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背景

1978年，春寒料峭。虽然两年前“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但是党中央依然坚持“两个凡是”的政治路线。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署名文章，炮轰“两个凡是”。这篇文章随后席卷全国，点燃了一场真理标准大论战。在那个思想禁锢的年代，为随后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成功突围掘开了第一个思想豁口。

这一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开始系统清理重大历史是非，拨乱反正，同时还做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同一年，全国正式恢复高考。全国有610万人报考，最终录取40.2万人。

社会上充满着躁动的气息，而这一年经济上的最大变革，则是来自农村。1978年11月24日晚上，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西头严立华家低矮残破的茅屋里挤满了18位农民。关系全村命运的一次秘密会议此刻正在这里召开。这次会议的直接成果是诞生了一份不到百字的包干保证书。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有三条：一是分田到户；二是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三是如果干部坐牢，社员保证把他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在会上，队长严俊昌特别强调，“我们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向任何人透露。”1978年，这个举动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也是一个勇敢的甚至是伟大的壮举。

将近一年后的1979年10月，小岗村打谷场上一片金黄，经计量，当年粮食总产量66吨，相当于全队1966年到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此后，这一经验开始向全国推广。

而在江浙一带，一批小工业作坊已经星星点点地冒了出来。在钱塘江畔的萧山县，鲁冠球创办的农机厂悄悄度过了它十周年的纪念日。

历史的豁口 野蛮生长

1945年，鲁冠球出生于浙江省萧山市宁围乡的一个小村庄。萧山虽处鱼米之乡的江南，却是江沙冲击出来的小平原，人口众多而地力贫瘠。宁围是他出生地所在，在他将近 50 年的职业生涯中，这位日后著名的“中国企业常青树”把公司办到了大洋彼岸，自己却从来没有离开过这块土地。鲁冠球的父亲是上海一家医药厂的普通工人，虽然吃着大锅饭但收入有限，母亲和鲁冠球生活在乡村。初中毕业后，鲁冠球决定回家务农，但他很快意识到，种地可以勉强解决温饱，但无法从根本上摆脱生活的窘境。当时工人的收入和待遇远远好于靠天吃饭的农民。1969年，鲁冠球迎来了改变他一生的机遇。宁围公社有一个社属的“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由于经营不善，变成了无人问津的烂摊子。鲁冠球变卖了自己包括结婚时别人所送的收音机在内的所有家当，和几个学徒凑了4000元，投入到了“宁围公社农机修理厂”。这个84平米的修理厂与其说是工厂，不如说是打铁铺，但鲁冠球还是很高兴，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成为了工人，或者说“厂长”。而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生产什么，购买什么，销售什么，都要国家下达指标，指标之外的物品流通便属“非法”。鲁冠球东钻西闯，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条活下来的缝隙——为周边公社的农具提供配套生产，如饲料机上的榔头、打板，拖拉机上的尾轮叉，柴油机上的油嘴。

国营缝隙中的生存术：挤进“计划”序列

时间来到了1978年，这一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开始系统清理重大历史是非，进行拨乱反正，同时还做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这一年鲁冠球的工厂已有 400 号人，年产值 300 余万元，厂门口挂着“宁围农机厂”“宁围轴承厂”“宁围链条厂”“宁围失蜡铸钢厂”四块牌子，到这一年的秋天，他又挂上了“宁围万向节厂”。四周的农民恐怕没有几个弄得清楚失蜡铸钢、万向节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在后来人看来，从农作耕地到初级工业化之间，鲁冠球似乎已经在费力地搭建自己的企业基石。一年后的秋天，这间创造奇迹的农机修理厂门口颇为热闹，厂长鲁冠球亲自爬上梯子，把挂在厂门口的七八块厂牌都撤了下来，最后只剩下一块 “萧山万向节厂”。这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当时产值达到70万的众多产品，但这背后隐藏的是鲁冠球对未来的判断，他下定赌注，集中力量只生产一个已有产品—万向节。当年，他看到《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国民经济要发展，交通运输是关键》，社论中多次提及中国将大力发展汽车业。万向节这个传动轴与驱动轴的连接部件是每台车必不可少的，因此他大胆预测万向节产业大有可为。

