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文逸把辞职信丢在父亲的办公桌上转身离去，这次他不准备再回头。从美国回来，加入父亲创立的小王国，他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他的意见父亲常充耳不闻，父亲的老部下也多对他阳奉阴违，他是副总，但决策是父亲和总经理的事，执行是部门经理的事，他自己的位置不上不下，不远不近，他总觉得自己从美国回来一身武艺却无施展之地。然而父亲老蒋觉得，他的那套并不适用于国内的文化，把他安排在副总的位置上，可以更好地让他观察和学习，承上启下。

家族企业的父子关系既是家族企业治理传承难于回避的课题，也是充满冲突和挑战。蒋文逸和蒋爸的关系确实不像是父子，两个人在一块，除了问答没太多话说，就算交流也很少对视，绝少玩笑和主动表达。老蒋性格倔犟和暴躁，有时忽冷忽热。一不如意就是一顿训斥。蒋文逸也并不买账，他很小就在国外求学，希望平等交流，有独立思考和质疑，但质疑自己的父亲竟是这么难。看似稀松平常的父子关系其实隐藏着许多秘密，可能反应着雄性动物争斗本能的生理特征，可能隐含着家族位列次序的权威与服从的伦理，有抚育培养形成的性格因素，还传递着内在精神文化的影响，再加之外部环境的影响，使父子关系常常矛盾重重。

父子关系极简史

在哺乳动物的众多种群中，雄性可能成为群体的首领，靠尖牙利角独霸种群中的交配权，保证其基因在种群中的存续，也可能游离于种群之外，隐忍偷生伺机争夺首领的霸权。首领的雄性后代成年后同样会被驱逐。雄性动物在生存权和交配权的争夺中缺少安全感和满足感，还要时刻面对同性威胁或去威胁同性，竞争无处不在，或者成功或者失意。在人类之外的众多雄性动物的存在只有在其作为群体首领时才有意义。人类的社会化生活方式让雄性存在的意义获得更广泛延展。首领之外的男性通过协作共同参与种群的生产、建设和生活，拥有了繁衍后代的权力。人类还发展出形式多样的婚配方式。学者威尔逊在《论人性》中提到，婚姻关系使男人在社会生活中获得了“父亲”的角色，“父亲”的角色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家庭关系，从而产生了亲人关系的终生及代际间的认同。带有人类鲜明特色的家庭关系使人类具有更长远生动的记忆力、想象力和规划能力。大部分人类学学者认为，父亲和真正家庭的出现不会晚于大约四万年前现代智人的成熟期，自此，人类大脑造就的心智基本结构就没有再发生重大变化。因而父亲标志着人性和时间意识的出现，远早于文明的出现。

真正的“父亲”身份

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真正的“父亲”身份需要满足：生育—与母亲交合生育后代；养育—参与养育以造就后代；培育—施加精神影响以培育和维系着后代。参与生育本身只能成为生物学意义的父亲，生育本身并不是人类父亲角色的充分必要条件，人类父亲的角色已经远远超越生物学范畴，非亲生的父亲仍然可以通过养育和精神影响获得父亲身份；参与养育对后代性格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父亲通过参与养育为后代施加心理的影响，施加精神影响赋予后代人类特有的文化属性，是人类独有的特征，精神文化的塑造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最终统治这座星球的根本原因。父对子施加精神影响是无形的，比如在父慈子孝、勤奋工作和尽忠职守等方面以身作则的影响。这种无形影响甚至可以是完全非对象性的，比如一个逝去的祖先，也可以活在子孙记忆中，甚至产生深远地影响。这也就是古今中外极其重视祭礼、家谱、家族荣耀来追忆祖先的原因，比如在孝敬长辈、勤学敬业和诚信守礼等方面以身作则的影响。

