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类社会源远流长且属最基本组成单位的家庭，在不同历史、文化和地理环境所发展出来的制度与价值观念，必然同中有异，各有特质。妻妾子女成群的甘穗辉晚年的分家安排，虽然化解了各房之间的争夺，但同一房内的争夺却又最终爆发，而这宗官司所揭示的，则可说是分与争两股力量的相互刺激和转化，其中的现代化或西化过程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似乎成为其中一些冲击原来控股权分配均衡的因素，并因此破坏了兄弟间的信任、感情和关系，令双方最终走上了对簿公堂之路。

正如前述，当家族及企业进入发展阶段时，甘穗辉在安排子女接班的同时，亦刻意将他们分配到不同生意或事业上，藉以减少兄弟姐妹之间的矛盾与磨擦。正因他能早作妥当安排，虽然妻妾子女众多，但终其一生未有爆发争产问题，可见他分而治之(包括分开居住与分家) 的方法收效，当然他本人具有大家长权威，子女愿意心悦诚服地接受他的分家安排，亦是不容低估的因素。另一方面，我们亦可从分家与安排接班的过程中粗略察觉到，二、四房子女对于接掌或经营家族生意，似乎表现得没有三房子女般进取和投入。例如，当记者与二房的甘琨华和甘秀玲谈及由二、四房管理的钻石酒家，为何名气一直不及镛记时，甘秀玲抢答：”妈妈教我们做人要知足。”甘琨华望着妹妹，又大笑起来：“是呀，知足常乐！”也即是说，他们似乎表现出没有太强烈的意欲，要与其他家人争逐家产或生意，所以甘之若饴，并不计较。

相对而言，三房的甘健成中学毕业后即选择加入镛记，并由低做起，表现出一心希望投身饮食业，继承父亲衣钵的意味；甘琨礼和甘琨歧虽然完成大专之后才加入镛记，但明显亦对接手家族生意表现得较为投入，尤其在拓展业务及推出产品创新等方面，显示他们具有较为强烈的意欲，要将镛记发扬光大。另一方面，从1973年甘穗辉原本计划将股份均分给四子 (甘琨华、甘健成、甘琨礼和甘琨歧) 及他本人，令他不再成为大股东时，但甘健成却提醒父亲要保住公司的话事权的举动看，三房不愿见到身为二房长兄的甘琨华，在父亲不再是话事人后，成为制约他们的新话事人，影响镛记的控股权安排，其忧虑或打算可谓不讲自明。正如台湾人常说的爱拼才会赢，三房进取打拼的举动，最终令他们独得镛记的控股权，二、四房反而只分得与人合股的钻石酒家。以上看似毫无异议的分家安排，多少反映了三房主动出击、进取好争的一面。

由此得出的一个粗糙推断是，由于二、四房并非具有强烈的打拼与争逐意欲，所以经营钻石酒家上便没三房经营镛记般进取，或是显得欠缺活力，最后就算钻石酒家因为生意一落千丈而决定关门大吉时，他们亦表现得不太在乎。反观三房虽然表现出好争爱拼的斗志──甚至带有将镛记搞好从而证明给别人看三房其实比二、四房有本事的色彩，但这种斗志又会化为强大的发展动力，推动镛记的不断发展。以上的这种特殊情况，恰好说明家族内部分与争两股力量的一体两面和互相转化，显示出爱拼好争的行为，虽会产生内部分裂，但同时又会激发竞争力，促进企业发展。

换个角度说，虽然二、四房人数较多，但由于他们强调知足，不太计较，所以分裂的力量并不太大，在处理某些家族或企业的重要事情时，较易作出妥协忍让，有时只要几个邮件问一下大家意见，便可达成共识。而三房人数虽然较少，尤其在三弟甘琨歧去世而妹妹甘美玲又已移居美国后，更只有甘健成和甘琨礼两人而已，却因为他们内心各有盘算，为着争逐控股权而触发矛盾，然后产生难以遏止的分裂力量，而最终则是告上法庭，亲情不再。至于其结果则是前者企业经营上缺乏活力，后者则能不断发展。

我们或许会好奇，亲如骨肉的同房兄弟，才刚获得父亲的首肯，排拒了二、四房兄弟的染手，让其可以独得镛记。但为何父亲去世不久，却又爆发了兄弟反目的问题呢？看来计划下一梯队接班乃问题所在，推行企业变革，藉以提升公司管治与行政效率，似乎又成为触发矛盾的导火线，而家族内部分与争两股力量的相互牵引与刺激，同样不容忽略。

数据显示，甘健成和甘琨礼的子女，自进入新千禧世纪起先后加入镛记，实习日常运作与管理，原因当然与第二代已经将进花甲之年，因而必需及早安排第三代接班有关，而希望吸纳新血，藉此能够带来新思维，为公司注入活力，显然亦是重要考虑。从那本为了纪念镛记创立六十周年的文集中看，在进入新千禧世纪前，三房兄弟之间看来仍然感情深厚、关系紧密，例如在谈到安排第三梯队接班时，便表现出一贯的主动进取态度。

