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9月23日，享有“世界船王”美誉的包玉刚去世，享年73岁，他的葬礼在当时轰动香港社会。

任何一个家族的发展故事，均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包玉刚的挣扎图存和不断发展，创造传奇，当然亦非无缘无故如孙悟空般由石头中蹦出来的。综合坊间研究资料，包玉刚乃浙江宁波镇海钟包村人，其祖营商，已具财力，到父亲包兆龙一代，亦因克绍箕裘，营商有道而财富日多，成为殷商，主要是在汉口打理家族旗下的平和鞋庄。后来在上海开设银楼，抗战胜利后与友人合股开办国丰造纸厂，显示包玉刚其实出生营商世家。到他名成利就后，有考证则指他乃宋朝名臣包拯的第廿九世孙。

风云色变时代的挣扎图存与不断发展

包玉刚生于1918年农历十月二十日，母亲陈赛琴，他上有一兄玉书（五十年代前曾任职上海内地银行），下有一弟玉星（五十年代前曾任职上海四明银行），另有姐妹爱菊（早逝）、美菊（一直留在内地，八十年代才移居香港）、素菊 （嫁张培明，张乃日本通，负责环球航运日本的业务）和丽菊 （又名丽泰，嫁李伯忠，李乃环球航运高层管理，统管集团财务）四人，而三兄弟年幼时曾入读一名巨商同乡叶澄衷创立的叶家义庄学校（又称叶氏中兴小学）。在家乡完成小学教育后，包玉刚离开家乡，与在汉口营商的父亲团聚，并在当地升读中学。到完成中学课程后，包玉刚在父亲安排下进入一家经营保险业务的洋行当学徒，晚间进修大学课程。

1938年，年方双十的包玉刚按父母之命迎娶妻子黄秀英。同年，进入上海中央信托局，不久被派到衡阳工作，并因表现突出获工矿银行聘为衡阳分行的副经理。期间，包玉刚与既是地下共产党员又是表亲的卢绪章相认，令他的政治人脉网络有了特别的发展。随后，包玉刚被银行转派重庆（被称为战时的陪都），处理当地更活跃繁重的业务。

抗战胜利后，包玉刚转到上海，进入新成立的上海市银行工作，初时任业务部经理，后升为副总经理，地位更见吃重，而银行的重大业务决策名义上虽是总经理，但却因都是外行，实质上常出于包玉刚之手，这样的情况虽然令他声名雀起，但因此难免开罪权贵，尤其在时局动荡、金融紊乱，各方有权有势人物急欲利用银行以达一己目的之时。至于包玉刚往往能够先人一步，洞悉陷阱或机要，懂得采取灵活手法应变，则总能让他化险为夷，事业不断取得突破。

1948年秋，看到国民党在多场战役中出现兵败如山倒的情况，包玉刚意识到政局已经急转，就只身到港，在港岛西摩道的富豪集中地购入一个四房两厅并有两个佣人房的单位，计划作为家族移民香港的安顿之所，然后返回上海，于年底向时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辞去上海市银行副总经理一职，并在做好各种变卖资产的安排后，于1949年2月带同父母及妻女（那时已育有陪庆、陪容和陪丽三女，到港再诞下四女陪慧）等举家移居香港，展开新的生活。

或者因为没有如上海棉纺企业家般移居香港时带来机械和设备等硬件，包玉刚到港后并没随即大展拳脚，干起大生意来，亦没投身老本行银行业，而是在中环的华人行大厦租了一间写字楼，做起贸易生意来。但是，到了1950年，联合国对新中国实行“贸易禁运”令贸易生意大幅下滑，而国内更出现了重要物资短缺的情况。为此，包玉刚曾利用其贸易公司为国家进口不少“禁运”货品。长女包陪庆在《包玉刚：我的爸爸》一书中这样写：“爸爸在港开设进出口公司，他曾亲自也多次派伯忠姑父去广州联系，帮助国家进口被美国封锁的钢材、棉花、黄豆、药品等紧缺物资。”除此之外，新中国成立不久曾首次发行公债，包玉刚据说曾认购了港币十万元，于当时而言实属一个巨大的数目。

