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应是人类历史上发展最悠久、轫力最强大的一种企业模式，这种模式的企业之所以具有特别顽强的生命力，是因其组织和经营上具有某些独特优势之故。但是，进入现代社会的一二百年来，尤其是管理资本主义 (managerial capitalism) 兴起之后 这种模式的企业却受到严厉批评，华人社会的家族企业所受的批评尤甚，一度被认为一无是处，应被抛进历史的垃圾桶。

        影响所及，不少本质上属家族企业的组织，总是不愿以家族企业之名相称，宁可以其他模式称之。2000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私营企业研究中心做了一个民营企业的调查，该调查成功访问了1,010位企业经营者（老板），其中一道问题是：“您最愿意把您的企业称为何种类别的企业”时，29.9%表示希望称为私营企业，26.7%希望称为民营企业，15.6%希望称为股份制企业，只有2.1%表示希望称为家族企业，25.2%则回答说称呼甚么都行、没所谓，余下0.5%提出其他各种答案。由此可见，只有极少数民营企业主希望自己的企业称为家族企业，可见他们内心对家族企业存有的抗拒。华人对家族企业存认识误区。

        家族企业之所以给人负面印象，是因为这种模式的企业过去被塑造为落后守旧、资金薄弱和人事复杂所致。其次是民间谚言所说的“富不过三代”，认为企业难以长久、聚散无常。影响所及，有些家族中人甚至会觉得“家族企业”乃不光彩企业的代名词，所以想方设法要为自己的企业去家族化，或刻意进行西化或现代化。一句话，就是不要有家族色彩，最常见的做法是在企业包装和管理模式上入手。

        然而，我们又会发现，西方社会所高度强调的“控股权与管理权分家”的方法，却极难在华人社会得到真正落实。

        到底家族企业的发展、管理与传承理论是否可以如自然科学领域的理论般，放诸四海皆准呢？从跨文化的考察中，一个让人较易发现的问题是：全盘引进西方管理体系虽可提升企业形象，但却容易出现各种诸如水土不服、衣不称身的问题，令企业运作与经营时出现不少不协调的地方。

        为什么会如此呢？这便带出在探讨华人家族企业发展之时所应注意的两个核心问题：其一是在中国文化中，到底是家族较重要还是企业较重要呢？其二是在中国文化中，到底是家族较长寿还是企业较长寿呢？

中西财富观念与不朽观念的比较

        在华人社会，以上两个问题的答案，应该都是家族，但在别的文化，则不一定。要更系统地回答以上问题，不妨从中西社会的财富观念和不朽观念的简单比较角度入手。

        首先，在财富观念方面。我们都知道，在古代帝制的中国，长期采取抑商限商的“官本位”政策，社会的分层制度亦以“功名挂帅”，而营商做买卖者，则被形容为“贱丈夫”。虽则如此，我们的文化其实并不否定财富、追求财富，所以便有“仓廪实而知礼节”的说法，只是认为在财富之上，应追求更高和更重要的功名和道德。背后的追求，则是希望子孙在不同领域均能光宗耀祖、力争上游。

        正因如此，当科举制度取消或是走进现代社会之后，中国人其实很快便能适应，以其他方式争取表现，扬名声，显父母。之所以能够如此顺利便能过渡的原因，是中国文化所强调的，是子孙的上进、能有突出表现，功名或财富的追求，均属工具而已，最重要是表现卓越、力争上游，能够光宗耀祖，而成绩的优劣到底是以数字式的0至100分计算，或是等级制的甲乙丙式计算，都没所谓。

        在古代西方社会，其实同样强调仕绅及传教士的崇高社会地位，视商人为下等人，唯其对财富的看法，则可谓十分鄙视，甚至觉得追求财富是一种罪恶，例如《圣经·马太福音》，便有“你们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玛门（财富）”，又例如民间谚语说“有钱人要进入天国，比骆骆穿过针孔还要困难”，将拥有财富与获得神的恩典对立起来，其贱视财富的观念，与中国文化呈现了巨大差别。

        到了十六世纪，马丁路德提出了宗教改革，基督新教随后兴起，财富及救赎观念发生巨大变化，追求财富不再被视作带有罪恶的行为，相反却可视作是神的眷顾，甚至是神圣“召唤”（the calling）的印记，乃死后获得救赎的极重要凭证。所以德国社会学巨擘韦伯（Max Weber）在其传世巨著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一书中指出，新教徒全心全意打拼事业、积累财富的价值伦理和操守，乃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动力源泉。