心理学的基本观点是我们每个人所拥有的本性和性格是不同的。本性是指与生俱来的潜质，是与世界存在的一种直觉关系；而性格恰恰是对本体的自我保护，个人性格的发展正是为了保护原有的本体免受环境的伤害。人的性格一旦形成，我们的注意力就具有了倾向。我们开始变得有所选择，形成了属于自身性格的世界观，只会对那些支持这种世界观的信息敏感。本性是出生后就确定的，而性格的主要特征是在孩童时期形成的一种自然习性，但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性格也会发生迁移。因此，一个人在孩童时期的生长环境包括监护人的行为和态度对性格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The Ennergram by Helen Palmer, 1988）。要想了解一个人的性格，必须了解他童年的家庭关系和生活环境。父母严厉苛责，孩子可能会压抑或叛逆；父母纵容宠溺，孩子可能会自我中心和情绪化；父母注重沟通，孩子的交流能力会强；父母的关怀多，孩子就更有安全感……家庭教育对人的影响是深远和难以改变的。英国心理学家约翰·波尔比指出： “对于个性的发展，没有任何经验比儿童在家庭中的经验更具深远的意义。”最初与父母的情感连接，是我们开始了解“我”的第一步。通常作为家庭权威的父亲的行为、选择和价值观也是儿子衡量世界的“基准线”。根据波尔比的理论，儿子与父亲之间的依恋感情纽带对性格形成起着关键作用，儿子依恋父亲的方式也将有机会影响到成年后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专家巴塞洛缪对于亲密关系中的依恋类型根据焦虑和回避的程度差异做了四种分类：安全型、痴迷型、恐惧型和疏离型。在养育过程中，父亲对孩子的态度会影响孩子依恋关系的类型，进而影响一个人的童年以及成年后的人际交往方式。

安全型 如果父亲在情感上注重关注、理解和倾听孩子的需要，信任孩子，并始终坚持用这种态度去满足孩子在生理、情感和精神上的需要，那么这种早期关系的信任感和安全感，就会奠定未来孩子的个性发展、智力成长和职业选择的基础，帮助孩子形成低焦虑低回避的安全型的依恋类型。

痴迷型 如果父亲的行为随意和不始终如一，那么孩子生理、情感和精神上的需要就会有时能够得到满足，有时候又得不到满足，孩子缺乏内在安全感，迫切希望获得关爱和认同，可能逐渐形成高焦虑低疏离的痴迷型的依恋类型。

疏离型 如果父亲缺乏情感表达、肢体接触和外在的情感交流，那么孩子会感知父亲的“无情”“冷淡”“与人有距离”“不会表达关爱”。成年后的孩子也可能会形成低焦虑高疏离的疏离型的依恋类型。

恐惧型 如果父亲时常恍恍惚惚、心神不宁，缺乏与孩子沟通的兴趣，而孩子的内心始终需要感到自己有价值、得到亲人的珍爱，那么长期不被重视的孩子成年后，可能会因为“自己不够好”而心怀羞愧，内心充满不安全感，形成高焦虑高疏离的恐惧型的依恋类型。

父亲的养育方式对孩子成年后的工作风格、人际关系、行事原则等具有极大的影响。蒋文逸的父亲在蒋文逸出生后就开始创业，养育的工作基本是由母亲承担的，蒋文逸很少有机会和父亲长时间相处，蒋文逸对亲密关系缺乏热情和父亲的疏离不无关系。蒋文逸的母亲和父亲算青梅竹马的婚配，父亲强悍暴躁，母亲温婉贤淑，父亲创业之后愈发强势，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母亲最终难以忍受，提出离婚。于是在蒋文逸12岁时，母亲独自带着儿子在美国生活。老蒋后来娶了自己公司的财务经理又育有两女，尚在读书。现在的妻子是公司的CFO，掌控财务大权，大舅哥也在公司担任采购部门的经理。然而，老蒋思想十分传统，希望子承父业。这个想法让妻子十分不满，两个人爆发了婚后最大的冲突。最终，蒋文逸在大学毕业后还是进入公司并被直接任命为副总。老蒋内心大概还是觉得欠了蒋文逸母子，但另一方面又忌惮现妻，安排蒋文逸的职务也着实让老蒋头疼了一番。一贯掌控权威的老蒋并没有和蒋文逸进行过充分沟通和了解就草率安排，而蒋文逸也不是一个善于主动表达沟通意愿的人，结果一厢是煞费苦心，一厢是无所适从。

蒋文逸回国后交往的同是二代的小郭和老郭的父子关系就完全不同。小郭一直在老郭身边，老郭是知识分子型的企业家，和老蒋这种暴发户式的企业家有所不同，和小郭的沟通比较多，老郭再忙也常抽时间陪着小郭玩耍。小郭对老郭非常崇拜，老郭对小郭很是欣赏。老郭还不断鼓励小郭尝试新鲜事务，虽然在国内长大，小郭的思维一点都不僵化，敢于挑战权威，待人接物也相当有分寸。和蒋文逸疏离型的依恋类型不同，小郭的依恋类型更接近于安全型，这让小郭非常容易融入到各种关系中，深受欢迎。这段时间蒋文逸听说小郭已经申请了去美国读研，研究方向正是父亲目前在努力进行技术改造的方向。老郭不仅成功养育了小郭，还对小郭成功施加了精神影响，使小郭以继承老郭的事业为使命。蒋文逸对小郭简直羡慕不已。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父性