这样的生意维持至1955年，包玉刚才决定创建环球航运公司，购入一艘船龄已达27年、于格拉斯哥制造、名叫“金安号”（olden Alpha）的二手运煤轮，进军本身全无认识和经验的航运事业。对此，包玉刚曾与父亲包兆龙有不同见解，父亲建议投身房地产较有可为，但包玉刚的重要考虑是“房屋是死的，只能收租而且靠不住⋯⋯船是动产，而且航运业涉及到金融、经济、政治甚至工程技术，范围很广，可以大做文章”。

由此不难让人看到，包玉刚对于不动产在战乱变局下不能搬走的“靠不住”问题，仍印象深刻，存有戒心──哪怕传统上“行船走马三分险”，航运生意其实风险更大。姑勿论当年包玉刚内心真正考虑何在，他自此走上个人和家族一条不平凡的事业道路，并书写了日后的辉煌。

由一条旧船到世界船王的非凡之路

无论是从事银行业或是从事贸易业，包玉刚虽与从事航运业的人士有些接触，但对该行业的具体运作和轮船的技术操作等实在了解不多、所知有限。虽然他清楚知道“隔行如隔山”的道理，但却并没因而被吓倒，恰好相反，他却能刻苦钻研学习，提升对行业的认识，并凭着本身从事银行业的经验、经营进出口贸易的海内外人脉网络和知识，加上个人积极进取、懂得灵活变通的个性或精神，最终令他创造神话。至于令包玉刚可以取得突破的极重要“杀着”（编者按：指最厉害的招数或本领），则是被长女称为“借鸡生蛋”的金融“财技”。

由于曾经从事银行业的包玉刚风险意识极高，又深明信贷与资金流转的重要性，他的“金安号”除首次租给客户时如绝大多数船主般采取短期浮动租约外，在1956年起即采取了“薄利长租”的固定租约方式，而客户则是日本的Yamashita-Shinonnihon公司，以日元计价。这个方法的特点是，租金较市场价格低了约四分一，而为期四至五年的租金，则以银行信用状（Letter of Credit）支付，包玉刚拿到信用状后，可向银行（当时是汇丰银行，并自始建立起紧密关系）贴现，申请借贷，再将借贷购入另一艘船，并用同样的“薄利长租”方式出租，主要客户亦同样选日本企业，而租金收入再藉信用状向银行借贷，再拿货款添置新船，不断发展。

以上的方法虽然减价幅度巨大，会削减本身的盈利，但却有多项好处：其一是收入稳定，风险降低，省却不少行政管理和保险费；其二是取得银行的信贷强化了本身与银行的关系，并可在短时间及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以战养战，扩大市场占有率；其三是日本当时的经济正处于迅速发展期，不但对航运需求极大，日元亦因综合经济力量不断提升而不断升值，而日本企业信誉较高亦可有效降低投资风险。当然，自1956年起航运业进入扩张兴盛期，市场出现货船服务短缺，租金不断飙升等，均是包玉刚能够火乘风势，迅速崛起的不容低估因素。

正是利用那套“借鸡生蛋”的金融财技，并可与银行和租户之间维持良好关系，而包玉刚对于营运成本又可有效控制，因而令环球航运迅速壮大起来。另一方面，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他开始从干货航运市场扩大至石油运输的湿货航运市场，并先后获得世界级石油公司如埃克森石油、英国石油和蚬壳石油等长期合约，令其在国际航运界的地位不断强化。与此同时，觉得本身在航运业的地位已稳固下来后，包玉刚开始逐步引入新船，淘汰旧船，藉以强化集团的竞争力。到1976年3月，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杂志刊登了一则有关包玉刚的专题报导，并称他为“海洋大王”（King of the Sea），显示包玉刚已成为世界航运业中一位影响力巨大的人物。

