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今天的女性已非昔日的吴下阿蒙，不但不再唯男性马首是瞻，更可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尽情发挥，凭个人气质、才能和努力干一番事业，书写自身传奇。

然而，若我们细看那些雀屏当选、万中无一的女性成功故事，却不难察觉，她们能够突围，实际上背后经历了很多因为她们的女性身份才会尝到的甜酸苦辣。

女性成功为何万中无一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在我们认识的社会中，都会不约而同地按照男女与生俱来的性别特征，尽管无论在生物学、生理学及心理学等不同科学上已证明两性之间先天差异其实极少，但却会按社会标准将人们塑造成不同类型，并拒绝给予女性某些权利和机会。有社会学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有史以来，妇女低人一等一直被看作自然事物，是无须解释的，而男女又同时相信这种观念，并当作文化一部份代代相传”。英语中“历史”(history) 一词，拆开了是“他的故事”(his-story)，便是一个言简意骇的脚注。

女性族员分析的三大假设

在这样的社会、历史与文化基础上，若我们想更深入地分析女性在家族及企业 (社会) 中的角色，乃至当前个别女性能在某些层面上取得令人耀眼的成绩，背后却或明或暗间显露巨大挑战或困难时，应该从如下三个假设中入手，从而思考现代女性是否真的有了出头天，对社会未来发展又有何种影响等问题。至于这三个假设则为：

1、  男女竞争资源和信任基础有别；

2、  女性是典型的“边沿人”，地位不稳，所以长期焦虑不安；

3、  母子关系是家族企业 (儿子争取出头) 的隐藏主轴。

家族企业女性族员焦虑

我们不难发现，在家族企业中，站在台前的总是男性，女性甚少扮演这一角色 ── 尽管某些中小企业亦有一些老板娘的故事。进一步说，在我们的社会中，男女竞争资源和信任的彼此不同，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乃父权社会，其组织及指导原则以男性为中心，重男轻女，进而崇尚父系继承、诸子均分和血脉至上，女性被排除在外，所以便出现资源及信任的差异。

特别是在统管家族企业和拥有家产方面，女性其实面临很多困难。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制度与观念的问题。因为华人家族企业的运作，具有一些重要原则或价值，因而令女性面临诸多困难，而这些困难则与父系继承、诸子均分和血脉至上有关。

所谓父系继承，即是家业通常由儿子继承，甚少由女儿继承。在此原则下，便有了诸子均分—即在家产继承时，所有男丁享有平等地位。若与日本相比，更能将问题看得清楚：

日本虽与中国一样是父系继承为主，但不是诸子均分，而是独子继承。日本的情况亦不是血缘至上，男子可以过继或入赘，从而参与家族企业的运作。但在华人社会，男子过继或入赘都不是主要的办法，一定要有血缘关系。所以我们不可以笼统地讲，因为父系继承，所以便男子至上，可见在父系继承的主导原则下，其实亦有一些变奏，这亦是我们理解不同文化家族企业时必须注意的。

值得指出的是，在以上三大原则的主导下，家族企业的台前 (舞台上)，便是男性的风光无限、指点江山，且常强调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呈现大家一团和气，合作无间的积极一面。但实质上，由于诸子均分，每个儿子都拥有平等的地位，所以无可避免地会有兄弟相争、暗中角力，亦无可避免地会有父子矛盾，并由此导致关系疏离，有时甚至出现严重冲突等问题，成为华人家族企业长期以来被人诟病的其中一个部份。

若我们将焦点集中到女性身上，从居于幕后者的角度看，则不难察觉到，在华人家族企业中女性与男性的处境和焦虑其实截然不同。男性在家族企业中当然有其焦虑，他们需要争取成就，要出人头地，但这种焦虑，不是“边沿人”的焦虑。女性的焦虑则不同，具有真正“边沿人”的特质。

