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国的富豪当中，做事十分高调、做人却极其低调的，当数赌王刘学询。

 他的低调，连后世那些热衷追逐财富往事的新富豪们，当然包括《家族企业》的诸多读者，也大多未闻其名。虽然，大多数人都知道、甚至下榻过他在杭州的豪宅刘庄，如今的西湖国宾馆。

 当年，刘学询就赢得了一个绰号“刘三国”，即“文可华国，富可敌国，妾可倾国”，叱咤风云，纵横白道、红道、黑道，官场、商场、战场，与他的老乡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以及慈禧太后、李鸿章、张之洞、荣禄等赫赫有名的人物，演出了波澜壮阔的一幕一幕。

 与他的另类人生一样，刘学询的“慈善”也相当另类，从史料的蛛丝马迹看，大致可分为三类。

向政府捐赠（“报效”）

 晚清广东的政府博彩“闱姓”，总共搞过三期承包，其中刘学询直接出面的是第二期，但有相当理由相信，另两期的幕后老板也是他。

 第一期承包方案，是1884年刘学询协助时任两广总督张之洞设计的。承包期6年，承包款为“正项”300万银元，另加“报效”140万银元。所谓“报效”，表面的意思就是承包者自愿捐赠，政府未必出具财政发票。作为“报效”的收获，张之洞承诺不再收取其他各种杂费，这算是增加透明度的仁政。承包后不到三年，张之洞违反了承诺，命令承包商再度“报效”80万银元，以帮助政府购买铸币机器，随即再要求“报效”40万两（约57万银元），资助织布局的建设。

 1890年开始第二届承包，“正项”提升为440万银元，要求另行“报效”80万银元。成本如此高昂，即便富豪如刘学询也难以承受。到1895年承包期接近尾声时，刘学询还欠着130多万银元。彼时高层政治斗争激烈，时任两广总督谭钟麟因此事遭到政敌猛攻，不得不对避债香港的刘学询发出通缉令。

 1896年开始的第三届承包，“正项”440万银元不变，“报效”则翻了一倍达到160万银元，政府同时承诺：“文武各衙门暗费一律裁革，此外无丝毫使费。”这次，政府的确守诺，严防各级官吏对承包者进行勒索，但也因此断了低级官吏的财路，他们干脆放任非法地下博彩，争夺市场，承包者反而遭到更大损失。在大量拖欠承包款、股东中有人越权担保之后，并不参与具体经营的刘学询，再度被两广总督岑春煊通缉。

 三期博彩承包，“正项”承包款合计1180万银元，另收的“报效”合计却达到了517万银元，相当于“正项”的43.8%！即便捞偏门的赌王，最后也抵不过做庄且无信的政府，实际成了政府的打工者。

 对官员投资

 刘学询与历届两广总督，除了岑春煊之外，与张之洞、李瀚章、谭钟麟、李鸿章等关系都不错。对这些封疆大吏，刘学询颇有投资。

 从史料来看，最为密切的，当属张之洞。刘与张的关系，类似于胡雪岩之与左宗棠、盛宣怀之与李鸿章。

 张之洞任上，首开政府博彩，这是国史上的创举，刘学询全程参谋并实际承包。不久，张调任湖广总督，刘张关系并未淡漠。根据刘学询密友蔡金台的书信，戊戌年初（1898），刘学询积极鼓动张之洞更上一层楼，设法获得军机大臣的职位，“南皮（张之洞）之图军机，亦由问刍（刘学询）怂恿”。

 “怂恿”自然不能口惠而实不至。张之洞是著名清官，却一下子掏出了1000两白花花的银子，给了连仲三的哥哥，而且还承诺给连仲三安排个好位置（“赙其兄千金，又许以美差”）。

 连仲三是刘学询的朋友，被刘选中作为张之洞晋升中央领导的公关操盘手，主攻荣禄。刘本人照例是要躲在幕后的，这是他一贯的风格。不久，荣禄就表态说：“南皮（张之洞）公忠可敬，无如常熟（翁同龢）一手遮天。”这是来自中央层面的极高评价，但是，荣禄也表示：“两邸皆病不治事，容当缓图。”其实，也没“缓”多久，戊戌政变之后“图”就成了——张之洞奉诏入京。不过，天有不测风云，张之洞刚从湖北走到上海，却因湖北沙市爆发涉外冲突，被北京一道电报制止，要求立即回到湖北，即将到手的“中央领导”机会，不翼而飞。

 要为张之洞争取一个军机职位，要说服荣禄在京帮助斡旋，其投资绝对不可能仅靠给予中间人的1000两就够的。刘学询究竟准备了多少，只有天知道。

 刘学询与谭钟麟之间，没有史料透露他们的钱财来往，但是，谭钟麟的政敌却常常以他们的关系来作为攻击谭的工具。而刘学询与李瀚章、李鸿章兄弟之间，同样也没有史料记载钱财往来，但是，在八国联军动乱中，港英政府和革命党都鼓动李鸿章实行两广独立建国，自任“总统”，居间斡旋的，就是作为李鸿章助手的刘学询。李鸿章在北上参与八国联军谈判前，住上海两个月观风，就下榻在刘的豪宅里，两人关系十分亲密。

