从二十世纪起逐渐成为中华大地、东南亚，乃至全球各地均无人不识的重要品牌。

虎标与永安堂的商标与商号能够街知巷闻，当然要归功于广告宣传。众所周知，过去卖药不外乎街边叫卖，或是藉公众表演吸引群众而乘机推销。有学者这样介绍：“传统买药的方式是俗称‘江湖卖药’，主要是在渡头、墟市的等人多聚集地方，藉卖武、杂耍和说故事等招睐民众，伺机卖药”（叶石辉， 1984：189）。胡文虎显然觉得这种宣传方式的效益不够，因而想出了其他各种方法，包括到处张贴海报、绘画壁画和标语，在闹市派发宣传单，以及派出宣传车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一个城镇又一个城镇穿州过省，进行宣传和推销。胡氏兄弟采取的另一个特别方式是，提供一些药品给民众试用，藉以增加客户对产品的认识和了解（齐以正，1984；Chan， 1998）。至于有了一定实力后在报章上刊登广告，虽然也是宣传渠道之一，但这种开销很大的宣传，则是在永安堂打开局面之后才开始。

除了投入大量精力于推广宣传，胡氏兄弟还在提升产品品质和种类上下了工夫，而肩负这一重任的，则是其胞弟胡文豹、胡文虎的妻子郑炳凤和胡文豹的妻子郑阿兰，基本格局还是一家人胼手胝足，推动业务发展。由于胡文豹自小接受西式教育，对西方药物生产有一定兴趣和了解，因而引入了西方的生产及包装技术，令产品有如西药般的形象和品质。其次，除了万金油外，永安堂还推出另外四种较常用的成药：头痛粉、八卦丹、止痛散和清快水，提升了旗下药品的种类。当然，最为流行、名声最大，且广受客户欢迎的，则仍是万金油，因而令万金油成为了永安堂或胡文虎的代名词。

两家合力 扩张市场

由于各项发展策略方向正确，加上兄弟与他们的妻子均全力以赴，永安堂的生意蒸蒸日上，不久即在仰光声名鹊起，身家财富亦逐步积累起来。据说，胡氏昆仲接掌家族企业十年后的1 91 8年，家族已成为仰光一个十分富裕的华人家族，也颇有名声（Brandel and Turbeville， 1998），可见自两兄弟接掌父业后，由于走对了路，加上宣传方法吸引民众眼球，药品品质又好，因而获得了突出成绩，并为日后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个十分明显的发展格局是：兄弟接掌永安堂后，将发展焦点集中于仰光，推出品牌也好，加强宣传也好，就算是增加药物种类和提升品质也好，均集中于仰光的市场。当一系列的推广和生产都取得了成功，并积累了实践的经验后，兄弟才复制原来推广与生产模式的市场扩张策略。由于仰光地处东南亚的西南端，并非东南亚的中心，与中华大地的距离也相对较远，胡文虎随后的市场扩张，自然朝东南亚及中华大地推进（沉仪婷，2013）。

首先，胡文虎先开拓与缅甸为邻的泰国，主要是在暹罗（曼谷）设立永安堂分销点，并在当地取得成功后，再开拓至当时已被视为贸易要津的新加坡，并以新加坡为大本营，于1923年在当地开设总部，统管东南亚业务，不但向东南亚各地如印尼诸埠、马来西亚和越南等扩散，随后更向中华大地沿岸的海南岛、广州、香港、澳门、汕头、厦门、福州、汉口、天津等城市推进，其中的香港，则于1929年被设为总管中华大地业务的总部，抗战时期，更在重庆、贵州和广州湾等地设立分店（表1），令永安堂成为一时无两的跨国企业，销售网络可谓无处不在。

凭着精明干练的拼劲与步步为营且环环紧扣的发展策略，胡文虎、胡文豹两兄弟在接掌父业不久，即在仰光干出了十分耀目的成绩。随后，他们决定走出仰光，向东南亚其他城市发展，开拓市场，并在东南亚市场站稳脚跟后北望神州，将进一步开拓的焦点投放到中华大地的华南沿岸城镇中。由于永安堂生产的药品确实具有一定药效，加上市场推广到位，而且当时社会医疗卫生条件落后，对中成药有巨大需求，令无论是万金油，或是头痛粉、八卦丹、止痛散和清快水等，均取得很好的销量，至于虎标及永安堂，则成为了家传户晓的品牌，作为企业领军人的胡文虎，则因此赢得了“药业大王”、“虎标大王”或 “万金油大王”的众多称号，在东南亚和大中华可谓无人不识，永安堂亦扬名天下。