        由此引伸出来的更重要问题，是人所追求的，除了财富、权位、喜乐幸福等东西，还有更核心的永生或不朽问题，而此点在中西社会的观念或看法差异尤其巨大。简单来说，西方基督教所强调的是个人“救赎”，是个体与上帝的关系，并非家族，亦认为今世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得到上主的恩典，进入天国，即与人世截然不同的另一国度，与神同在，得享永生喜乐。我称这为“救赎至上”的文化。

        中国文化中亦有“天廷”的词语，但没有天堂观念；虽有永生之想象，但称为不朽；而天廷与当世则并非对立，能够互通，不朽观念更是留在当世的，并非个人独在，而是与家族相伴相随的。

        进一步说，中国人的不朽观念有两种：其一是高层次的不朽，其二是普通水平的不朽。高层次的不朽又称“三不朽”，即古人公孙豹所说的“立言、立功、立德”。利用这些行为，个人的名声德行可以千秋万代，留在人世，永垂不朽，所以今天我们还谈孔子、说老庄。当然，对绝大多数人而言，要“三不朽”并不容易，实践普通水平的不朽反而并不困难。所谓普通水平的不朽，其实是家世传袭，即血脉延续，所以钱穆说“儿女的生命里保留了父母生命之传统，子孙的生命里便保留了祖先生命之传统”，这种世代延续，便是不朽，亦直接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传统特别强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为无后不但意味父母失去了奉养，亦打断了不朽的连锁。

        接着的问题是，相对于西方社会特别重视教堂，讲求个人与上帝的关系，中国人便特别重视祠堂，讲求家族关系，原因是家族乃普通水平不朽的重要基石和延伸。更重要的是，中国文化特别强调对祖先的拜祭，视死如生，连祭品亦与当世关系密切，例如金银衣纸，甚至纸扎的佣仆、房屋名车等，可见中国文化世代之间血脉关系强烈，所以历史学家黄仁宇说“中国人在血缘关系里获得永生”。我称这为“血脉至上”的文化。

华人家族企业发展与传承的特质

        由于中国文化重视血脉，所以特别强调沿着血脉的传承与延续，而这样的价值与安排，又会在家族内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力量：向心力与离心力，并令家族及企业的发展呈现特殊的形态。

        简单来说，由于重视血脉，并会严分内外，因而便会刻意避免家族财富落入外人之手，而企业发展或管理上所展示出来的最直接形态，则是强调家族控制，所以便较西方更难以推行“控股权与管理权分家”的方法。背后所考虑的问题，则是如果管理权不再由家人掌握，便会出现控制大权旁落的忧虑，担心父辈打下的江山为别人所夺，而这样的局面，长期以来被视为是不光彩的，亦是家族的大忌。当一个家族企业不再由家族控制时，就算企业发展得多么风光，在家族中人看来，亦变成了酸葡萄，只会落得酸溜溜的与我何干的感受。由是之故，家族内部会有一种向心力，以最大力量保持家族企业的发展和控制。

        另一方面，华人社会又采取了诸子均分的继承制度，这种制度背后的原因，其实是强调血脉的直接反映。按诸子均分的原则，在分家传承时，凡是父亲所生的儿子，不分长幼强弱，均有不容排拒剥夺的财产继承权利，而诸子均分的机制，很自然会滋生离心力，令家族和企业走向分裂，尤其会出现父辈辛苦积累的财富，到儿辈越分越少，孙辈再分时更少的局面，因而常受诟病。

        也即是说，华人家族之内长期存在着向心和离心的两股力量，并被认为是主导家族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当大家长能够有权威号召家族成员同心协力积极打拼时，向心力大于离心力，并能令企业不断发展。反之，则是领导权威丧失时。例如，家长去世或子女们已成家立室，自立门户之心强烈，或本身亦已儿孙满堂，离心力便会大于向心力，便会促使家族走上分家析产、各自发展之路。