在完全不同环境下生活的老蒋和蒋文逸所受的文化影响却大相径庭，这也让父子在共同的工作中矛盾冲突不断。老蒋常常会呵斥蒋文逸，而蒋文逸感到很郁闷，他既厌恶威权压制，又不善主动沟通。虽然无论从希腊神话到罗马帝国基督教起源，在相当长的西方历史都是男权主导的世界，然而工业文明和新教伦理下的资本主义发展使男权越来越面对挑战；到了互联网、高科技快速迭代的新世纪，子女甚至在创新逻辑驱使下尝试颠覆父辈的思维。蒋文逸受现代西方文化的影响更大。西方的家庭关系的文化中，主张父母与子女是付出和接受的关系，孩子没有选择父母的权力，孩子的存在是被动的，繁育是基因义务，父母需要养育和教育自己的孩子，但不应索取回报，孩子在18岁成年之后就是完全独立的个体（海灵格，《谁在我家》）。在大部分西方世界有抚养责任，却无赡养义务。父母之爱长久以来被认为是利他主义的典范。然而老蒋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儒家提倡的孝道是对家庭基本结构包括父性的反哺。《周易·序卦》所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孝道又是阴阳观延伸到代际之间的体现。以这种父母性和孝道为基底的中国传统文化一定程度上否认儿女对生活的自主选择，仿佛我既生了你，养了你，那么，你就应该实现我的计划、我的理想和幻想，否则就是违背我的意志，就是不孝顺。不同的文化背景影响下，父子冲突在所难免。

父子关系五阶段

学者苏珊·坎贝尔（Susan Campbell）在《伴侣的旅程》中曾经把紧密关系的发展分成五个阶段：浪漫期、权力争夺期、稳定期、承诺期、共同创造期。父子关系同样存在着亲密关系的发展阶段，大致可概括分为偶像化时期（童年），冲突期（青春期），演进期（成年后），接纳期（生儿育女），和解期（老年）。学者马丁·布伯在《我和你》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是人通过“你”而成为 “我”，个体在和“你”的交往中才发现和认识“我”，进而才经验“它”。蒋文逸的童年中虽然和父亲不是非常亲密，但仍然在父亲的遥远的威严中产生一些偶像化的意识，蒋文逸骨子里是渴望获得父亲认同的。青春期后蒋文逸并未在父亲身边，或许有些成见，但并没有实际冲突发生，错过了通过反抗父亲的权威，甚至反对父亲的期望和要求而产生独立意识的“叛逆期”。在成年后蒋文逸回到父亲身边，父子感情上依旧疏离，反抗变成一种隐匿的竞争。

父子冲突“七宗罪”

父子之间的隔阂和冲突更多的原因来自父亲，然而解决冲突的钥匙却掌握在父子两个人的手上。

1. 父亲既要儿子孝顺，又要儿子独立成就伟业 “孝”的内涵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由善待父母发展到顺从父母，以及传宗接代、光宗耀祖，为家族的繁盛兴旺做出贡献，既要修身立行，又要光宗耀祖。在中国绵延两千多年的父系继嗣制度中，孝悌礼义廉耻成为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家庭伦理观念之一。然而面对新时代新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父亲除了要求孩子孝顺，还希望孩子有独立意识，有创新精神，事实上两者之间常存在矛盾。创新精神恰恰需要反传统反权威的精神，创新精神要求构建更多交流、欣赏和支持的新型的父子关系。当男孩长大时，他的任务是成为他自己，他需要父亲的支持和理解。

2.不合理的期待  父亲往往认为儿子是他“理想自我再来一次的重生机会”，希望儿子在完全继承自己所有优秀特质的基础上，践行自己未能完成的理想。这种不合理的期待必然带来压力和不满，与儿子成熟之后对自我发展的期望发生冲突就再所难免。放弃不合理的期待是父子建立有效沟通的必要条件。