但当他自己兴冲冲地背着产品去参加行业交易会时，结果被人轰了出来，因为除了国营工厂，别的企业都“一律不得入内”。鲁冠球当然不会就此甘心，他在会场门口偷偷地摆摊销售，他带去的万向节以低于国营工厂20% 的价格出售而受到欢迎，他像土拨鼠一样悄悄地扩大着自己的地盘。

1980年鲁冠球获得了一场最大的胜利—他第一次挤进了“计划”内的序列。当年，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要确定三家万向节的定点生产工厂，在全国56家万向节生产厂中，萧山万向节厂是唯一的“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它原本连参与评选的机会都没有，但是鲁冠球却四处运作，硬是让北京的专家评审组把它列入了参评的对象，最后竟通过了审定，成为三家定点工厂之一。

1981年，中央财政突然出现了严重的困难，与此同时物价也大幅上涨。面对这一现状，中央开始采取宏观调控，主要的措施有两方面，一保中央财政，二保国有企业。国务院发布文件打击投机倒把，这一时代特色鲜明的罪名直到8年后才被废止。“1981 年的日子很难过。”很多年后，鲁冠球回忆说，钢材提价 1.3 倍，煤提价 5 倍，成本持续上涨，而与此同时，原先签订的一些订货合同都被中止了，理由只有一个，“根据上级的规定，我们不能再进乡镇企业的产品”。 

政策冒险

研发、制造、销售三个重要企业命脉对这时仍旧弱小的萧山万向节厂而言都是要命的问题。招聘无人、研发来不及的他们独辟蹊径，鲁冠球想出的“邪招”是去找货运司机。他们和货运司机商定，白天正常拉货，晚上万向节厂的员工借车，拿到车后把万向节拆下来，绘制参数，天亮前再装上去。这种方法在今天看来就是“逆向开发”，但确实能迅速解决问题。而他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当时厂内的员工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当时全厂数百人只有一个高中生，更不要说工程师了，鲁冠球想到大学里去要一个大学生。大学分配办的人像见到了外星人一样看着他 ：“你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幸运的是，这一年浙江省委决定按照乡镇企业发展需要，在全省内安排8位大学生到企业学习，鲁冠球马上打报告申请4个名额。大学生的到来令他如获至宝，这4人被当作贵宾对待。厂里为他们单独安排了房间。两人一间，还配电视，甚至专门给每人配备了一辆永久自行车。除了大学生以外，万向节厂每个周六日都用小汽车把城市中国营大工厂的工程师接到自己厂里。小到产品加工细节，大到设备品牌、厂房建设都让他们提出意见，这些工程师被称为“星期天工程师”。

这一举动其实是冒了极大的风险。1982年，武汉国营一八一厂的工程师韩庆生与其他三个工程师一起，为武汉的一家乡镇企业设计了两套生产污水净化器的图纸，还编写了两万多字的产品技术说明，使这家濒临倒闭的企业起死回生。厂长为表示感谢，到年底发给四个人每人600元。但有关领导知晓此事后当即向公安局告发，韩庆生被判犯有“技术投机倒把罪”，一审判决入狱300天，用韩庆生的话说，“相当于两块钱坐一天牢。”尽管后来韩庆生被平反，厂长亲自登门道歉，但“星期天工程师”在当时仍然是一个危险的称号。

公司元年 星火燎原

“钱潮牌”万向节逐渐在国内市场打开销路后，鲁冠球把目光放眼海外，瞄准了国际市场。1984年，拥有世界上最多万向节专利的美国舍勒公司代表在广交会上“相中”万向，并在此后下3万套订单，万向产品首次走出国门。

1984年不仅对于鲁冠球意义非凡，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春天，33岁的王石担任了“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的经理，这家公司后来成为万科的前身；夏天，45岁的三水县酒厂的厂长李经纬推出了一款名为“健力宝”的饮料，成为当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首选饮料；秋天，52岁的潘宁创办珠江冰箱厂，推出“容声”牌冰箱；当年冬天，中科院计算机所创办新技术发展公司，40岁的柳传志担任主管日常经营工作的副总经理；同样在是这年冬天，35岁的张瑞敏被派到濒临倒闭的“青岛日用电器厂”当厂长，并于下一年当着职工的面砸烂了质量不合格的76台冰箱。

