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碳中和、碳达峰（双碳）目标的一种重要市场调节机制，碳定价和碳交易备受瞩目。经过前期筹备，我国碳市场于近日正式上线交易。交易首日，全国碳市场交易总量达410.40万吨，交易总额为2.1亿元。这一规模使得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一经启动，就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碳市场。

对于交易首日的成绩，安永大中华区金融服务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合伙人、亚太区金融服务可持续发展主管李菁认为，目前我国有8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机构，但由于市场活跃度不够，所以碳排放交易试点市场的交易价格较低。

在她看来，后续国家如果出台对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参与碳市场的制度安排，预计将吸引更多的市场参与者进来，这将为碳金融产品创新奠定基础。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统筹有序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尽快出台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坚持全国一盘棋，纠正运动式“减碳”，先立后破，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

政策激励

2020年9月22日，在75届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碳达峰、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之后，“碳达峰”和“碳中和”成为热点话题。

李菁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双碳”目标的实现首先需要资金支持。按照规划，从2021年到2060年碳中和实现，在这40年时间，根据现在的预估，至少需要138万亿元，如果算上企业在海外的布局，那么整体资金需求量预计超过200万亿元。

采访中，她坦言，这么大的资金需求量，单靠国家政策支持可能远远不够，“双碳”目标的实现需要发挥金融机构的作用，其中绿色债券、绿色贷款、绿色存款、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碳金融等金融产品和工具的发展，将为能源行业转型提供助力。

一位债券评级公司人士介绍，随着绿色金融的发展，各地出台了多项激励政策，包括税收优惠等内容，目的也是希望地方做大绿色债券的规模。“目前有数个省市正在申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一旦申报成功，预计会激发试验区内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发展绿色金融的动力。”

记者了解到，国务院曾批准甘肃省兰州新区设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各试验区根据总体方案分别出台具体细则，发展绿色金融。截至目前，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扩容至六省九地，六省分别是浙江、江西、广东、贵州、甘肃和新疆。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2020年末，六省(区)九地试验区绿色贷款余额达2368.3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比重15.1%；绿色债券余额1350亿元，同比增长66%。

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参与绿色金融业务后，一些挑战也随之暴露。根据安永的调查报告，目前绿色债券在信息披露和绿色认证上的要求还未实现强制性，而主要以鼓励为主，这容易使实际操作出现管理空白。此外，关于政策激励力度是否可以加大的话题，机构投资者也普遍比较关注。

针对这些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在6月印发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方案》明确指出，未来绿色债券评价结果将纳入央行金融机构评级等中国人民银行政策和审慎管理工具。

上述评级公司人士透露，目前监管部门正在考虑设立支持碳减排再贷款投放制度，以进一步刺激金融机构向符合条件的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碳减排技术领域的项目发放优惠利率贷款。

零碳经济

根据《巴黎协定》，全球要在2065-2070年左右实现碳中和。在《巴黎协定》框架下，各国政府对气候变化问题已经形成共识。联合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球已有超过13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定或考虑设定到本世纪中叶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到净零的目标。

在市场人士看来，中国在30年内实现“双碳”目标，是中国走向“零碳经济”的一个重要标志。但和大部分发达国家目前碳排放已经达到峰值的现状相比，我国从碳高峰到碳中和的实现时间普遍较短，这使得双碳目标的实现面临较大的挑战。

在此背景下，碳交易被认为是实现“双碳”目标的一种市场调节机制。根据现行规定，我国的碳交易由国家统一制定碳排放配额总量与分配方案，并由地方向排放单位分配规定年度碳排放配额。

碳排放权交易，简而言之，对于实际排放量超过所持配额的单位，可通过市场购买配额，而对于低碳企业，每年可出售多余的碳排放配额以获得额外收入。

中国自2011年起在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湖北省、广东省及深圳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目前我国8个主要碳排放交易试点机构的成交量仍然较小。同时，由于市场活跃程度不足，碳排放交易试点市场的交易价格较低。

在李菁看来，未来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试点工作会有巨大的提升空间。特别是7月16日全国碳市场正式上线交易后，全国发电行业的2000多家重点排放单位被纳入全国碳市场，预计年排放二氧化碳超40亿吨。

虽然转型升级会给行业带来阵痛，但李菁认为，碳达峰和碳中和是一个系统工程，相关行业是需要转型升级的。“总体思路应该是借鉴国际经验、兼顾国内情况，系统性地建立、规范绿色税制。”李菁说。

她建议，当前国家要对低碳排放及其相关技术发展及转型，加大相关税收优惠力度，同时要对高碳排放的制造者和使用者，加大限制性征收的力度，通过税收政策的调整实现对相关行业精准优惠、精准限制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