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宁波到上海，再转到香港，然后走向世界，并曾被冠为世界船王的包玉刚，虽然对国家、民族，乃至家乡桑梓、山水人情时刻怀念，表现出无比热爱，但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申请入籍英国，轮船、企业等绝大多数在外国登记注册，并曾获得英国皇室册封爵士头衔等，则曾引起保守人士的批评和非议。到他死后家人将他葬于夏威夷，长眠“异域”，而非埋骨桑梓，亦无疑引起不少人的无限联想。

在全球化和中国崛起的年代，有关身份认同、家族和企业“国际化”等问题，虽然已不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但在六七十年代，则曾成为不少人高度关注的焦点，甚至是引起非议的。

实际点说，由于所经营的属航运业，本身要在世界各地四处跑，在那个关卡处处、政治意识形态挂帅、出入境手续繁复的年代，一本英美西方强国的护照或国民身份，对于企业发展和关卡进出，无疑意义和作用重大。正是基于那些重要考虑，包玉刚申请了英国籍，成为英国居民。至于这一做法据说引起了他表兄卢绪章的不满，并曾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于香港会见包玉刚时当面责骂他。

对于这次事件，包陪庆这样记述：1964年，时任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的卢绪章在出国的归途中路过香港，与包玉刚聚旧，在知悉包氏已经入籍英国后“好生气，好失望”，而包玉刚解释“其实只是为了谈生意方便”。卢绪章的响应是“加入英国籍，这当然是你的自由，不用解释，只是你千万不要忘记，你永远是中国人”。之后，包玉刚对女儿表示，卢绪章的责备没错，“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不能忘记自己是中国人！”

到卢绪章离开后，包陪庆觉得卢氏的说法有理，因而向父亲提出同样的质疑，觉得父亲既然强调自己是中国人，又为何在香港申请入籍英国。对此，包玉刚的回应则是：

“加入英国籍也并非我的心愿，只是我们做航运的，满世界跑，拿着香港护照，无论到哪个国家，都被海关翻来倒去的查，太过费时又费力。拿这个英国护照也不容易，要靠很多关系。拿了英国护照，许多国家免签，到美国、日本、拉美都少了很多麻烦嘛！对于我来说，除了这本护照是英国的，只不过是一个通行证件，是改不到我的心的。”

即是说，在包玉刚的心目中，入籍英国，纯属工具性的实用性考虑，他的内心一直以家国桑梓为念，没有改变。不但如此，他对儿孙们的教育，也十分重视他们对国家的关心，对文化的熏陶，甚至叮嘱他们要为国家作出贡献。事实上，名成利就、家财极为丰厚的包玉刚，一生曾连同家族成员无论在投资上、教育上、文化弘扬上，乃至在各种慈善公益事业上，为国家、为家乡作出应有的实质贡献，并在这个过程中为家族积累雄厚道德和网络资本。

当然，在中央领导的眼中，包玉刚及其家族凭着本身在国际上的身份、网络和财力物力，为国家和家乡做出作如下两项重大贡献：其一是在“改革开放”时大量向内地输入资本、技术、信息和国际人脉络等，配合国家政策。其二是在中央政府决定在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主权的历史性事件上，以其家族的力量，既游走于中英之间，增强沟通、减少误判，又协助稳定商界，从而维持香港的经济秩序，防止回归过程中因资金撤资而影响香港经济繁荣与社会稳定。正因如此，包玉刚被西方传媒称为“政治媒人”或“民间大使”，而包陪庆则称之为“非官部部长”。

历史发展的道路并非无波无浪。在香港回归的过程中，当然亦遇到不少内外政治及经济发展的汹涌波涛，并加速了不少香港家族和企业的国际化步伐，包玉刚家族亦不例外。至于子孙后代多在海外求学生活，又无可避免地令家族变成了“联合国”──不同家族成员拥有不同国籍，从另一层面上实现了家族的多元化。对于家族成员国籍的各有不同，包陪庆这样介绍：

“一家人变成了国际家庭：一个奥地利女婿、一个日本女婿、一个潮州女婿（离婚后改为一个美国女婿），只有一个女婿是上海人。下一代更生于不同地方，有不同国籍。四个美国人，一个加拿大人，一个奥地利人，一个英国人，三个香港人。再下一代有苏格兰女婿、韩国媳妇。所以家中过节团聚时，大家都是用英语沟通的。”

由此引申出另一值得思考的问题：像包玉刚这样走向世界的大家族、大企业，到底是四海为家较好，抑或是有个扎根地较好？撇除不同家族成员因为不同成长与教育背景，拥有不同国籍乃个人选择与考虑不谈，企业总部或扎根地的选取，显然别具策略意义。在全球化的今天，虽说资本高度流动，企业迁册容易，但企业或资本的“身份地位”问题，仍是受到高度关注的。

举例说，汇丰银行虽创立于香港，是喝香港奶水长大的，但其“身份地位”毕竟是英国的。李嘉诚最近重组后的控股公司长江和记实业 （简称“长和”）和长江实业地产（简称“长地”）迁册英属开曼群岛，其实亦说明他已选择改变企业的“身份地位”。所谓“针没两头利”，选择了全球化身份，便难免失去“在地”或“本地”的尊重或好处。四海为家虽然自由自在，但若是没有一个地方可抛锚、避风，明显亦有其不利之处，更不用说政治色彩的问题。对此，家族企业的领导人，实在亦应认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