从女性的角度研究华人家族企业的发展轨迹，她们在家族企业中的焦虑，则可以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女性的焦虑很多时候来自无后的压力。女性出嫁后一定要生育小孩，没有子女血脉就没有地位。这一点在我们曾经研究香港大家族的时候，已经很清楚地看到了，例如香港早年首富何东，他的元配夫人麦秀英，结婚十五年一直无所出，她的办法是先代丈夫纳妾，但仍无所出，之后乃将其表妹张静蓉带入夫家，作为丈夫的平妻（编者按：是一夫多妻制度下的一种称谓，一名以上的正妻称为平妻，即两个都是大老婆，又有对房之称，即与正房对等。与妾不同的是平妻不需向元配行妾礼，但实际上的地位仍然不及元配，平妻仍然要称元配为大姊。）与自己平起平坐。张静蓉过门后为何东生育七个子女。在这种情况之下，麦秀英的处境就是华人社会中女性无后焦虑的一个反映。在那个时代，如果女性不能为家族传宗接代，没有子女继承家业，她就完全没有地位。

第二，女性的焦虑来自于婆媳关系的紧张。婆媳的关系紧张，其实证实了另一重要问题，母子关系的密切。众所周知，女性在家族中身份和地位并不坚固稳定，未嫁时只是父母家中的“寄客”，长远来说要出嫁进入夫家后，才算有了归宿，而在嫁入夫家之初尚未有子女之时，地位仍并不稳固，与家婆的关系尤其紧张，因她成为争夺家婆儿子的对手，直到她能为丈夫诞下儿子之后，地位才算真正确定下来，而她如何培养自己的子女，亦就显得非常重要。

这里便引伸出家族中母子相依、子为母张的第三个特点。由于女性自身只属于幕后，若要出头，走上台前，便只能寻找“代理人”，儿子则是最好人选，这便是母子相依感情紧密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母子相依的这种紧密感情，一定程度上又会影响到儿子和媳妇的关系。所以婆媳关系的紧张，其实是母子相依关系紧密的直接反映。换个角度说，母子相依，是因为女性本身无法走上台前，所以便将这种出人头地的希望，寄托到儿子身上，并视儿子的成就为自己的成就，这样便会激发儿子积极打拼、发奋图强的精神，此即是子为母张之说受到社会重视的原因所在。

不同阶段的女性族员煎熬

在今日的社会，尽管不少歧视女性的规章和制度已被摒弃，但作为女性，仍需面对各种无形的父权观念及父权制度制约，对于现代女性而言，其实还是障碍重重。至于女性居于幕后的不同人生阶段，在扮演三种身份或角色，为女、为妻、为母时所面对的各种困难，则可让我们看到她们争取走向台前时所尝到的甜酸苦辣。

在家族企业中，作为“太子女”应该是不少女儿令人艳羡的身份，但是处于这个位置上，她们要考虑的，则是她们到底是否娘家企业最后领导者的问题。这里让我们以香港中央纱厂有限公司的例子作说明：

此个案带出的重要问题是：在一个家族企业中，“太子女”的位置并非想象般的风光无限，而是非常困难的，或者说是两面不讨好的。理论上说，她愈有才能，愈难找对象。到她找到对象结婚之后，又会碰到所谓“双重效忠”—一是娘家，一是夫家——的问题，陷于两难。即是说，当太子女出嫁之后，如若仍担任娘家企业的领导，站在台前，她必然会想到本身到底应效忠于哪个家族的问题：为娘家继续出力，抑或转为贡献夫家呢？其次，则是必须考虑与丈夫之间的角色分工问题，弄得不好则会影响感情，不能不察。

即是说，在父系传统下，如果她把全部精力放在娘家的企业中，她的夫家必然有意见。由是之故，在考虑长远归宿的问题后，她必须改变效忠对象为夫家，否则便会产生很大矛盾。所以女性面对的选择，便是如何在感情上脱离对娘家的依赖，然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夫家的企业或事务中，而很多时则是退居幕后。这便是作为企业太子女、作为才女在出嫁后所陷入的困境。

其次，女性进入夫家，为人媳妇之后，其实更是处于十分艰难的环境，有时甚至陷于孤立无援的地步。女子嫁作人妻之后，至少在传统上是不可以再向自己娘家寻求支持和协助的。即是说，作为外嫁女，当她进入一个新的家庭之后，特别在婆媳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在面对困难时，她只能凭本身的能力、资源及方法自行解决，当面对求助无门，无从解决时，不少女性便会选择自寻短见，以自杀的方式作回应或抗议，此点尤其可在台湾及香港女性自杀率的某些特质中看到。