个体的躁动，背后是宏观的趋热。1983年，全国的货币投放总量不过90.7亿元，到1984年底，这个数字已经达到262.3亿元。新企业的不断萌芽与消费需求的增长，导致生产资料的短缺现象日趋严重，国家于1985年初决定实行“价格双轨制”，它有效抑制了通货膨胀，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困扰民营企业成长的难题。

然而，尽管面对巨大的政策困难，1985年，鲁冠球的万向节厂连续两年超额完成生产任务，被《半月谈》评为年度十大新闻人物，第二年在《人民日报》一篇长篇报道中，鲁冠球不仅因其经营能力得到褒扬，更作为“共同富裕的带头人”受到热烈的褒扬和称颂。他把自己应得的25万元承包收入全部捐给了企业—这后来成为万向集团产权改革的伏笔，他还参与建设了乡里的中学、农贸市场和饲料工厂，招聘了100多个退伍军人，“承担了巨大的社会责任”。这篇报道被看作乡镇企业报道的巅峰之作。

我们可以从鲁冠球和万向节厂管窥见当时乡镇企业的生存状况。作为体制外的民营企业，乡镇企业尽管面临着极大的政策窘迫，却以创造公共财富和承担社会功能为承诺，换取了一定程度的政策扶持；同时，相比较城市里的国营企业，他们则拥有着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低廉这一独有优势。开明的地方政府对其进行扶持，把大量的资源输送给这些乡镇企业，这些企业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大量农村人口的就业问题，推动了工业化和农村改造进程。

冷暖交替 产权意识觉醒

时间来到了1989年。尽管中央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政策，为过热的经济降温，但之前通货膨胀和价格闯关失败带来的恶果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消化。经济局势的动荡，使得有些人开始担心私营企业的发展是否会危及社会主义旗帜，甚至质疑改革的合理性。当年中央展开了对私营企业的整顿运动，清算私企的偷税漏税，整顿体制外的“非定点工厂”，清理流通环节中的专业市场。

紧缩的货币政策，市场需求的疲软，使得许多乡镇企业倒闭。为了给企业续命，许多经营者主动把工厂的所有权交给了集体。

这一年，鲁冠球的万向成为“全国十家股份制试点企业”中唯一的乡镇企业，虽然当年未能实现上市，但为日后的成长壮大扫清了体制障碍。也是在这一年，一位名叫倪频的浙江大学高材生到公司挂职锻炼时被鲁冠球看中，此后成为鲁冠球的小女婿，后来担任万向美国公司总裁。

产权意识的先行者

这一时期的经济波动让许多企业家的危机意识进一步觉醒，而和质量意识、危机意识一同觉醒的，还有产权意识。美国经济学家科斯指出，“资源配置的有效程度取决于产权界定的清晰程度”。那些先行者们开始把目光放得更为长远，除了具体的经营策略，他们开始思考企业的归属问题。如吴晓波所说，“产权意识的苏醒，意味着从计划经济体制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中国企业家开始了资本人格上的独立。”

这其中，有公司创办伊始就毅然决然走上独立道路的，如王文京。 1988年，24岁的王文京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财务司副科长任上下海， 12月6日，他和创业伙伴苏启强一起来到北京市海淀区工商局领取公司执照。在企业登记处，办事员问：“你想注册成国有性质的还是集体性质的？”王文京说：“我想办自己的企业。”办事员说：“那你走错门了。” 在当时，要注册高新技术企业，除了国有和集体，没有别的选择。不少人为了图方便，顺便挂靠一些国营和集体企业，日后引发的很多产权纠纷，便由此而生。被拒绝后的王文京只好转身走进了旁边的个体科，领到了一本个体工商户的执照。放弃了令人羡慕的“铁饭碗”，却只能当一个个体户，好像有点屈辱。不过，在王文京看来，自己的企业就应该是自己的。2001年，已经成为国内最大财务软件服务商的用友软件被批准上市，持有用友55.2%股份的王文京身价一举超过50亿元人民币。他之所以没有像很多同时代的民营企业家受到产权归属问题的困扰，就是源于13年前，他领取的那本“身份低贱”的营业执照，这是后话了。

