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有大局，是作为主事者必备的素质，其层次也相当丰富，可以体现在多个方面。它可以是一种品德，也可以是一种能力，还可以是一种担当。今天先来谈作为品德的大局观。

委曲求全的气度

蔺相如礼让廉颇的故事妇孺皆知，被选进中学语文课本，绘成连环画，广为流传。蔺相如“情愿让廉颇，不愿亡赵国”（京剧《将相和》中蔺相如的台词）的精神，正是大局观在道德层面上的最佳体现。与国家安危相比，个人恩怨算得了什么呢？赵国若因将相不和而被强秦所灭，又哪里有蔺相如、廉颇的容身之处呢？蔺相如令人肃然起敬的，正是这种为大局委曲求全的气度。

蔺相如去世以后，赵国政局发生了变化。廉颇因为性格耿直而不为宵小所容，最终被迫出走。楚王听说这一消息后，赶紧派人重金聘请廉颇。廉颇来到楚国，带领着楚国军队打过一次仗，没有建立功勋，讲了一句颇令人感伤的话：“我思用赵人！”（《资治通鉴》卷六）一辈子身为赵将，廉颇非常熟悉赵国军队的特性，一旦让他指挥陌生的楚军，就再也展现不出一代名将的风范。战火依然纷飞，但战场再也没有当年叱咤风云的廉将军。数年后，廉颇在楚国黯然去世。廉颇的结局恰好证明了蔺相如当初的判断，若赵国不存，即便一身本事如廉颇，也难觅真正的用武之地。

不计个人得失的气度

中国历史上，能像蔺相如这样以大局为重，不计个人得失者，不乏其人。唐代的贾耽就是其中之一。贾耽是中唐名臣，且精于地理学。唐玄宗天宝十载（751 年），贾耽以明经科中举，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至唐德宗时期已位居宰相，直至宪宗初年去世。期间，他和当时所有人一样，经历了安史之乱引发的一系列战争与灾难。公元 763 年，史朝义的死亡，在名义上宣告了安史之乱的结束。但事实上，由安史之乱遗留下的叛军与藩镇割据问题，始终未能妥善解决。以河北三镇为代表的叛军余孽虽名义上归顺朝廷，实际上一直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谋求独立。

唐德宗时期，河北叛乱又起。中央政府本来就财政窘迫，人力紧张，而朝廷派往平乱的大帅朱滔，意在玩寇，后来干脆也加入了叛乱队伍，自称冀王。这对朝廷来说当然是雪上加霜，但糟糕的还不止这些。与河北叛军遥相呼应，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扯起了反旗。而在随后朝廷调令泾原节度使的军队赶赴淮西战场平叛时，因朝廷赏赐少，将士冻饿，泾原军竟在行军途中发生哗变，不仅没去平叛，反而转身攻打帝都长安。居住在长安的旧军阀朱泚乃朱滔之兄，被攻入长安的泾原叛军奉为领袖。仓促之际祸起肘腋，毫无防备的唐德宗只得狼狈出逃至奉天，史称“泾原兵变”，朝廷颜面扫地。

这件事发生在公元 783 年，当时的贾耽，正在担任山南东道节度使。贾耽属于忠于朝廷的一派。心系朝廷安危，也为打探局势，贾耽于次年派遣他的部下樊泽赶到奉天觐见唐德宗。樊泽完成任务后，回襄阳复命。樊泽回来后，贾耽安排了次宴会，重要的僚属们都参加了。正在高饮之际，忽然有朝廷紧急命令送达。贾耽取过来看了看，原来是朝廷任命了樊泽为新的节度使取代贾耽，并命贾耽至奉天待命。为不影响大家的酒兴，贾耽若无其事地将朝廷的敕令放进了怀中，继续和僚属们宴乐。

宴会结束后，贾耽向僚属们宣布了朝廷的命令。有一位名叫张献甫的将领听完之后忿忿不平，替贾耽感到不值。张献甫质问樊泽说，贾大人命你入朝天子，你居然耍起花招，为自己谋求地位，夺取贾大人节度使的位置，真是不忠不义之人！愤怒的张献甫甚至主张杀了樊泽。张献甫不便明斥朝廷行事荒唐，只能把气都撒在樊泽身上。贾耽赶紧出面制止张献甫，说既然朝廷已经正式下达了任命状，那从现在开始樊泽就是节度使了，你们不能这样对待节度使。

为了让樊泽安心接受朝廷任命，贾耽当天就离开了辖区，前往奉天待命。走的时候带上了张献甫。胡三省评论说，贾耽之所以当天就离开辖区，除了表明对朝廷决议的尊重外，也是向所有将士表明，自己没有任何贪恋权位的意思，那些对樊泽不满的人就没有理由借机制造混乱了。而把张献甫带走，更是体现了贾耽思虑周密。如果把张献甫留在襄阳，他和樊泽之间的矛盾很可能会再度爆发并升级。无论是樊泽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威而杀了张献甫，还是张献甫纠合势力驱逐樊泽，都是不好的结果。所以贾耽决定将张献甫带走，这样既保全了樊泽，也保全了张献甫。

唐德宗有点小家子气，被后世史学家讥为好“察察为明”，喜欢在小事情上猜忌、防范大臣，并干预一些非常琐碎的事务。突然下令让樊泽替代贾耽，显然也是出于猜忌。贾耽却并不以此为意，平静地接受朝廷决议，安然上道。贾耽的忠诚与智慧，在时间的砥砺中经受住了种种考验，于公元 793 年被唐德宗任命为宰相。贾耽胸有大局，不计个人得失的气度，完全可以和蔺相如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