对于包玉刚由一艘旧船起家，凭着超卓财技与识见，在短时间内令企业船队不断发展、取得突破的情况，包陪庆有如下具体介绍：“爸爸领导的环运公司，从1961年至1968年短短七年间，船队所拥有的轮船达50艘，船运载重达1300万吨左右，总值4亿美元。到了1974年，爸爸的海上王国到达了顶峰，拥有202艘船”。

总结包玉刚能在大约二十年间从一位对航运业缺乏认识的商人，登上世界航运业巅峰的历程，则不难发现，他除了别具创意地采取了前文提及的“薄利长租”财技，令他可以战养战，迅速壮大外，不断学习、锲而不舍的打拼精神，以及有效控制成本和债务三点，均属不容低估的成功因素。

虽然进军航运业之前包玉刚对行业认识不多，但他却常不耻下问，落手落脚了解船务具体操作，认真学习，因而能够很快掌握行业的各种知识，其中的具体例子，莫如他学习英语的做法。由于从事航运业必须与世界各地的客户或政商界翘楚交往，英文则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语言，包玉刚因此时刻不忘地刻苦学习，尤其会聘请英文教师，每天在他身边教导。他更会在不同场合，例如会议、会客或各种活动中多用英语，就算到了名成利就之后，仍然坚持学习英语，藉以提升个人的沟通能力。

一如当年下定决心进军航运业时的义无反顾、敢于开拓，站稳脚跟后的包玉刚，仍然保持同样的锲而不舍与积极进取心态，努力拓展业务。至于最能说明这种企业家精神特质的例子，莫如当年如何争取汇丰银行批出借贷，让他可以不断购买船只的故事。正如前述，虽然采取了“薄利长租”的策略，但要获得银行借贷，让他可以购入更多船只，始终困难重重。因为航运业风险极高，所以银行视之为“黑书”，极不愿意投资其中。虽则如此，包玉刚仍锲而不舍，坚持努力，最后给他想出藉客户开出信用状的方法，赢取银行信任，批出贷款，让事业与生意可获得银行的“大水喉”（编者按：意思是充沛的资金来源。）支持，因而可急速地发展起来。

做为一家规模庞大，拥有近二百条轮船的企业，包玉刚对于“一阔三大”（编者按：俗语，原指方体一面加宽了，其他三面也相应增大。现多指相关的东西只要一项增加，其他的东西也相应增加。）的问题可谓最有体会。更不用说轮船在狂风巨浪下航行于全世界，实在随时有可能发生意外，需要修理、保养、补充等，更是繁多琐碎，单项计算已不少，总计起来尤其巨大。所以他一直坚持必须严格控制成本和债务，要求集团上下必须节约，不能浪费。而他于1976年12月6日在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演讲时，更花了不少篇幅谈及此点，可见他的重视。并且他毫不掩饰地指出，由于他能做到严格控制成本和债务，才能取得成功。

一如经济发展必有起替兴落周期一样，行业亦是如此，航运业当然不能例外。经过五六十年代的急速发展，到了七十年代中期，航运业陷入了不景气，1974年的石油危机则是最大的冲击。结果，不少航运公司因为市场持续急速下滑，生意一落千丈。正如包玉刚曾指出：“一艘没有收入的船只，与其说是资金，不如说是负累”，因为停着不用的船只，停泊、维修等开支和费用其实更为巨大。由是之故，在那个时期，不少名扬一时的船公司，均陷于破产边沿，亏损严重。然而，由于包玉刚采取了“薄利长租”的策略，不少客户早已签了长约，就算市场出现波动，亦非一时三刻可解除，因而可让包玉刚避过一劫，大大减少损失，并可一直屹立于世界航运界的高峰之上。

