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接触的很多家族企业中，最常见的是企业家父子传承中的关系，最让人唏嘘不已的是有些父子关系紧张到不像父子，更不像路人，而是仇恨和敌人。目前，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也基本上已经完成或者正在进行父子父女的传承过程，这其中有已经完成比较好的万向集团、方太集团等，但更多的父子传承似乎并不顺畅，即使是名声足够大的李嘉诚，也是以90多岁的高龄在今年才正式宣布由长子李泽钜继承他的主席位置，至于李泽钜做得如何，我们还得以观后效，目前很难得出结论。

我说过，观察一个民营企业家是否成功，绝不仅仅看他在位的时候是否成功，而是要看他的继承人是否能够延续这种成功，尤其是那些打算将家族企业交给自己儿子的企业家们，如果一个企业家自己很成功，而他们的子女继承了企业且搞砸了，如果这位企业家还活着，那么，他的失败感是最为强烈的，甚至比自己的失败打击还大。

因此，不少企业家将这种传承的事情与我进行交流，而且有的将儿子交给我来“调教”，我开玩笑说，干脆我们也搞个“二代班”吧，也有人跟我说是不是同性相斥、雄性相争的缘故，我不太认同这种看法，古代历史上有不少帝王父子传承很不错的，如远古有周文王与周武王的传承，后来有康熙与雍正、雍正与乾隆、乾隆与嘉庆，其实，明朝里也有不少良好继承关系的，而女性之间的宫廷之斗的残酷性一点也不亚于雄性之间的竞争，不过，父子之间的争权之斗似乎更加引人注目。

我写过《江山永续》一书，其中也有不少笔墨写到这样的传承问题，本文就是想谈谈我对古代帝王父子传承的看法以及历史上比较成功的方法和路径。

帝王父子之争的本质是内在自我的冲突

纵观历史上的帝王父子关系，尤其是父皇和有可能继承皇位的儿子之间是很微妙的关系，按照自然规律，父亲总是会将权力交出来的，儿子也会自然继承的，而儿子之间为了争夺皇位会进行残酷的斗争，本文对此不进行论述，仅关注皇帝与选中的太子之间的关系。按理说，皇帝选中的太子，应该是一对良好的关系，可是，历史表明，这恰恰是一对最为危险而微妙的关系。暂且不说极端状态下太子被换掉或太子逼父皇下台的情况，就是在日常的关系中也很紧张，甚至有各种各样的冲突。在我看来，这种父子之争本质上是两个独立的内在自我的冲突。皇帝，尤其是开国皇帝，大概在中国历史上最具有自我的一位父亲或男性了，关注整个政权的稳定和自身权力的安全，同时有比较强烈的自我意识，往往希望自己选中的太子也像自己一样能干、有决断力，不被周边臣子或他人蛊惑，同时，还比较听自己的话，能够获得自己的信任。而儿子呢？如果真如父皇所要求的那样，能干，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具有比较强的决断力，那这种子女往往不怎么听话，像李世民、朱棣这样的。如此一来，两个强大的自我意识必然会有冲突，而比较听话的太子往往又不具备强大的自我和决断力这种皇位必须的品质，又不会让父皇满意，会觉得其窝囊、软弱。最为典型的有两位：一位是英武的汉武帝，其实他一开始选的太子—他的嫡长子刘据还是比较理想的，有个性，敢干，学问也可以，为人也宽厚，但就是因为他太像老爸了，让老爸感到不舒服，似乎心中又多了一个“敌人”，再加上刘据对手的吹风，以至于刘据被逼走上了与汉武帝公开对立的关系，以致汉武帝最后只能用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儿继承了自己的位子，西汉王朝自此走上衰落的路程；这一点，后来的唐太宗李世民的太子几乎“克隆”了汉武帝父子的模式，太子李承乾确实不争气，但是表面听话，搞得李世民左右为难，心中喜欢能干的四子李泰，可是又舍不得太子，直至李承乾私人生活搞得太不像话了，李世民才动手，但也只是收拾了太子身边的人，最后事情搞大，不可收拾！而李泰能干，个性较强，敢想敢干，但因未经大事而性格不成熟，让李世民心有忌惮，反而似乎与世无争的九子李治“顺势”成了皇上。估计，这不是李世民最愿意看到的，因为李治的软弱，他是心中最清楚的，他本想三子共治，结果，自己无法控制结局。

