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公布及三孩生育政策即将落地，社会上有各种讨论。事实上，我们要从人口发展的规律去看问题，从人口变化去看其对经济社会产生的正反两方面影响。

内生性变量稳定   低生育率将持续

5 月 3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做出“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的重大决策。实际上，三孩生育政策的放开，是切实落实党的十九大以来提到的优化生育政策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的包容性的指示。政策落地的标志需要完成两项工作：首先，法律先行。在依法治国时代要依法计划生育。

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随后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也要相应完成修订。第二，伴随《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各地配套的政策体系也要同时出台。

对于生育率水平而言，生育政策是外生性变量，经济社会发展是内生性变量。现在和未来，中国的生育率已经转为由内生性变量主导，经济社会发展继续向更现代化的方向挺进。随着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就业水平的提高以及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越来越不愿意多生孩子，内生性变量指走向稳定的低生育率水平，甚至更低的生育率水平。

在二孩政策放开以后，国家卫健委及很多学术机构所做的调研显示，家庭面临四个具有共性的阻碍生育的问题：

第一，生育养育成本过高。生育养育成本提高是社会进步和文明的标志。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家庭收入水平增加，养育孩子的成本也水涨船高。从支持家庭发展的角度，为减轻家庭的负担，养育成本应增大国家和社会的负担比例，减轻家庭的分担比例。比如，多开设公办的托儿所、公办的幼儿园，逐步把幼儿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再比如，减轻有正在受教育孩子家庭的税收负担。此外，在住房市场上，国家政策层面要向年轻人倾斜，要进一步强化经济适用房、共有产权房、公租房、廉租房等住房优惠政策，同时规范租房市场，保障年轻人的基本生活。

第二，生了孩子没人带。根据调查数据显示，如今50%~70% 的孩子都是由祖辈隔代照料。事实上，孩子不仅是家庭的，更是社会的。如今，我国 0~3 岁婴幼儿的照料问题最为严峻，托儿所市场几乎空白。针对这个问题，十三五期间，国家密集发布相关规定。2019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与此同时，政策也明确表示欢迎社会力量进入托育市场。

第三，晚婚晚育。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年轻人普遍晚婚晚育。高龄孕产妇就是高危孕产妇，对自身的身体以及孩子的健康都会产生一定的风险，既需要社会和家庭的支持，更需要孕前、孕中、产中、产后的全程技术服务和人文关怀。

第四，职业生涯与生育冲突的问题。30 多岁的人，无论是在企业、机关单位还是在事业单位工作，都处在人生中职业生涯的第一个上升期，尤其对于女性来讲，要平衡工作和家庭、生育的关系，面临的挑战更大。既要保证女性的生育机会，又要保障女性产后的就业权利，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因此，与新生育政策配套的经济社会政策体系建设应该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解决问题：第一，关注“一小”，要大力创建公立托儿所和幼儿园，解决托儿所市场空白的问题。第二，关注“一老”，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结合、康养医养相协调的养老服务体系，解决好养老问题，家庭负担同样会减轻。第三，关注“一中”，解决孕产妇的问题，要加强生殖健康的技术服务和教育服务。最后，加强社会环境、舆论环境和文化环境建设。总之，要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中，构建生育安全和生育关怀的社会公共政策体系，体现政府的责任，让所有生育者都能够公平分享新生育政策红利。

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待修复

劳动力是否短缺的问题，要从两个角度看，第一是劳动力的供给，第二是劳动力的需求。前者既是人口问题，也是教育问题，后者主要是经济社会问题。

事实上从人口数据上来看，目前我国劳动力数量供给依然庞大。首先，劳动力供给的基础是 16~59 岁劳动年龄的人口数量。截止到 2020 年，16~59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共有 8.8 亿。所以从总量上看，虽然我国度过了劳动年龄人口供给的高峰期，但从现在到未来 30 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中国依然处于劳动力供给的“高原”。

如果我们把人口数量称之为人力资源的话，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名词叫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由人口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和接受技术培训的水平组合而成的，是劳动力能力的综合，也就是说，劳动力人口整体的健康条件以及接受教育培训的状况能否适应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调整，这是更重要的问题。

如今，中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是77.3 岁，整体健康素质在不断提升，健康是承载教育和技术培训的载体。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接受过大学及以上教育的人口累计为 2.2 亿，占总人口的 15.5%，与 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中大学及以上受教育人口只占总人口的 0.62% 相比，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大学的毛入学率已达到 54.4%，我国已经进入了大学教育普及阶段。15 岁及以上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达到 9.9年，16~59 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 10.8 年。预计十四五期间毕业的普通高等学校的学生，包括大学专科、本科、研究生、博士生在内，年平均将达到 900 万 ~1000 万人，人口受教育水平持续进步。

那么，为什么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地区出现了“用工荒”“招工难”“抢人大战”现象，事实上那是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问题。无论是家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还是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现阶段最需要的是技能型人才。但在过去一段时间，我国教育恰恰对这部分人才的培养力度不足，出现了教育的“中部塌陷”，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相对薄弱。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毕业生不愿从事蓝领工作，而受过初中、高中教育的人又缺乏专业的技术性训练，这就造成了劳动人口的结构性短缺。

一方面，伴随着国家在职业教育、技术教育中的投入不断加强，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会逐渐得到弥补。另一方面，企业若资金、技术力量具备，可以优先采用更先进的生产方式，比如利用机器人、自动化设备、AI 技术来替代劳动力，走自动化、智能化、数字化道路，这是未来发展的必然方向。

对于我国的老龄化社会，我们最初担心“未富先老”，但是今天我国的人均 GDP 已达到 1 万美元。因此，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加，生活质量的不断改善，经济发展是动态的，老龄化也是动态的。未来，我国终会走向“边老边富”的老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