在台湾，1905至1935年的日据时期，女性的自杀率呈现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图像。一般的情况下，年龄越大，自杀率越高。但在台湾，女性自杀率最高的年龄组别，竟然是20〜25岁，而这个年龄组别的女性，则大多是新婚一族。据此，有学者认为，此点间接反映了女子嫁入夫家，作为媳妇后，在一个新家庭中所面对的困难极多、压力极大，问题甚至严重到将她们逼上了自杀之路。在香港，上世纪五十年代前的数据显示，青壮年男女的自杀率并没太大差异，但是，在自杀不遂一项中，却出现了清晰的不同，女性的比例尤其较男性高，反映了新婚女性确实面对较为尖锐的处境。

众所周知，嫁作妻子之后，女性很自然地走进了幕后位置，不但肩负了传宗接代的重责，同时又要经营内务，精打细算，而孝敬翁姑，亦属重要责任。当然，相对而言，作为媳妇者，若过门后一直无所出，那便会有了心理和生理上的极大困扰，因为无后长期以来被视为人生的不幸，前文提及的麦秀英，便是其中的例子。但有了子女之后，她们又需在家族中将大小家事打理得头头是道。在大家族，打理家务更非我们想象中的“小事一桩”，《红楼梦》的不少情节则可作为有趣参考。

接着，当女性进入为母为婆的人生另一阶段之后，他们既要望子成龙，然后才能母凭子贵，同时又要平衡诸子，尽量减少诸子及媳妇间的磨擦。简单来说，当女性有了子女后，她便会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到子女的身上，望子成龙，希望儿子日后能代她出头，此种力量，相信便是激发并促使儿子创基立业、积极打拼的力量源泉。

另一方面，作为母亲或家婆，她们其实还会面对其他多方面的困难。举例说，在诸子均分的原则下，作为母亲或家婆，她一定要，至少是表面上要对所有儿子及媳妇一视同仁，平均对待，不可以特别宠爱某一个儿子或媳妇。前文提及的何东家族女家长麦秀英，对各房子孙 (并非已出) 时刻平等看待；其他个案如希慎企业的女家长利希慎元配黄兰芳，在丈夫被杀后主持大局，无论长幼嫡庶均一视同仁；以及新鸿基地产的女家长邝肖卿，在三名儿子矛盾和冲突表面化后主持大局，保持不倾向任何一方等，均清晰地说明，作为女家长，在家族中地位超然，但她们同样面对种种问题，至于如何平衡乃至消除不同儿子和媳妇之间的矛盾和竞争，则是对她们的最大考验，而处理起来又着实不易，属于非常困难之事。

可以这样说，居于幕后的女性，在不同人生阶段其实均面对着巨大压力，产生强烈心理焦虑，至于将本身最大资源和精力，放到儿子身上，寄望将他们抚养成人，日后能够出人头地，子为母张。到她们成为女家长，尤其是男家长已去世后，她们在家中的地位尤其显得超然。尽管如此，在父系社会，女性的主要舞台仍在家中，即居于幕后，与男性的舞台，无疑截然不同。

现代女性走到台前的检视和思考

回到文章开头时提及的问题，在现代社会，女性地位已有重大提升，不少已可走上台前，不再只是居于幕后。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女性教育水平的提升，改变了男女人力资本的格局。就以香港为例，修读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课程 (即拥有大学本科学位或以上) 的男女学生比例，自九十年代以来一直女多于男，相差约在一成至半成之间，显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已经一去不返。而女性教育水平的大幅提升，又带动了女性对专业和事业的追求和建立，因而可以走上台前，独立自主地生活，不用如昔日般只能居于幕后，依靠父亲、丈夫或儿子的供养。