因应时局的企业上市与弃船登陆

成功的企业家总有洞悉时局，先人一步的能力。早在七十年代股票市场一片火热之前，包玉刚已凭其对金融业的通盘掌握和识见，早于六十年代已将家族控股的亚洲航业（Eastern Asia Navigation）及隆丰投资两家公司在香港交易所（当时称为“香港会”）上市。由于早年的股票市场尚没全面开放，公众投资者不多，购买股票者多属有钱人，所以社会对其企业所知不多。到了六十年代末股票市场全面开放后，股票交易所由本来只有一家增加至四家，不少今时今日主导香港经济的企业乃一窝蜂上市，亚洲航业和隆丰投资的股价亦在那个股市一片火热的时期不断飙升，包玉刚不但身家同步上扬，亦利用那个机会进一步向市场集资，藉以开拓业务。

正因包玉刚能在股票市场炽热时吸纳充裕资金，加上前文提及的有效成本和债务控制与“薄利长租”策略发挥作用，当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航运业陷入低潮时，便能化险为夷。经此一役后，不少客户已领教了长租的风险，而新订的租赁合约亦已租金大跌，行业已出现重大调整，包玉刚明显对之了然在胸，亦有新的盘算与绸缪。

1977年10月，与北京不少国家领导人有深厚交往的利铭泽访问北京归港，包玉刚立即与他会面，希望获得一手消息，从而了解中国政治状况，而利铭泽给他的重要信息是：“我看中国有希望了！有希望了！”，令他旋即作出了给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廖承志发出信函的决定，提出希望可和妻子“早日回国探望表哥卢绪章（当时他担任国家经贸部部长）”的要求。

结果，包玉刚于1978年10月底正式踏足北京，除了与表兄卢绪章团聚，并拜会了廖承志，之后又在表兄的安排下会见不少国家领导人，尤其是与复出不久的国家领导人邓小平会面，了解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据说自从该次会面后，包玉刚看到凾待发展而商机无限的中国内地经济，香港所能发展的门户角色空间与潜力极为巨大，因而相信令他对家族企业在香港的进一步发展有深刻体会──尤其令他在日后决定要“弃船登陆”，收购英资企业，而他俟后在不同场合上仍与中国领导人有深入的接触会晤等举动，显然又强化了以上的支持国家改革开放，同时又加强在香港的投资，藉以稳定香港经济，配合主权回归等重大策略考虑。

包玉刚踏足北京之时，中东再爆战火，之后引发第二次石油危机，令刚见复苏势头的航运业又再受冲击。面对这种一推一拉、一扩一缩的时局发展，触角敏锐的包玉刚，作出了重大分析：（一）、世界航运业将步入衰退期；（二）、内地将会出现前所未见的经济变革。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在那个关键时刻，包玉刚的重大决定是：弃船 （并非完全放弃，而是减少全部放在航运业），转战早年被视为“死的”、“靠不住”的房地产市场，再俟机重返内地拓展内地庞大的市场。

自那时开始，当不少大型航运公司仍在扩张船队时，深懂变通之道的包玉刚已迫不及待地大幅出售手中轮船，为自己船队“减磅”，在极短时间内令旗下轮船的数目减少了接近一半。由此回笼的资本，则投放到香港的股票市场。至于在尖沙咀、港岛及新界等地拥有大量珍贵地皮并从事运输、码头、酒店及货仓等业务的九龙货仓码头有限公司 （简称九龙仓），则成为他的吞并目标。

必须指出的是，在七十年的股票市场尚没开放之前，香港的重要经济资源基本上掌控在英资洋行手中，几乎由其垄断。自股票市场在1969年12月开放，不少华人家族企业纷纷上市，他们已能从吸纳公众资金中脱胎换骨，迅速壮大，并可与洋商一较长短。其中曾轰动中外的一场华洋资本较劲，则是长江实业的李嘉诚获得了汇丰银行的支持，于1979年9月底成功掌控了老牌英资大型洋行和记黄埔。