当然，也有不少企业家由于“历史原因”，和老东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不可能另起炉灶，只能通过智慧的手腕，通过特别的方式在产权问题上辗转腾挪，实现自身的独立。在联想创办的时候，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投入了20万元的打底资金，柳传志要想摆脱老东家的控制，必须“还债”。联想是计算所下属的全资国有企业，柳传志尚没有变动资本性质的胆量和方式，不过，在新公司创办的时候，他想到了引进私人投资者。1988年，柳传志决定去香港办一家贸易公司，新创办的香港联想将代理北京联想的所有进口业务。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既是一个代理中间商，又是一个利润调节器。在后来的十多年里，柳传志的办法一直被很多国有企业悄悄尝试：通过引进私人投资者，组建一个产权清晰的子公司，以此形成一个新的资本操作平台，来推动乃至完成对母公司的产权改造。直到1993年，中科院同意对联想管理层和员工以“员工持股会”的形式占35%股权。员工持股会35%的股权，在当时还只是分红权，要兑换成实实在在的股权，还得再等七年，这也是后话。

承包制的局限性

鲁冠球也是这些觉醒者中的一员。此时他的企业如日中天，个人声望也达到了一个顶峰：1987年，他当选中共十三大的代表。在会议期间，作为唯一的企业家代表出席记者招待会，接受中外记者的采访。面对鲜花和荣誉，鲁冠球始终保持了一份清醒。在绝大多数“厂长”、“经理”们还在承包制兜兜转转时，鲁冠球已经看到了承包制的局限性，其最大的弊病在于产权界定上的模糊。为什么农业上百用百灵的承包制，一用到企业中就失灵了呢？首先，承包制包盈不包亏，反正亏损了最后政府不可能坐视不管，这就导致经理们盲目扩大生产而不顾产品销路。其次，承包制无法解决政府的所有权与经营者的决策权之间的矛盾，表现之一就是书记和厂长之间的微妙关系。最后，很多承包都不是以招标制完成的，其中不乏暗箱操作，很多经营者依仗自己是村里的大户，不仅利用承包乡镇企业中饱私囊，同时还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乡村政治地位。

他所经营的万向节厂的所有权属于他所在的宁围乡政府，尽管他以强势的作风拥有绝对的决策权，但他心里很清楚，乡政府一纸公文就可以让他卷铺盖走人—实际上，这样的故事将在后来的十多年里在不同的乡镇企业中一再上演。于是，鲁冠球采用了“花钱买不管”的方式。他将万向节厂的净资产评估为1500万元，然后与镇政府谈判，提出将其中的750万元归乡政府，其余归“厂集体”所有，乡政府的利益以基数定额、逐年递增的上缴利润来体现。鲁冠球获得了对企业的绝对控制权，却又没有丧失 “集体企业”的性质，如他日后所说的：万向的产权架构有自己的特点，越往上越模糊。我们的产权是企业所有，是企业的员工“全员”所有，这样我们就能享受一些优惠政策。而万向真正清晰地彻底厘清产权，还要再过几年。

期间更多的企业家加入那个躁动的年代，1987年的秋天，43岁的任正非创办了华为公司，却没有王石们的风华正茂，注册资本只有2.1万元。此前他的经历堪称压抑，由于父亲的成分，任正非自幼便过着贫困的生活；大学毕业后，他进入基建工程兵部队，虽然技术突出受到重用，但还是由于父亲的政治问题无法入党；1982年，部队建制取消，任正非退伍去南方担任一家电子公司的副经理，却因为一次受骗而丢了饭碗。岁月的嘲弄、底层的挣扎和理想的幻灭，让任正非时刻保持着强烈的危机意识。即使在十多年后，华为凭借不俗的成绩位居全国电子百强首位时，任正非还发表了《华为的冬天》，表示“十年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也没有什么荣誉感、自豪感，而是危机感，也许是这样才存活了十年。我们大家要一起来想，怎样才能活下去，也许才能存活得久一些”。

其实，除去像王石和柳传志这样从体制内“下海”的创业者，那一代企业家多出身于社会底层，正如许多乡镇企业多萌芽于穷乡僻壤，体制对他们的“关怀”较少，相应的，他们所背负的“枷锁”也更轻，所以能够自力更生，野蛮生长。而坎坷的个人经历和对体制的探索过程，也构成了他们不安全感的根源。

市场春天 险滩上的彩虹

1992年，邓小平第二次巡视中国南方。这次南巡，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这之后，公开舆论中的姓资姓社争论逐渐平息。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报告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同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写入党章。