而在谈及应如何强化镛记未来的发展时，更指出了融合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管理的重要性，期望创造更美好未来。

但是，一如前述，2004及2007年甘穗辉和甘琨歧的先后去世，则一方面令家族失去了一股遏止内部分裂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又触发了兄弟之间为了获取镛记控股权的争夺战。简单来说，在2007年前，甘健成与甘琨礼的控股权是一样的，大家在公司内的地位亦没分上下高低，所以能够取得一个平衡。但是自2007年甘琨歧去世后将股份转给了甘琨礼，他的持股量便明显较甘健成高。为此，甘健成在2009年争取到了母亲麦少珍名下的一成股权，令其持股量再次与甘琨礼等量齐观，惟不久甘琨礼又因取得了妹妹甘美玲的一成股权，令两兄弟的持股量有了高低多小之别。

据《明报》2012年的报道，在甘健成看来，自取得大股东地位后的甘琨礼，在公司管理上一改过去兄弟不分上下的传统，除了委任他的儿子甘连宏进入董事局，安排女儿甘荞因担任会计、负责核数，还在公司碰到重大问题或是需要作出重大决定时，没有咨询大哥(即做出单方面决定)。因而认为是牺牲兄长利益，只让自家人 (甘琨礼) 获利。而甘琨礼一方的反击则指出，自甘穗辉去世后，甘健成在公司员工面前，刻意建立自己乃镛记继承人和老板的形象，并指过去那套由低做起，只是集中于做菜或打理厨房的方法不合时代发展步伐，因而必须注入现代管理与多元发展等元素，而委任自己的儿女出任要职，只是基于他们的学历与才干，并是为了配合集团发展而已，并无不妥。兄弟相争的结果，则以兄长在法庭未作出裁决前因病去世，弟弟获胜而收尾。之后，甘健成遗孀对判决提出不服上诉，但最终并没扭转败局、推翻判决。

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兄弟内哄的对簿公堂，必然是各说各话，强调已方有理，诉说对方不是。本文的讨论焦点，其实并非着眼于此，而是藉此案例，指出华人家族内部的分裂力量无疑十分巨大，不容低估或小觑，若不小心处理，很容易给家族的发展带来巨大冲击。但是，我们同时会发现，这股巨大的分裂力量背后，必然有另一股同样巨大的发展力量。

甘健成与甘琨礼两兄弟因为镛记控股权的反目成仇，虽然悲剧收场，给家族带来难以弥补的伤害，但同时会让人察觉到，因为分裂所产生的竞争，又让企业发展充满活力。一个特殊的现象是，甘健成去世后，他的两名儿子决定自立门户，以祖父的烹调秘技为号召，创立带镛记色彩的餐厅菜馆，并公开表示，希望由小规模逐步做大，最后可以恢复祖及父昔日的光辉，言下之意是希望日后可以与镛记争一日之长短。

对于甘崇轩和甘崇辕两兄弟的另起炉灶，当甘琨礼被《晴报》记者问起此事时作出这样的响应：只要不与镛记的商标有冲突，就是良性的竞争。而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甘琨礼的一对子女甘连宏和甘荞因，亦计划在湾仔开设新粤菜馆，推出新派粤菜，增加新鲜感。目标客户以年轻人为主，定期推出时令食品，周均有新菜式，希望吸引新一代重新追求粤菜高味，开创新市场，此举证明赢得官司一方，同样不敢怠慢，而是采取更为积极的方法，争取表现。

大约四个月后，另起炉灶的甘崇轩和甘崇辕两兄弟，在经营上取得了突出成绩。甘牌烧鹅获得了国际饮食权威米其林赠予一星的称誉，而甘饭馆则被列入米其林指南的重点推荐。

因分家而产生的巨大竞争力，以及那股为了争气，不愿给人看低的张力，或是不甘心居于人后的心态，则促使家族成员积极打拼，这恰恰正是家族企业可以不断发展的动力源头。正因如此，一场分裂之后，不但不是镛记没有倒闭，多家高举不同旗帜但均由其后人创立菜馆的投入了积极的竞争。这背后所反映的现象，正是本文开首时提及的华人家族内部分与争两股力量一体两面的牵扯和互动。无论是官司中胜的一方或是败的一方，大家都明显承担着不轻的压力，促使他们必须施展浑身解数，努力工作与经营，并证明给对方、别人或社会看，他们并非赖散、无能，或是只靠家产祖业的不肖儿，而是有实力、有才干、肯拼搏的年轻人，可以将家业发扬光大，或是另起炉灶后可以闯出另一片天。正是这样的一种意识、心态，或文化底蕴，华人家族企业的发展过程既呈现了分裂的一面，但同时又有充满活力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