问题是，女性又明显与男性不同，她们要走上台前是要付出比男性更高代价的，原因是她们总是被要求兼顾幕后，除非她们决定不要幕后，或放轻幕后。这便带动了夫妻及母子等家庭关系的转变。一方面，部份女性会因为“三高”(高学历、高职位、高薪酬) 的缘故找不到结婚对像，或是宁愿选择单身，所以改变了对婚姻和家庭的看法。另一方面，结婚后的女性，可能因为事业选择少生孩子，或干脆不生孩子，因此，在香港，专业愈高、事业愈大、经济基础愈雄厚者 (例如家中聘有佣人代为打理家务者)，生育子女的数目愈少。更为突出的是，不少成功女性的故事，总是带点传统价值中的不如意，例如单身不婚、婚姻不如意，或没有子女等。

然而，如果我们沿着前文讨论的脉络思考，则不难隐约看到问题的轮廓：昔日，嫁为人妻的女性，居于幕后，需要依靠生育儿子以巩固其身份和地位，所以会倾尽全力于生育和抚养儿子，并会与儿子建立紧密关系，希望儿子作为“代理人”，子为母张，在日后出人头天后提升自己的地位。换言之，生儿育女乃女性生命中的重中之重，那时的生育率高，乃显得不难理解。但是，在现代社会，由于女性自己可以走上台前，渴望儿子代为出头的意欲乃大大消减，并因此带出两个重大值得思考的社会问题：其一是出生率的持续下滑，其二是男性创业精神的衰退不振。

在某些人眼里，在父系社会，女性若真的要与男性平起平坐，最好的方法是不进入婚姻的“坟墓”，不生育孩子，甚至不要有性关系。事实上，在现代社会，女性走向台前的重要条件，除了学历和事业，确实是保持单身、不依靠丈夫，甚至是不生或少生孩子，这些生活形态，从自由主义的角度看，只是人生的一种选择而已，没有什么大不了，但在传统角度看，当然属于女性走上台前时必须作出的牺牲，核心因素是她们总被社会塑造成必须兼顾幕后的工作。可见，与男性相比，女性在争取出头天、走上台前的过程中，确确实实存在先天性的障碍，因此，未来，女性依然必须付出比男性沉重的代价！

【案例】“太子女”的难言之隐

香港中央纱厂有限公司的第二代掌舵人吴仲豪因年纪渐大而计划让第三代接班，他育有二女一子，长女已出嫁，且育有子女，对企业管理亦没有兴趣；次女很有才干，对企业亦有一定兴趣；儿子年纪最幼，当时尚在求学。为此，老父乃任命未嫁的次女统管企业，到幼子毕业后亦被安排进入企业，但初期只出任中层管理之职。

众所周知，在华人社会，若由女儿继承家族企业，让她们走上台前，会被视为反传统之举，除非父母只有女儿，没儿子。然而，曾在英国留学和生活多年的吴仲豪，则觉得不是问题，尤其是他认为女儿很有能力，而儿子年纪还小，所以觉得由次女接手很适合，并无不妥，在女儿进入企业管理一段时间后，便委任她出任董事总经理之职，统管整个企业。

对于担任这个一人之下、数百人之上的董事总经理之职，次女在接受访问时不是表现出喜悦和满足，而是觉得压力巨大。她表示，在中央纱厂出任董事总经理的九年间，随着弟弟的渐渐长大，她感受到的压力亦不断增加，其中最为突出一点，则是认为她爸爸将她摆在继承人的位置上，这令她的内心觉得自己像被吊起来烧一样，很不好受。由此可见，在父系继承传统下，女性继承所要承受的压力其实不少，不是很多女性可以轻松应对的。

故事的进一步发展是，次女日后出嫁，丈夫是恒隆集团陈启宗家族的成员，而她在出嫁不久即决定辞去中央纱厂董事总经理一职，随后与丈夫一起成立了一间专注于金融融资的投资公司。即是说，她最终决定脱离娘家，和丈夫一起合组夫妻档，成为贤内助，还是退居幕后，不再留在自己娘家的企业中，站在台前。必须指出的是，次女统领中央纱厂时，亲属朋友间据说常有闲言，说为什么不是弟弟继承家业，反而是次女，人们甚至怀疑她的弟弟才能不够，令她觉得这种闲言闲语对她的弟弟不太好，亦很不公平，所以最终决定脱离娘家的企业，弟弟最后亦顶上了她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