3.父子关系不平等和沟通不畅 中国传统的父子关系是不平等的，这就造成了父子间沟通的不畅。费孝通曾将父子间的权力关系定义为“教化权力”，当教化受到抵触时，冲突就会发生。在普遍的社会文化中，男性都更倾向于隐藏和压抑自己的情感与感受。父子间无法有效交流，隔阂越来越多。在传统的抚育职责中，母亲更多关注生理性抚育，父亲更多承担社会性抚育。父亲为了维持在家庭的尊严，刻意造成了父子间的疏离。学者马林诺夫斯基也曾说，“父权是大部分家庭冲突的根源，因为父权赋予了他父亲的社会要求及其专有的权力”。

4.情感交流的欠缺 父子相处时间过少，更不利于冲突和误会的化解。正如学者Dan Kindlon和Michael Thompson在《养育该隐》中说，“父亲们发现自己很难带着爱去思考，或者向他们的儿子表达爱。相反的，他们很可能用自己与其他男人相处时获得的经验来处理问题— 换句话说，他们会去竞争、控制和批评。”James M.Barrie在《彼得潘》中这样描述：“小男孩们说，他们在祈祷的时候，心中的上帝都长着一张很像妈妈的脸。”然而男孩子的成长需要来自父母双方的爱。

5.由年龄的差异造成的价值观的分歧  代际冲突难以调和 ，“当我们成为父亲的时候，便会意识到父亲当年做得有多糟糕。更可怕的是，我们现在也做得很糟糕。”一般当很多男性开始有自己的孩子时，便开启了与自己父亲的和解之路。这个时期的你逐渐开始原谅、接受甚至钦佩你的父亲。逐渐老去的父亲也是如此。你们开始互相接受彼此的不同，分享彼此的兴趣与观点。即使你没有孩子，也会慢慢地意识到：父亲是有自身与时代局限的普通人。作为父亲也应该认识到自己的经验和知识的局限，自己需要不断加强学习，同时给年轻人更多试错的机会。不管怎样，和解终究是需要勇气和努力的。“当一个男人意识到自己的父亲是对的时候，通常他已经有了一个认为他错了的儿子。”

6. 父母关系恶化 父母关系恶化，不恰当的冲突处理所导致的家庭结构变动或不稳定会给孩子的成长造成诸多影响。在恶劣的家庭关系中，长大成人的儿子可能化身为母亲的“复仇者”和父亲抗争。蒋文逸在父母离

婚后和母亲一起在美国生活，对蒋文逸而言，父亲的影像十分模糊，对父亲的认知多数来自母亲，母亲对父亲的怨气也会不可避免地传递给蒋文逸。如果母亲和父亲性格难以调和，蒋文逸和母亲朝夕相处所形成的性格恐怕和父亲也难以协调。加之从母亲口中和情绪中获得的关于父亲的种种讯息，使蒋文逸对父亲存在一种并不善意的预判。蒋文逸要做的也许是用他自己的心去重新理解和认识父亲，而不是活在父母不幸婚姻的阴影下。

7.子代的巨婴化 虽然父母与子女关系是利他的典范，但并不代表孩子可以永远索取。子女成人之后应尽快自立并独立生活，而不应继续要求父辈无条件付出。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变成“啃老”一族，不能自立的后代同样会带来代际冲突。

人是时间的动物，无论生命体验抑或文化教养都是经年成长并且代际传递的，人类的一切现象归根结底是年龄和代际事务的折射。现代科学技术进步以及知识和生产方式的转变，使新生代成为真正掌握知识权力的人，父辈的教化权力本质上正在被掌握新知识的年轻人颠覆。从物理距离到情感心理，父与子之间的分离是无可避免又自然而然的过程。蒋文逸回想童年对父亲的仰视，那个像山一样的男人如此威严不可触碰，在蒋文逸的内心深处，他曾经那么渴望成为“他”；后来在与父亲对抗中，蒋文逸又发现，那种反抗恰恰是他的成长和父亲老去过程。尽管这个过程对于双方都很痛苦，但又是自然发生的过程。在反抗的过程中，蒋文逸正在确立自己的身份，发现自己的需要，重新找到属于自己和世界相处的方式；同时又可能是逐步获得父亲认可的过程。辞职一周后，他忽然接到父亲的电话，父亲说，他不接受他的辞职，关于工作安排，他希望可以听听蒋文逸自己的想法。

冯媛 中欧财富管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欧家族办公室首席架构师课程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