 与大笔投资高级干部不同，刘似乎对中低级干部不大买账，这大约与其本人的官阶高达正部级（“正二品”）有关。也因为这种只拜阎王、不敬小鬼的做派，令其在博彩承包中遭遇地方小干部的层层阻挠与骚扰。

给造反者资助

 与绝大多数富豪不同的是，在体制内混得风生水起的刘学询，却大胆资助造反者，两头押宝。

 他看中的是孙中山。

 据国民党党史资料《总理史实访问记》记载，孙刘结识于1892年。两人“连谈数夕，彼此非常惬洽”，刘当即给孙赞助11000两，又动员其余绅商捐了20000多两，共为孙筹得3万余两。

 次年（1893年），孙到广州拜会刘，“筹开药房，俾推广业务，开通风气”。刘学询听了，二话不说，又给了孙1万银元，赞助其在广州洗基开设了医馆。自此，“刘极力为之吹嘘，偕往谒两广总督李瀚章以及将军各司道各大绅等，复与各大绅联名登报为总理（孙中山）赞扬，由是总理医名腾噪珠江矣。”

 正是在刘的引见下，孙开始积累自己的政界资源，李瀚章甚至也成为“农学会”的赞助人，而“农学会”实际上是“兴中会”的分会，以“农学”为掩护，试图进行武装暴动。当1895年孙筹划广州暴动时，有人密告当时的两广总督谭钟麟，谭大笑说：“孙文一医生耳，其创办农学会，李少帅且赞助之，虽好狂言，何至遽反耶?”

 对于1895年孙中山的第一次广州暴动，刘学询不仅提前知情，而且出谋划策。据国民党元老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记载，暴动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打劫“闱姓”博彩的赌款，而恰恰承包商刘学询事先“告总理，谓是时正值官厅收解闱姓饷银，为数甚巨，大可取作军用。”

 1899年，刘学询率中国代表团出访日本，奉有慈禧太后的两道密令：一是缔结中日军事同盟，二是说服孙中山为国效力。在日期间，孙刘举行了多次密谈，日本特务机关进行了跟踪，其情报于近年公开。对此也有所侦知的大清纪检机构，则弹劾刘学询密会“匪党”，却被慈禧太后轻轻化解。

 1900年，刘学询作为李鸿章助手，试图为李与孙之间牵线，建立“两广共和国”。在会见孙所遣代表宫崎滔天的次日，刘赞助了“三万金”巨款，而这仅是刘所承诺的捐款的一半。

 孙、李合作不成，刘学询陪同李鸿章北上，孙亲自赶到上海，要与刘继续合作搞革命。不久，孙又派人送了一封亲笔信给刘，要求赞助100万两，并承诺革命成功后设“主政一人，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弟决奉足下当之，故称谓由足下裁决。”

 这封信，在国共两党分别出版的孙中山全集中均有收录，丝毫不差。国民党元老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解释说：“此书命意含有种种作用，总理（孙文）鉴于乙未之役（指1895年广州暴动），知刘素抱帝王思想，故即以主政一席许之，而自揽兵政，其用意无非欲得其资助巨款而已。”

 冯自由说，自庚子年（1900）后刘学询就与革命党人“不再发生关系”，但这并不符合事实。根据国民党党史资料《总理史实访问记》记载，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于1911年圣诞节回到上海，特别邀请了刘学询参加欢迎晚宴，并引见黄兴等革命同志。随后，孙到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召刘往，多所咨询，刘颇多建议”。从官方文献分析，孙刘此后书信频繁，常驻上海的刘其实又担负起了为孙那一贫如洗的“临时政府”解决财政困难的重担。

 而当刘学询在西湖的刘庄被浙江革命政府以拖欠大清银行借款的理由没收后，孙中山试图亲自斡旋，签发了《大总统令浙江都督查明刘学询呈称抵款各节秉公核办文》。但是，彼时孙“号令不出玄武湖”，其面子和权威在杭州并不顶用。主管浙江的，虽然都是革命党，却是光复会为主，其与孙的兴中会长期不和，孙的大总统令毫无作用。刘学询最后是靠变卖了上海的豪宅，才从浙江革命政府手里赎回了刘庄。

 尽管一生都在赞助革命、赞助孙，刘在民国的日子并不好过，甚至可说是每况愈下。

【启示】

 刘学询的一生，在政府、官员和革命党身上花费无数金钱，但如此巨额的“慈善”却多是打了水漂，根源大约就在“越轨”二字：一个商人，不去“益天下”便也罢了，却非要去“争天下”。

 1930年，75岁的刘学询在一篇自赋中感慨：

 “自惭转蓬身世，盍自卅年养晦，早已万念皆空，数马齿倏经七五年华，认鸿爪历百千雪印，幸借西湖片灶，长为东海遗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