政治上的春天也带来了经济上的复苏，许多人嗅到了其中的生机。在江苏的华西村，每天准时收看新闻联播的吴仁宝一看到邓小平南巡，当晚就召集了村干部开会，指挥村干部动员一切资金囤积原材料。政府的基层官员中也兴起了“下海热”。国家体改委的郭凡生创办了慧聪公关信息咨询公司，成为后来慧聪网的前身。而他的同事冯仑在这一年前就已辞职下海，创办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南下海南。

1993年5月10日，北京市取消粮票。1993年，国营企业体系已经开始瓦解，种种改革举措，都让人们感受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反思经营战略

这一年禹作敏被捕的消息，却犹如一颗炸弹,震惊了企业界。得知禹作敏被判刑的消息，鲁冠球写了一篇题为《乡镇企业家急需提高自身素质》的文章。其中一段写道：“我们面临经营者的自身素质障碍。这是一道更困难的障碍。这种障碍的病因是部分农民能人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所负载的历史使命，仅仅陶醉在眼前的成功光环中，这样的马失前蹄是非常让人痛惜的。而这一障碍的真正根源，其实是传统的小农意识与现代精神的冲突，显然，我们今天需要一次彻底的决裂。”

外界的风波让民营企业家们开始审慎地反思自己的经营战略。到1994年，那些创办于1984年的企业，已经走过了自己的第一个十年，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意识到，仅凭一腔激情和创造力无法应付日益扩大的企业规模和愈发复杂的市场环境。张瑞敏提出了“日清日高”这一管理概念，使得海尔成为当时国内制造业管理水平最高的企业之一。王石的万科也刚刚走过十年，与海尔的专业化管理不同，万科当时还处于多元化时期，这种多元化经营造成的产业结构分散，成为当年“君万事件”中君安证券向王石发难的理由，虽然在证监会的调解下王石躲过一劫，但也让王石更加清醒，下定决心走专业化道路，专心发展房地产。

联想的第十个年头也不是一帆风顺。国际品牌电脑大举进入中国市场，让联想的产品陷入滞销。公司的理念分歧又导致柳传志和昔日战友倪光南的分道扬镳。但柳传志还是做了一件对联想影响深远的事情，那就是联想产权的清晰化。虽然这一工作在1988年就开始了，那时他精心设计了联想香港公司的股份；1992年，他申请将公司脱离计算机所的管辖，直接纳入中科院名下；1994年2月，联想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此前柳传志提出了一个“股份制改造”的方案：联想资产的55%归国家，45%归员工。这一方案没有被中科院否决，却遭到了财政部和国有资产管理局的反对。柳传志退而求其次，将股份制改为红利分配，65%归中科院，35%归员工。在1994年，联想的员工还体会不到柳传志提出股份制改造的良苦用心。等到2007年柳传志回忆起这一切，不无得意地表示：“今天看来，我们做了一件非常重要而又聪明的事，因为当时大家分的是一张空饼，谁也不会计较。”直到1997年，纸上的“画饼”才变成了“真金白银”。而2000年，正是在此方案基础上，35%的分红权进一步变为股权。

如果说1992年南巡讲话后，姓社姓资已经不再困扰着鲁冠球，那么1994年万向美国的成立，则开始实现他的第二个梦想。当年，万向发生了几件对企业影响深远的大事：1月份，集团核心企业万向钱潮上市，开始迈入资本市场，不久后，鲁冠球23岁的独生子鲁伟鼎被任命为集团总裁，同时，浙大高材生、颇受鲁冠球器重的三女婿倪频被远派美国，出任刚刚组建的万向美国公司总裁。鲁伟鼎出任总裁、倪频远走海外，外界普遍将其视为是鲁冠球对接班人选的最终裁决。然而，在日后鲜有的几次媒体采访中，鲁冠球却常常将“海外”挂在嘴边，1994年在鲁冠球心中的意义，或许远远不止是上市与接班。

鲁冠球曾说，“赚外国人的钱才是真本事”。倪频的远走也许被外界赋予了太多额外的意义。带着外经贸部批给万向美国的98万美元，倪频开始帮助鲁冠球完成“以股权换市场”的海外蓝图。

新兴产业的新天地

到1995年的4月，31岁的马云在浙江杭州创办了“中国黄页”网站，它自称是第一家网上中文商业信息站点。马云想要创造一个面向企业服务的互联网商业模式，赚钱的方法是鼓动企业把自己的商业信息挂到网上。

