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帝王素质相差极大。

清代帝王普遍勤政。他们的生活起居，一生中大都如钟表般有规律。一个朝鲜人曾记下了乾隆几如固定模式的起居：卯时而起，进早膳，然后看文件，召见公卿大臣们讨论如何处理，一直到中午。晚膳后还要继续处理没看完的公文，或者读书写字做诗，一直到睡觉时分。从登基到离世，乾隆基本上都是按这个日程生活，六十多年没有变化。即使到了晚清，皇帝虽然能力不足以应付剧烈变化的局势，但是起码能做到按时上下班，每天都要召见大臣，探讨政务，及时处理文件。

而明朝则完全不同。

明朝中后期的皇帝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特点是大都很懒，而且有社交恐惧症，不愿意与大臣见面，只通过太监居中传话。

其实从明代前期堪称明君的宣德皇帝开始，就已经依赖纸上办公。《翰林记》记载：“宣庙时，始令杨士奇辈于中外奏章，许用小票墨书贴各疏面以进，谓之条旨，中易红书批出，上或亲书或否。及遇大事大疑，犹命大臣面议。议既定，即传旨处分，不待批答。”“凡每日奏文书，自御笔批数本外，皆秉笔内官遵照阁中票拟，用殊笔批行。”

什么意思呢？即宣德皇帝不再像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那样，每天接见大臣，当面讨论问题，而是把所有奏章交给内阁学士去看，看了后写出书面处理意见，经太监交到皇帝手里。皇帝挑着看几篇重要的，同意就用朱砂笔批上“照行”两个字，不同意就否决。其他不重要的，一律让太监们帮着看，一般是太监们代替皇帝用朱砂笔批上“照行”两个字。然后再由太监交出去。在这种情况下，皇帝不用见到大臣，而是通过文字往来。每天需要亲自处理的事情也大大减少，可以腾出大把时间来逗蛐蛐，因此被称为著名的“促织天子”。只不过在宣德年间，“及遇大事大疑，犹命大臣面议”。意思是遇到重大事情，还会召大臣当面商议。

而到了明朝中后期，皇帝们越来越“怕”见到大臣。明宪宗朱见深登基之后，从来不召见大臣当面商量事情，如果需要交流的话，只派太监去传话。直到他当了七八年皇帝，成化七年底，大臣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集体批评他“未尝降颜一接臣下”。他才破天荒地召见了一次大学士，但是只谈了三五句话就匆匆了事。“帝自是不复召见大臣矣。”

明朝第九位皇帝孝宗在位十八年，召见群臣一共不过一两次。第十一位皇帝嘉靖皇帝早年还很振作，但是后期也懈怠起来，“嘉靖皇帝在位四十五年，从嘉靖十九年到二十一年六次视朝，二十一年至四十五年这二十四年里只有三次朝见群臣的记录。”第十二位皇帝明穆宗即位整整三年后，还没有与任何大臣见过面。甚至没有人知道他长什么样。至于明熹宗在位七年，更是一次没有召见大臣，一切事情全都凭魏忠贤作主。

当然最极端的还是万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对于大臣们送上来的奏疏经常不予理睬，放在宫中，既不批示，也不发还。

第二特点是明朝皇帝大都非常任性，起居无节。

最典型的是第十位皇帝明武宗。他不光是明史上，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荒唐皇帝。他性格比较外向，不怕见大臣，但是他有一个特点，睡懒觉。历史上历代皇帝都是早上上朝，他却经常到黃昏才上朝，但是百官得按规定清早就赶到，因此他们每次都是从早上等到傍晚。有时候他还让大臣白等一天，比如正德九年有一天，大臣们一直等到一更初（晚上七点多），皇帝突然派人通知“免朝”，白等了一天。正德十一年 (1516 年 )元旦，文武百官来拜年，但是一直等到傍晚五点多，典礼才开始，散朝时候已经半夜了，近千名官员一天都没吃饭，急着出宫，在宫门口酿成踩踏事故，导致一名站岗的赵姓将军被踩死。

另外一位皇帝明世宗也就是嘉靖皇帝，他的任性也很有名。他是明朝皇帝中最倔强的一位，作为外藩入承大统的典型，偏要违反礼制规定，尊自己的亲生父亲为“皇考”（即宗法意义上的父亲），和全体大臣们争执了长达三年半时间，称为“大礼议”。后来又沉迷道教，干脆搬出了宫城，住到了西苑的万寿宫，专心修道，追求长生不老。

第三个特点是明朝皇帝大都有自己突出的业余爱好。

他们只愿意享受皇帝的权利，不愿意承担皇帝的义务，通常把皇帝的职责视为累赘，不愿意上朝，以期更多时间沉迷于自己的业余爱好中，不能自拔。宣德皇帝爱玩蛐蛐，明宪宗酷爱戏曲，明武宗喜欢驯兽，嘉靖皇帝迷信道教，明熹宗则是著名的木匠皇帝。

因此，总体看来，明代皇帝和今天的“宅男”很像，一天到晚爱宅在深宫，害怕与人见面，过分依赖“线上”交流。同时自我管理能力很差，无法有效规划和控制自己的时间，也无法直面自己的人生责任。

明代皇帝的这些问题是怎么形成的呢？主要是因为家庭教育的失败。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以后的系列文章中会进行详细分析。

张宏杰  历史学博士，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百家讲坛》特邀主讲嘉宾。著有《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