        尽管如此，这并不表示华人家族企业便走向衰亡，亦不代表经济上便没有发展动力。我认为，强调诸子均分的文化，其实会促使家族及企业的内部直接或间接竞争，因为各占一分的分家安排，产生了一个相互比较的标准，促使各房各展所长、互相比拼，所以民间总有“分家三年显高低”的话，说明分家乃刺激竞争的重要因素，而竞争则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泉源，所以华人文化主导的经济体，当不受到什么政治主义拑控时，其发展动力一直源源不绝。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分家之后各房的财富与父辈比较，或者有所不及，但若将总数加在一起，则总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其次，单一企业的发展，或有起落盛衰，但另创新的企业或其他投资，则往往没有包括在原来的家族企业之中，常被忽略。香港的世家大族如著名的何东家族、利希慎家族和李石朋家族等，数代间分家后的情况，就是最好的说明。

“家业至上”文化下的日式传承理念

        针对继承制度与分家的问题，如果我们与日本作比较，更会发现文化基因的巨大差异。简单来说，中日虽同以父系传承为圭臬，但后者重视家名（家业）延续，反而血脉则属其次，其背后的思想，相信与视个体生命短暂，但家业组织则可长远保持生产或经济单位的信念有关，并选择以个体融入组织的途径作为不朽的努力。所以日本人没有“断香火”的观念，亦不追求百子千孙，更不把“绝后”看得如中国的天塌下来般严重，但反过来，他们最担心的是“绝家”，即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家业的丧失），并认为如果家业尚存，但没血脉，可以养子或婿养子弥补，避过“绝家”。由是之故，日本人采取单子继承制度，以确保家业长存。我称这为“家业至上”的文化。

        正因为中国采取诸子均分的继承制度，日本则采取了单子独享的继承制度，不同的社会行为、企业发展形态便清楚地展示了出来：

        中国会有家产及企业不断分裂的问题，日本的家产及企业则可长期高度集中；中国的诸子之间竞争激烈，不少人会另起炉灶、自立门户，日本的单子独享，其他儿子或是到别的家族成为养子，或是进入别人的企业打工，儿子间的竞争并不激烈；由于重视血脉的关系，在中国，养子或女婿的地位不高，信任不大，但在日本，由于血脉并非最重要考虑，养子及女婿亦可继承企业，所以地位不低、信任不弱。

        就企业形态而言，因为诸子均分、重视血脉的关系，我将中国的家族企业发展模式形容为有如榕树般：叶茂枝繁（即子孙众多），气根接触地面可长成树干（即自立门户），树干纵横交错（即亲属关系复杂），既互相扶持，又互相竞争，在土壤和气候良好的地方，一根榕树可以发展成一个榕树林。在香港，罗鹰石家族、罗桂祥家族、李石朋家族等，则可视作榕树式家族的例子。

        相对而言，因为单子独享、血脉次之，有学者将日本的家族企业形容为如竹树般的发展模式：甚少分枝，由头到尾单干生长，所以可以传承数代至十数代，但必须指出的是，由于血脉并非日本文化里最重视的要素，社会学者陈其南和邱淑如指出，日本企业“外壳非常坚硬，内容却空空的，没有血缘内涵”。

        正因如此，我们不难发现，无论在创业精神上、企业发展上、公司管理上，乃至家业传承上，中国人对某些地方特别执着，并展示了某些与别不同的企业组织及管理形态，例如西方企业常用的“管理权和控股权分家”，在华人家族企业中便很难实行；又例如日本常见百年甚至千年企业，但中国却常闹“富不过三代”。问题的核心，乃“血脉至上”、“救赎至上”或“家业至上”的不同文化基因密码影响所致。

结语

        概括而言，以家为本、重视血脉、诸子均分等文化，常招来负面批评，但并不表示企业发展动力低、竞争弱。作为这些经济体核心结构的家族企业，虽有一些弱点或不足之处，但同时亦有发展动力强大和高效率等优势，不应总是觉得一无是处，妄自菲薄。

        作为本文讨论的一个注脚，我认为更值得注意的是，以家为本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曾经遭遇到史无前例的巨大破坏，但当风浪一过，其重血脉、讲孝道、强调力争上游以光宗耀祖的思想和伦理，又迅即“复兴”起来，背后的原因，自然是文化基因密码影响所至，此点相信会是华人家族企业与西方或日本等家族企业在发展和延续上的最大分野和差异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