同一个月，宁波的丁磊终于无法忍受平淡而乏味的生活，他孤身一人跑到热浪滚滚的南方，先是到处乱逛，拜访了几位网上已十分熟稔却从未见过面的网友。在深圳，他遇到了同样焦躁而找不到方向的马化腾，此时他正在担任惠多网深圳站的站长。5月，丁磊进了一家美国数据库软件公司赛贝斯（Sybase）的广州分公司，成为一位技术支持工程师。

就当技术员出身的马化腾与丁磊在南方茫然对望的时候，一些看上去与信息产业毫无专业关系的人反倒手忙脚乱地踢开了一片新天地。5月，学应用化学出身的张树新与丈夫在北京创立瀛海威公司，“进入瀛海威时空，你可以阅读电子报纸，到网络咖啡屋同不见面的朋友交谈，到网络论坛中畅所欲言，还可以随时到国际互联网络上走一遭”。在中国互联网的青葱时期，瀛海威扮演了一个启蒙者和领跑者的角色。张树新在当时还叫白颐路的中关村大街南端的街角处，竖起了中国互联网产业的第一块广告牌：“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向北1500米”，它被很多人当成了路标。

7月，已经拿到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博士学位的张朝阳碰到同校的尼葛洛庞帝，放弃当一个“李政道式的物理学家”的理想，投身于更让人激动的 “数字化生存”。在尼葛洛庞帝的协助下，张朝阳融到了100万美元，于当年年底回到北京，着手打造一个叫中国在线（China Online）的项目。

互联网虽然是新兴事物，但其引起的关注远不及传统媒体。当时最轰动的事件，莫过于央视标王的诞生。1995年11月，秦池酒厂销售经理姬长孔带来了一张3000万元的支票，这几乎是前一年厂里的全部利税。但他被懂行者告知6000万元在这里才能爆出一个轰动天下的新闻。“临朐秦池，6666万元！”主持人嘶哑的嗓音响起后，台下的反应是——“谁是秦池？”“临朐在哪里？”

1996年11月，已名满天下的姬长孔再次来到梅地亚，这一次投标金额为3.212118亿元。有记者问，“秦池的这个投标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姬长孔豪爽地回答，“我也没怎么算，这就是我的手机号码。”

这几年的中国企业家好似在长江中漂流，在复杂的环境中狂飙突进，同时又提心吊胆，偶尔看到明亮的彩虹，心中升起希望的同时，又恐惧于水花下的暗流，就这样跌跌撞撞地继续前行。

在后来十年的潮起潮落中，被湮没的和生生不息的，都越来越清晰。早在全球金融危机的2009年，通用汽车申请破产保护之时，万向的造车之路就已经展开。其实，当时怀抱造车梦想的，不只鲁冠球一个。2015年10月，刚刚在年初的超级手机发布会上喊出“让我们一起，为梦想窒息”的贾跃亭，宣布了生产乐视超级汽车的计划。但比起这位后起之秀，鲁冠球显然务实得多。2013年1月28日，万向正式以2.566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美国最大的新能源锂电池制造企业A123。2014年，万向集团又斥巨资收购了Karma混合动力汽车的制造商菲斯克汽车。与此同时，万向集团新能源商用车的路径越来越清晰。2015年7月，万向集团与上汽集团建立合资公司，其中万向集团占有合资公司51%的股份。2016年9月，万向自主研发的新能源汽车通过国家汽车标准测试，同年通过国家发改委新能源汽车准入标准认定，成为第六家获得独立新能源汽车生产资质的国内企业。就在万向集团向着造车梦快步前行时，2017年的10月25日，鲁冠球带着他未竟的梦想，离开了他深爱的这片土地。经过几十年顽强幸存下来的企业，即使创始人健在，大都也像鲁冠球的万向，接力棒已经在下一代手中，继续着未竟的梦想和无限的可能。

如果以创建于1979年9月22日的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作为改革开放后设立的国内首家民营企业为历史原点，仅以上市公司为例，有数据显示，截止2017年5月11日，国有上市公司中，民营企业占比已达60%。国家工商总局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6年6月底，全国实有私营企业数量在内资企业中的占比首次超过90％。40年，已经是一段需要梳理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