这种自我的悖论形成的冲突成为伴随中国古代王朝兴衰的一道血红的风景线。

帝王父子之争的解决路径是创业共同体的构建

有人会问，有没有帝王解决得比较好的父子关系？有，比如康熙之于雍正，雍正之于乾隆，乾隆之于嘉庆，康乾盛世不是白来的，关键是解决了传承。其实，李渊之于李世民也应该算作一例，尽管李世民当时有逼宫之嫌，但贞观之治因此应运而生，唐玄宗与唐肃宗等，也算和平传承，在很大程度上，大唐盛世也是源于比较好的传承；当然，周文王和周武王也是历史传颂较多的。仔细研究这些传承，之所以比较成功，关键是解决好了两大自我的和谐相处，其路径就是皇帝比较英明的建立了一种创业共同体，在创业中，这种共同体往往会激发父子、兄弟之间的合力，从而获得信任，同时也会锻炼儿女的领导力。俗话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周武王从小与周文王共同创业，一起打仗，一起议政，武王很早就成了文王的左膀右臂，深知父亲之难，更知创业之难，有强烈的心理共鸣；最为典型的就是李渊和李世民父子了，他们一起创业，父子均知创业艰难，因此珍惜江山来之不易，同时，也因此同生共死而建立了深厚的个人信任，对能力和人格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即使后来李世民逼父皇退位也是对父皇非常尊重；康熙为培养雍正也是花了巨大的心思，雍正打过仗，平过叛，领过兵，议政施政，下过基层，治理民众最为关注的水患，同时，内部治理过贪官，样样干过，在某种程度上说，康熙一朝后半程的诸多大事，都是雍正领头干的，他深知大清王朝统御不易。这既让康熙看到了雍正独立处理政务的能力，也看到了雍正统御军人的能力，而且也能观察他的为人和政治品德，比如不结党营私，敢于担当责任，敢于接下别人不愿做的烂事，不计个人毁誉，不滑头，而这正是康熙想看到的，如果雍正这些事情没有能够展示出相应的大局观和处理问题的能力，估计也就一边去了。同时，雍正本人通过这些 “脏活”让自己真正认识到了大清王朝的问题之所在，也锻炼了自己的领导力和个性，同时，对于康熙的心思也就更加了解。在很大程度上看，雍正与康熙形成了一种新的创业共同体。假设雍正不干这活，整天泡在宫里折腾宫廷那点事，那估计康熙也就感到威胁了，哪还有四子继位的可能性？

这种创业共同体的建立容易在父子之间建立心灵的契约，增强相互理解与信任，也能锻炼继承人的执政能力。其实，罗马帝国前后持续2000年，其中一个最为关键的因素是传承制度的“养子”制度，最具代表性的是凯撒与他的养子屋大维，屋大维本是凯撒的外甥，凯撒觉得这孩子性格坚毅果敢，具有自主力，于是收为养子。不过，凯撒的养子可不是好当的， 10几岁就跟着凯撒南征北战，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还要独立带队作战，父子俩在战场上结下了深厚的父子情，也增强了双方的互信，更重要的是获得了政治上的关键力量—军队高层的认同和支持。即使如此，在罗马，要成为领袖，还需获得元老院以及老百姓的认同，所以，凯撒安排战功赫赫的屋大维回到罗马，需在元老院担任要职，与元老院打成一片，而且推荐屋大维做保民官，为他创造亲近普通公民的机会。年轻的屋大维确实不负凯撒的苦心，当凯撒被刺身亡，元老院和军队都立刻同意屋大维成为新一任罗马的执政官和领袖。而屋大维也确实展示了超人的能量，把罗马带入了新的辉煌时代。

而在现代的家族企业中，父子较早建立创业共同体的往往容易相处，而且继承人能力相对比较强，甚至可能超越父辈，而如果继承人只是在读完书回来直接进入相对成熟的公司，就是来继位的，则往往会矛盾重重，父子的自我悖论会激发出来，从而演变成一场不可控制的冲突，所以，我在此建议那些希望子女继承企业的老板们要尽早安排子女进入创业角色；而那些拥有高学历回来打算或者被打算继承大位的二代或三代们最好早有创业意识，体验创业维艰，找到与父辈心灵共振的感觉。

周永亮博士  坚持创新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