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生存、发展和延续，人类社会组成了各种各样、强弱不一的制度和关系网络，有些以血缘为纲纪，有些以地缘为主轴，亦有些以业缘为核心。至于在人类历史上极为悠久的婚姻制度与关系上，所建立起来的网络，既可跨越血缘、地缘和业缘的不同界域，又可具有更强轫、更大弹性、纠缠更为复杂的关系，其影响力或作用则更为巨大、效果更佳，所以常常成为子孙众多世家大族用以提升本身家族人力、财力、开拓社会关系，从而巩固家族利益的重要策略或工具。

正因如此，在中国历史上，透过婚姻联盟以建立稳固政经及社会关系网络者，实在为数不少，有些更是至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举例说，战国时代的秦国和晋国，为了抗衡外敌，便以相互通婚的形式，建立起彼此间的保护屏障，此即民间常说的缔结“秦晋之好”。著名的“王昭君和番”故事，也是讲述汉元帝采用婚盟方法，将王昭君赐给匈奴君长为妃，以达到“抚边睦邻”的政治目标。至于雄材伟略的唐太宗，同样需要以文成公主外嫁吐蕃松赞干布来收买人心，以拉拢吐蕃的归顺。到蒙古统治横跨欧亚的庞大帝国时，亦曾利用王室与不同部族及贵族通婚的策略，建立互相支持、祸福共享的联盟关系。换言之，婚姻结盟在远古开始一直被统治阶层视作扩张政治网络的重要工具。

统治阶层如此，民间社会其实也是如此。在农村社会有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友好村庄之间往往以互通婚姻嫁娶来结成非正式的联盟，藉以强化互信互助，对抗敌对村庄的侵犯或威胁。至于某些重要城镇内，一些世家大族之间藉着婚姻结盟来建立关系，以达到巩固彼此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目标的做法，同样常见。难怪曾任教于北京大学的近代社会学家潘光旦也指出，通婚是两个家族的结盟，乃家族扩张和建立社会网络的重要工具。但是具体而言，在华人社会，婚姻联盟发挥效果进而巩固家族企业，其实并不多见，反而在西方学术界则谈论得比较多，这与华人社会强调人脉关系和社会网络的情况并不相配，更是令人不解。

王室联盟战略示范

纵观欧洲，有关王室及贵族之间的婚姻联盟研究为数不少。其中一个原因是欧洲王室的血统优越感（即优生学观念）极强，并一直有采取族内婚姻保持纯正血统的传统和观念，所以产生不少近亲繁衍的先天性疾病。另一个原因是为了达到缔结联盟以抵抗外敌的“外交战略”（strategic diplomacy），因为在城邦林立的欧洲，战火频仍，而最能取得互信，强化各方乃命运共同体、祸福与共内涵的，莫如融合血缘关系的婚姻联盟。

如果我们只集中看英国王室的通婚网络，很容易就能发现，不同年代的英国王室与欧洲大陆的王室之间，实在通婚频繁。举例来说，十九世纪在位时间最长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她与来自德意志其中一个名为萨科堡与哥达（Saxe-Coburg and Gotha）城邦的王子暨表弟阿伯特 （Albert，由于全名很长，只用英文首名）结为夫妇，便强化了英国与德意志王室的关系。

