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理性能够解释多少现象呢？在古代很少，然后越来越多，但是有一些根本的难题始终无解，如：人类与万物由何而来？往何处去？人有思考及选择的能力，那么人应该如何生活？由应该而有善恶之分，那么善恶如何界定？善恶有无报应？这些问题又必然归结于：有没有一个主宰万物的所谓“神”？

对古人而言，“神”必须存在，否则无法面对及回答上述一连串难题。当然，“神”这个字是勉强采用的名称，在中国古人称之为“天”或“帝”（由这个“帝”又衍生出“上帝”）。如《诗经·商颂》就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这是商朝百姓有关先祖与建国的神话，其中“天”与“帝”异名同指。为了讨论方便，以下使用“天”概念统称之。

对人而言，既不可能也不需要去了解“天”本身是什么；他只须领悟“天对人有何作用？”或“天对人扮演什么角色？”我们由此进行下述讨论。

天的五种角色

天对古人而言，扮演了“主宰之天、造生之天、载行之天、启示之天、审判之天”这五种角色，也明确展示了这五种功能或作用。这些角色可分为三组：

1．主宰之天

主宰自然现象，如天时地利、风雨雷电；也主宰人间生活，如农耕收成与君王休咎。在甲骨文与金文的资料中，有许多占卜记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依《尚书·洪范》所载，禹在治理天下时，已有“天子”之名，意即以天为其政权之合法基础，君主受天所命代行天功，要像父母一样照顾百姓。天的主宰角色一直存在，民间也习惯以“青天”称呼公正廉明的好官。

2．造生之天与载行之天

这两种角色并举，是针对万物得以“存在与发展”而言。孔子是古代文化的忠实继承者，他在感叹“天何言哉”时，表示天虽然没有说话，但其功能持续在运作，即是“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在此，“生”与“行”二字即分别指称天的造生与载行功能。万物之生，由天而来，《诗经·鲁颂·天作》“天作高山”一语可以统括自然界而言，而《诗经·大雅·烝民》的“天生烝民”与《尚书·泰誓》的“天降下民”，皆清楚表示人类的存在可以推源于天。《诗经·大雅》说，“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载”在此是指上天所行之事，而其事对万物的作用正是载行而使之存续发展。造生与载行的作用所显示的，是使万物生生不息，并且满足了人类对“仁爱”的要求，要平安健康地活下去。

3．启示之天与审判之天

这两种角色并列，是针对人有理性与自由，可以明白善恶并因其行为而得到适当报应而言。那么，天如何启示人们有关善恶的知识呢？关键在于天子。天子自称“予一人”，扮演天人之间的中介者。他本身最具智慧，足以领悟天命；他借着占卜，可以得悉天命；他还观察民意，如“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在这方面，天子若有困难，则依“作之君，作之师”一语，可知还有“师”（如，有智慧有德行的大臣）的辅助。然后，天又如何审判并施行报应呢？焦点集中在国家之兴亡。在商汤取代夏桀时，在周武王取代商纣时，都公开宣称是受天所命，执行善恶报应，使百姓重获安顿。天的这两种角色所回应的是人类对“正义”的要求，要让人活得有责任有尊严。

天概念的演变

天虽然如此重要，但是对百姓而言，天的作用能否充分展现，完全由“天子”所决定。因此，“天子失德”一语是关键所在，百姓对仁爱与正义的要求完全落空。《诗经》中屡次出现“怨天”之语（如“视天梦梦”），正好反映了百姓原有的对天的深切期待。看到战乱所造成的生离死别，荒年所带来的哀苦无告，以及善人受尽委屈而恶人志得意满，谁还能对天保持信心？天概念的演变分为三途：

1．主宰之天依然有其力量，但已大不如前

人们转而注意自身理性思考的能力，并随着教化之逐渐推广，而加重了自身在追求仁爱与正义时所应承担的责任。东周春秋末期所开始的百家争鸣，乃应运而起。

2．造生之天与载行之天既已失去了赋予仁爱的功能，就蜕化演变为自然之天

这种天只负责天体运行、四季递嬗、寒来暑往、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而不再给人类其他希望。人类有如被抛弃在地球上的孤儿，面对冷冰冰的自然规律，一步步接近恐怖的陷阱，就是“存在上的虚无主义”。

3．启示之天与审判之天既已失去了执行正义的功能，就蜕化演变为命运之天

对周朝百姓而言，夏桀与商纣的亡国是历史上最大的教训。这两位暴君知道自己是天子，却不但没有扮演“为民父母”的角色，也完全忘记“赏善罚恶”的职责。他们面对批判与抗争的浪潮，心中所想的是：“我生不有命在天乎？”（《史记·宋微子世家》）原本是要承担重责大任的天命，现在却沦为个人特定命运的借口，真是让人感叹。当正义消失时，一切只能诉诸命运。命运是无理可说、无力可改的，如果人生由盲目的命运所决定，则不仅善恶没有报应，自由成了骗局，连理性思维都将沦为闹剧。那么，人类有何尊严可言？人生又可能成就什么价值？这时所出现的恐怖陷阱，即是“价值上的虚无主义”。

使命之天与自然之天

我们推崇儒家与道家，是因为从世界哲学的角度来看，这两家学说都合乎“体大思精”的要求。或者以司马迁的话来说，这二家做到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们面对虚无主义的危机，分别提出了解决方案，因而不仅救治了当时的困境，也为人类留下永恒的启示。

针对价值上的虚无主义，亦即与命运之天相伴而生的危机，孔子提出了“使命之天”或新的“天命观”。“天命”不再是帝王专属的授权书，而成为人性中向善力量的根源。人皆有其天命，就是要负责完成自身人性的要求，使自己由凡人成为君子。行善的要求在内不在外，行善的快乐也由我不由人。人的价值依此可以确立。命运并未被取消，也不可能被取消，但由于对自身的觉悟，人摆脱了命运的挟制，可以重新肯定人的理性、自由与尊严。

针对存在上的虚无主义，亦即把人困陷于自然之天的危机，老子提出了“道”来予以提升及超越。存在上的虚无主义有两个特色：一是认为人终究会死，死后归于虚无，那么处在乱世或困境中，与其活着受苦，何不早些结束这无聊的一生？二是认为人无异于万物，都注定在一个封闭的自然界中同归于尽。

老子认为，凡存在之物皆由道而来，并回归于道。道是自然界以及其中万物的来源与归宿。人也许无法理解自己为何出生，但既已出生，则可以肯定是道在安排此事。这种想法并无悖理之处。不知其原因，并不代表没有原因。没有原因，是不可能出现任何东西的。如此一来，人生的明确任务是悟道，并且依道的规律而生活。以道为母亲，人与万物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此即庄子所说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于是，自然之天使人原先产生的被抛弃感、封闭感与疏离感，可以一扫而光。人进而体察自己与万物的亲密关系，孕生无穷的审美感受。此即庄子所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

上述有关天概念的演变，是我们了解“天人之际”的基本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