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历史上，为了解决血脉延续问题而大费周章，在离婚问题上又闹得不可交加，并给社会带来极大震撼的，非英国国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 1491~1547）莫属。原因是王后没能给他生育子嗣，为了解决血脉延续问题，他要与王后离婚，但此举却没得到罗马教廷接纳，因为当年的罗马教廷权威极高，而天主教的一条重要的教义，就是不能无故废婚（即休妻），即使位尊如国君者也不例外。但享利八世最后则做出与罗马教廷反目的大不讳举动，哪怕此举可能令他的救赎及政治前途毁于一旦，但他仍表现得并不在乎，因而轰动整个欧洲社会，在历史上引起了巨大回响，并从此改变了欧洲，尤其是英国宗教和政治的关系。至于亨利八世日后在婚姻上如走马灯般“娶而又离、离后又娶”的做法，不但在英国历史上前无古人，也可以说后无来者，而由此带出来的深层次问题，相信同样会令不少世家大族感触良多。 

中西方文化对救赎与血脉的执著和分野

作为英国君王的亨利八世，由于其一言一行、所作所为逃不过史官耳目，而日后多角度多层次的系统分析和考证尤其汗牛充栋，因而可让我们更为立体和清晰地看到，亨利八世对于传承血脉问题的固执和多番努力，就算因此被逼终断与罗马教廷的关系，影响其救赎问题，他仍甘之若饴，表现得并不在意。可见不惜与教廷反目的享利八世，血脉在他心目中的分量实在不轻。

深入的资料显示，年纪轻轻便登上大位，成为君主，且表现得志大气锐的亨利八世，曾因首任王后Catherine of Aragon婚后多年仍没为他诞下儿子，只育有一女（Mary公主），一直耿耿于怀，其溢于言表的无后之忧，更被历史学家形容为“国王的大事”(the King’s great matter)，因他为此一直花尽心思，图谋废婚另娶，但其想法却不容于当时天主教的教规，所以不获罗马教廷答允。那时的罗马教廷严格规定一夫一妻，位尊如国王亦不得无缘无故休妻另娶。而没有儿子则不能作为休妻废婚的理由，所以就算亨利八世多次向教廷在明在暗间表达废婚另娶，也没有得到通融。结果不只令亨利八世十分失望，也激化了他与教廷的冲突。最终则是甘冒大不讳，为了废婚而与教廷脱离关系，所以日后便有了英国圣公会的诞生，不再辖属于罗马教廷，而是与之分庭抗礼。亨利八世推行宗教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是允许新教教徒在婚姻问题上有更大的自由选择，允许离婚和再婚，这跟罗马教廷的规定有了本质的不同。

（详见11月刊杂志......）

文化差异背后的传承制度差别

抛开亨利八世在英国开拓政治空间和推行宗教改革方面的敢作敢为与争议不绝不谈，他一生因为无后之忧的求子心切，不惜与罗马教廷反目，并脱离关系，而他一生娶了六位王后──“娶了又离、离而又娶”，王后有如走马灯般更换，加上六位王后中的三位被他以不同理由处死，创下英国历史上一个前无古人，相信也不会有来者的令人唏嘘的纪录。可以这样说，亨利八世的举止，在当时的英国乃至欧洲社会，可谓极为轰动，但其中最引人深思的是，即使在西方社会，甚至是帝王之家，对于延续血脉的问题，其实亦极受重视。

如果那时的亨利八世生在中国，他明显不用为休妻之事大伤脑筋或大动干戈。一来，身为一国之君，他可以有三宫六院，妃嫔成群；二来，中国社会强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妻子过门而不能诞下子嗣，本身就是可以被休掉的最大和最有力理由。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中西文化、宗教信仰和社会制度的千差万别，各有不同。其中的最直接和最简单观察，自然是中国文化将血脉延续放在首要位置，婚姻制度的安排或模式，主要在于保障血脉延续，因而可以粗略地视作“血脉至上”的文化。至于在西方，尽管像亨利八世般重视本身儿子血脉者虽然为数不少，但教廷权威被放在至高无尚的位置上，这意味着，就算位尊如国君，也需要遵守教廷的律法和制度，因为只有遵守天主律法的信徒，死后才有机会获得救赎，可以进入天国，得享永生，因而可以粗略地视作“救赎至上”的文化。

（详见11月刊杂志......）

日本人担心的是“绝家”而不是“绝后”

事实上，如果我们拿中国诸子均分的继承制度，与日本单子独享的继承制度做个简略比较，就不难发现，尽管中国和日本均属东方父权社会，以父系传承为圭臬，而日本又曾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但两者却有不少差异，其中最突出的，则是中国文化重视血脉延续，日本文化则重视家名延续，此即“家业至上”的文化。有研究者在深入分析后这样写道：“中国人重视的是生命 （血脉）的延续，日本人重视的则是家业（家名）的延续。”至于其背后的思想，则相信视个体生命短暂，但家业组织因属生产或经济单位而具有长久生命有关，所以选择以个体融入组织的长远生命为永恒不朽。

（详见11月刊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