进一步的数据显示，李嘉诚之所以能够成功“鲸吞”和记黄埔，包玉刚亦曾发挥一定作用，而包玉刚本身亦在那次股权争夺战中获得本身的好处。原来，早在收购和记黄埔之前，李嘉诚亦对九龙仓这家由英资洋行龙头怡和洋行掌控的公司垂涎，并趁股价低沉之时暗地里吸纳了大量股份。可惜，由于消息惊动了怡和洋行（透过置地公司控股九龙仓），令对方早作防范，李嘉诚便在汇丰银行游说下，将所持股份全数转让给包玉刚（背后原因当然与包玉刚和汇丰银行关系深厚有关），而包玉刚则投桃报李，将自己手上持有的和记黄埔股份转售李嘉诚，既各取所需又两全其美。

李嘉诚完成收购和记黄埔约九个月后，包玉刚终于出手，目标当然是曾令李嘉诚无功而还的九龙仓。自七十年代起，包玉刚已开始收购九龙仓的股票，并持有一定比率。之后再购入李嘉诚所持有的部分股票，令其持股量直逼九龙仓的控股公司置地公司，并直接威胁怡和洋行的大股东地位。怡和洋行不敢怠慢，策划连串行动以抑制包玉刚的扩张。包玉刚也不退让，并摆明车马地要夺取九龙仓的控股权。由于双方互不相让，股权争夺也不绝于耳。

1980年6月20日，以纽壁坚（P. K. Newbigging）为首的怡和洋行趁包玉刚赴英开会的时机，突然宣布以两股置地公司新股另加76.6元连周息10厘的债券折合港币约值100元的价格换购一股九龙仓股票，藉以增购3100万股九龙仓股份，使置地公司的持股量增加至不多于五成，避免触及《收购及合并守则》中所列的超过五成便必需向其他股东全面收购的规定。

对于怡和洋行突然发难，身在伦敦的包玉刚在私下取得同样在伦敦开会的汇丰银行大班沈弼（M. Sandberg）的口头贷款承诺后，马上飞回香港，与女婿吴光正及财务顾问等商议反击办法。经过一轮深入讨论后，包玉刚决定以每股105元的高价，向市场收集不超过五成的九龙仓已发行股票。消息传出后，大批散户在6月23日涌到指定的证券公司获多利证券（Wardley Security），希望将手上股票售给包玉刚。不出半天，获多利已宣布完成增购目标，实现了包玉刚“弃船登陆”的夙愿，为家族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写下了另一浓彩重墨之笔。至于底气十足的收购行动背后，会否有中国政府在不同层面或明或暗的配合，由于数据所限，渐不清楚，但相信不容排除。

成功“登陆”后，已届甲子之龄的包玉刚，并没停下脚步，而是仍保持其积极开拓的精神，并利用九龙仓增持如联邦地产、天星小轮、香港电车、会德丰等股权，尤其是在1985年收购会德丰这家如九龙仓般家底富厚的老牌英资巨行的举动，则一如早年收购九龙仓般轰动社会。不但如此，他还与同样来自浙江的永新企业老板曹光彪一起，创立港龙航空，将航运业由大海上升至天空，加快业务多元化。即是说，自鲸吞九龙仓后，家族企业的投资或业务，已不再只是高度集中于航运业，而是多元发展，地产更是占了一个较大的比例。

包玉刚利用亚洲航业和隆丰投资成功掌控九龙仓后，集团进一步扩大的附属或关连企业结构如图1（只列出在香港交易所上市者），可让人较为清晰地看到，集团既经营航运（亚洲航业、会德丰船务）、货柜码头（海港企业），亦有海底隧道连结港岛与九龙半岛服务（香港隧道公司），更有高档百货（连卡佛）、地产发展（联邦地产）、地产投资（九龙仓、会德丰、置业信托）、地产中介和物业管理（夏利文公司）、酒店（联合企业）、财务信贷（富宝发展）等等。更不要说还有一些没上市的生意如香港电车、天星小轮、港龙航空，以及众多在海外的投资，令包玉刚已经跃升为国际级富豪，家族企业的投资与业务，更可说极为多元化，并非移民香港早年的“独沽一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