跨界突破 进军报业

永安堂由仰光到曼谷，继而扩张到东南亚各地之时，另一生意又深深吸引了胡文虎的兴趣，那就是报业。胡文虎明白，在现代社会，大众日用商品的流通，不能抱残守缺地以为有麝自然香，而须投入资源于广告宣传与推广，提升产品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才可增加生产，并从大规模生产中降低成本、提升盈利。胡文虎认为广告宣传乃企业抢占市场的桥头堡，地位吃重。由于永安堂每年均须付出巨额金钱于广告宣传，胡文虎认为如果由自家出品的报纸赚回广告费，一方面肥水不流别人田，同时又配合他扩大投资的计划，可谓一箭双雕。

必须承认的是，虎标药品可在短期内变得街知巷闻，宣传推广确实扮演了极重要角色，至于宣传开支，则属天文数字，精明且十分重视成本效益的胡文虎，自然对此了然在胸，并时刻思考和盘算如何才能节省成本，但又仍能广作宣传的方法。1925年的一次投资举动，显然给他带来启发，促使他日后另辟门径，开展了另一番令他名扬四方的事业。

资料显示，当永安堂生意不断发展之时，胡文虎可能早于1913年已与友人在缅甸创办了华文报纸《仰光日报》（区柏如，1984；齐以正， 1984），这本是胡文虎与人合股的生意，而他自己作为外行，希望从中学习，吸收经验的色彩可谓十分浓厚。《仰光日报》当时的督印人为胡桂庚，总编辑一职则先后由傅无闷、刘韶先、赖俊和赖笑担任（胡知非，1987）。虽然这份报纸只运作了并不很长的一段时间便告停刊，但明显已让胡文虎看到一个重大突破点─办报有助永安堂药品的宣传，可以令庞大宣传开支 “肥水不流别人田”，同时又可开拓一项全新的投资，提升个人、企业和家族的名声与影响力。

当然，由于胡文虎本人读书不多，并不喜欢文字工作，而他计划进军报业的举动，则被视为拿笔用墨的知识分子行业，自然吸引了社会的好奇，尤其觉得他必然另有所图，并对胡文虎能否轻易驾驭那群清高的读书人有所保留。但结果则是令人大感意外，胡文虎不但办报成功，做出卓越成绩，更不断取得发展，成为传颂一时的报界神话，他本人不久即因此赢得了“报业大王”的桂冠，与“药业大王”的雅号相辉映。

作为外行、新手，又非用笔“揾食”的文人，胡文虎能在报业打开局面，与他具商业头脑、企业家精神，并洞悉宣传窍门不无关系。一如当年在接掌家族企业后采取先行清还债务以争取信赖的奇招般，在新加坡设立地区总部，并决定进军当地报纸市场，胡文虎在1929年创立《星洲日报》时，也采取了先声夺人，令市场及社会大感意外的招数，此招即为“减价战”。简而言之，他决定不要短期利润，而是放眼市场占有率和知名度，并以当时的市场领导者─由当地华人领袖陈嘉庚所持有的《南洋商报》─为竞争目标。

具体而言，新出版的《星洲日报》只售8仙（8分钱），其策略是针对《南洋商报》的售价1毫子（10分钱，其他报纸也是这个价钱）。不但如此，在经营一年后，《星洲日报》由原来每份16版增加至20版，即是加大分量，然后又给予学校及政府机构订户五成折扣，就算是一般客户订购，只要订购期在半年或以上的，均会给予八折优惠。除此之外，《星洲日报》还会随报附送年刊、星期日专题副刊及早报等（Cochran， 2001）。《星洲日报》的“物超所值”，这在当时资源相对匮乏的年代，实在十分具吸引力。这让办报没有多少经验的胡文虎迅速杀出一条血路，也让《星洲日报》可以迅速与《南洋商报》分庭抗礼，胡文虎的社会地位，也能与陈嘉庚平起平坐（康吉父，1984；李培德，2012）。

由药业大王到报业大王

《星洲日报》一炮而红，自然激励了胡文虎进一步拓展报业版图的雄心。到了1931年，胡文虎宣布在汕头创办《星华日报》，“星”字开始成为旗下名字标记，此点与他接掌永安堂后以“虎标”为旗下药品统一商标的做法并无二致，目的自然是想藉此强化品牌，壮大实力，从而增加企业综合效益。新加坡的公司注册文件显示，1932年9月，两人才正式于新加坡注册成立虎豹兄弟有限公司，作为控股公司，统辖家族旗下药业和报业的重要生意和投资（Haw Par Brothers Limited, various years）。