更为突出的是，维多利亚女王所生的九名子女，长大后亦成为英国王室向外扩张网络的重要部分。例如和父亲一样叫阿伯特（Albert，日后成为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Edward VII）的王子，迎娶丹麦王室公主亚力山德拉（Alexandra）；二女雅德丽（Adelaide）下嫁德意志和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三世（King of Frederick III）；三女雅丽斯（Alice）下嫁德意志贵族希斯大公爵（Grand Duke of Hesse）刘易斯四世（Louis IV）；四子阿发德（Alfred）娶俄罗斯大公爵之女玛丽（Marie）；五女夏莲娜（Helena）下嫁德意志另一个城邦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的王子克里斯安（Christian）；六女雷尔斯（Louise）嫁给英国贵族亚皆老公爵（Duke of Argyll）约翰（John）；七子阿瑟（Arthur）娶普鲁士公爵之女雷尔斯（Louise）；八子利奥普（Leopold）娶德意志其中一个叫华德克与派蒙（Waldeck and Pyrmont）城邦的公主夏莲娜（Helena）；九女碧翠丝（Beatrice）嫁给了德意志另一城邦毕腾堡（Battenberg）的王子亨利（Henry）。正是利用这种王室及贵族之间的嫁娶，大英王室与欧洲大陆的王室建立了紧密关系。之后，维多利亚女王的内外孙们又以同样方式在欧洲王室贵族间通婚，令其婚姻网络进一步扩张，所以维多利亚女王被冠以“欧洲祖母”（grandmother of Europe）的外号。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除了王室之间习惯以通婚方法缔结坚固联盟，贵族及巨富世家以相同方法强化各方关系的情况同样普遍，或者说有样学样。举例说，相关专家薛连（M. Zeitlin）和烈杰夫（R. E. Ratcliff）的研究便清楚指出，利用相互通婚的方法，贵族及巨富世家们不但可以建立紧密的互助互利机制，还可以产生连带的相互忠诚和相互责任关系，从而壮大了他们经济利益的基础，实现了上层社会的内部团结。

心理学和社会学教授董武夫（William Domhoff）的研究同样发现，统治阶层会利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强化本身所控制的经济资源、社会上的名声，以及在政治上的主导地位和影响力，而婚姻联盟则是其中一项重要方法。另一位专家薄考域（Stephen D. Berkowitz）也同意以上的看法，并认为透过通婚，世家大族之间的共用资本（应该包括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便可大大提高。这样不但对商业或社会活动有帮助，对政治活动也有裨益。

代代相传的纽带

家族史研究专家沙宾 (David Sabean) 进一步指出，这种婚盟关系，不但对各家族经济有实际利益，还可以代代相传地不断强化下去，影响深远。他认为：婚姻作为一种门户之间建立联盟的方法，自十八世纪起便是学术界研究的对象。最近更多的研究显示，世家大族之间的亲戚关系，仍在不停透过相互通婚的方法，延续和强化。整个（婚盟）制度看似松散，但内部却暗示着亲族组织（kin group）内控制权不停循环和流转。

就这一课题曾经在欧洲进行深入研究的史葛（John Scott）和祈芙莲 （Catherine Griff），也得出相类似的结论，两人认为世家大族透过婚盟关系，大大强化了他们的商业利益。他们举例，透过数代人的相互联婚，查南（Channon）家族、林朗-培迪（Lennox-Boyd）家族和咸-谭-布（Hamilton-Temple-Blackwood）家族，与建力斯（Guinness）家族、艾维伯爵（Lord Iveagh）家族后人，建立起一个深层次的亲族经济组织（kinecon group）。该组织在1976年前控制了（英国）酿酒公司18.98%股权和过半数公司董事职位。另一相类似的亲族经济组织是马莎百货（Marks & Spencer）。从最初开始，马氏（Marks）家族和薛氏（Sieff）家族便是以互相通婚形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其后，这两个家族的后人再与撒查（Sacher）家族、邦地（Blond）家族、苏士文（Susman）家族和古德文（Goodman）家族等通婚。在1964年之前，这些世家大族仍在马莎百货内维持着绝大多数的控股权。到了1976年后，他们的控股权已被摊薄至只有1.6%。即使如此，他们仍可以透过婚盟的关系控制董事会内过半数的席位。

很明显，在讲求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欧洲社会，以婚姻结盟而建立起来的家族网络，的确对保障家族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以至社会地位各方面，有着明显而直接的作用。事实上，在深入研究香港的华人世家大族后，我们发现，不少家族的崛兴和发展历程，不但有很多共同之处，就连他们建立的个人和社会网络的手法和过程也如出一辙。可以说在古往今来的华人社会中，以通婚方式拓展社会网络十分普遍。透过这些方法，各个零星散落的家族，便可以结成一张千丝万缕、纵横交织、盘根错节的社会网络。而中国航运世家的例子，正是婚姻联盟的重要示范和具体操作的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