就在创立《星华日报》之时，日军侵占了中国东北，国人掀起了“罢用日货”运动，海外华人也一同呼应（郭廷以，1979），像陈嘉庚及胡文虎般的海外华人领袖，也为抵制和抗议日军侵略四出奔走，旗下报纸更口径一致地鞭鞑日军恶行（康吉父，1984；李培德，2012）。

日本仁丹过去一直在中国成药市场上颇受欢迎，占主导地位，也是虎标药品的强劲对手。在那场“抵制日货”的运动中，永安堂生产的虎标药品，乘时而起，抢占了中国的不少市场，不久即将本来在市场中占很高地位的日本仁丹比了下去（胡永忠，1987）。

一方面是永安堂药品销量节节上扬，另一方面是旗下报纸在市场中所占份额在提升，在社会中的影响力日大，到了1 935年，逐渐察觉报纸与药品宣传能够产生微妙互动效果的胡文虎，再次宣布会在厦门及新加坡创立两份新报纸，前者名为《星光日报》，后者则为《星中日报》，两者不但引起市场高度重视，也为当时中华大地十分复杂的政治形势发出另一种声音、注入另一角度的评论与分析，其中高呼国人抗日则属主旋律。

两年后，抗日战争爆发，在那个生灵涂炭、伤亡惨重的年代，药物短缺尤为严重，价格乃大幅飙升，永安堂生产的各类成药由于广受民众欢迎，销量和价格直线上升，其药品几可作为“钞票的代替品”（substitute for currency） （Cochran， 2001），有前永安堂职工在海峡卫视《客家人》的纪录片中接受访问时直指虎标药品能“当银纸般使”（《客家人》，2016），另一说法是“比黄金还要值钱”（Chan，1998）。而胡文虎、胡文豹两兄弟的身家财富在这个销量与价格同步急升的过程中大幅增长起来（沉仪婷，2013）。

虽然当时战火迅速蔓延，但胡文虎再下一城，宣布在1937年于广州及重庆分别创办了《星粤日报》和《星渝日报》。随后的1938及1939年，胡文虎更在香港创立《星岛日报》、《星岛晚报》和《晨报》，以及在马来西亚槟城创立了《星槟日报》，到了1940年，再在槟城增设《星槟周报》和在新加坡增设《星洲总汇报》。即是说，在日军将枪口对准中华大地，尚未扩大战线（即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美国尚未卷入），香港和新加坡尚能保持和平之前，胡文虎已因应时局创立了多份“星”字头的报纸，不但令其声名鹊起，财富与影响力亦同步急升。

当然，也有分析提出质疑，指胡文虎所创办的多份报纸，大多数都是亏本的 （康吉父， 1984；李培德，2012）。有学者更指出，单以1938年为例，胡文虎旗下共有11份报纸，散布在东南亚及华南7个重要城市，到1939年底时，总亏损高达250000元新加坡币（Cochran， 2001），显示办报其实并非一项可以令人发财致富的投资。但与此同时，胡文虎在抗日胜利后还创办了销量相对较少、投入资本与人力不菲的英文报纸，如1949年在中国香港创办了《英文虎报》，1950年在新加坡创立了《英文虎报》， 1951年又在泰国创立了《星暹日报》和《星泰日报》（表2），进一步巩固了胡文虎“报业大王”的荣誉。

所谓“失诸东隅、收之桑榆”，胡文虎在办报方面出现账面亏损的情况，基本上有两个重要解释：其一是他可节省永安堂的庞大广告开支，这是当初“肥水不流别人田”的重大考虑，其中又以暗地里的广告，或是“软文”之类的推销，最能发挥潜移默化的推销效果，从这点来说如果不是报纸掌握在自己手中，是很难达到那种效果的。其二是可以增加家族在政治和社会等不同层面的影响力，并利用这种影响力获取其他金钱或非金钱的利益。

胡文虎、胡文豹两兄弟一同继承父业并将其发扬光大，两兄弟虽然维持了企业一体、家产统一，但到胡文虎去世后家人出现严重分歧，甚至对簿公堂，最终导致家业土崩瓦解。胡氏家族和企业因何四分五裂走向衰落？敬请期待下期。

郑宏泰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与政治研究中心联席主任。郑教授主要从事华人家族企业与港澳社会政策研究， 并在国际、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数十篇，主持多项香港研究资助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项目及台湾蒋经国基金科研项目。

高皓博士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战略合作与发展办公室主任。高博士在家族宪法、家族信托、家族办公室等领域有前沿研究，并担任《家族企业治理丛书》、《家族财富传承丛书》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