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明报》2015年6月6日报道，美国老牌对冲基金Elliott Capital早前上诉到香港法院，对东亚银行的配股提出质疑，当时由李国宝家族掌控的东亚银行董事局，在2014年 9月配售2.22亿股东亚银行的股份给予日本三井住友银行，令三井住友银行成为东亚银行的单一最大股东。该基金认为其集中配股的做法，是为了巩固李国宝家族的控制权，对小股东不公平，所以要求法院颁令，命东亚银行披露相关文件，而法院在初步聆讯后指出，东亚银行董事局“处理配股过程欠佳”，批准Elliott Capital的申请，可以向东亚银行查阅文件。

报道还进一步披露，在配股前，东亚银行持股量最大的单一股东依次为：西班牙的Caixa Bank S.A.、郭令灿家族的国浩集团（Guoco Group）、日本的三井住友银行（Sumitomo Mitsui Banking Corp.）、李国宝及Elliott Capital，他们的持股量依次为：18.77%、14.21%、9.74%、3.24%及2.40%。配股后，各主要单一股东的持股量转变为：17.17%、13.00%、17.43%、2.97%和2.19% （见表1）。也就是说，由于新增配的股份悉数落入三井住友银行手中，其控股权大升，其他股东的控股权则被摊薄，因而改变了各方的权力（股权）分布，争拗随即爆发。对于法院的判法，市场推测乃控股权争夺战的前哨战，认为“双方日后或需法庭再见”（《明报》，2015年6月6日），显示有关东亚银行控股权的最终花落谁家，仍属未知之数，重大“战事”还在后头。

大家应该会好奇地问：（一）李国宝家族只拥有东亚银行不足3%的股权，东亚银行可称为家族银行吗？（二）撇除机构投资者不谈，拥有13.00%的郭令灿家族为何不能掌控东亚银行，而只持有2.97%股权的李国宝家族，为何能紧紧地掌控着银行呢？

对于东亚银行来说，正是因为创立时的股权分布相对分散，有意争取“话语权”的各家掌控东亚银行的股东，就需要各出奇谋，而网络资本（即人脉关系、社会名声和社会地位等人际关系网络）积累，则一直被视为远较金钱财富还要更具威力的东西，是掌控东亚银行不可或缺的最重要元素。东亚银行的控股权，虽然有在明在暗间的争夺，而决定管治大权花落谁家的最重要元素，同样不是金钱财富，而是人脉及社会关系。

洋为中用的本土家族银行

东亚银行的创立，基本上是以汇丰银行为蓝本的，而汇丰银行的创立，是因为一班从事香港、上海与海外贸易的洋商精英们，有鉴于在香港及上海融资借贷的困难而设，所以英文名称为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东亚银行则是一班从事东亚地区—日本、朝鲜、中国台湾、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等地贸易的华人商业精英，同样因为在这个地区进行贸易时融资借贷的困难而开设，所以便命名为东亚银行。

资料显示，东亚银行在1918年11月14日注册，并在1919年1月4日正式开业，而参与创建的商业精英们，则来自那些早染洋风，对西方商业及文化有一定了解，且已在香港站稳脚跟的豪门大族或商界翘楚。他们“不但了解现代银行业务，而且明白当代华人企业的需要”。1921年，已经运作顺畅的东亚银行，因需要筹集资金以扩充业务缘故，又吸纳另外五名巨商，增加资本额，令股东人数由原来的九名，增加至十四名，他们都获赠“永久董事”的称谓。由熟悉银行运作的简东浦出任总经理、年轻有为的李子方出任经理，财力雄厚的庞伟廷出任主席， 1925年起改由周寿臣出任主席后，他不久即身兼港英殖民地政府的“两局”议员，并获大英皇室赐封爵士头衔，在当时社会可谓风头一时无俩，可见东亚银行在当时社会乃华资银行的龙头地位。

本地商绅之所以创办东亚银行，是由于当时“有仿外国银行组合者，然遗神取貌，已悖布泉之义”的缘故，他们认为，这类华资银号和钱庄等，实在难与洋资大行匹比，也不能为本地商家民众提供及格的金融服务。为扭转洋资银行垄断本地金融市场，榨取国人财富的局面，他们“参以外国银行之精神”、以“刺取良法”为宗旨，以严谨的程序组建银行，并在创行之初，即采用现代的会计审核制度及顾客服务方式。就此而论，东亚银行似乎是一家现代化的商业公司，多于一间传统家族企业或一间由几个家族控制经营的传统企业。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虽然东亚银行是以“外国银行之精神”为营运宗旨，但在企业管治方面，却是有意无意地不跟随洋资银行的做法，将控股权和管理权截然分开。即使如此，从多项重要指标上看，东亚银行的业绩却并不比当年的“银行一哥”—汇丰银行逊色。举例说，无论是公众存款量，抑或是银行在世界各地的分行，都持续增加。其他指标，如存贷比率、资产回报率、股本回报率、派息率等皆稳步增长，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起，东亚银行更成为香港最具影响力的华资银行，乃华资银行中的龙头。

（详见12月刊杂志......）

网络资本中的婚姻联盟：荣辱与共的想象

若只是简介东亚银行的发展史，或是粗略比较其发展模式，我们确实难以了解网络资本是何等不可或缺，其存在是何等普遍。但是，如果我们细心分析“筹建现代华资银行”的理念，从其孕育到落实的过程，甚至是日后控股权如何转变的特质上看，我们也许会对“人脉资本”存在于当中每个环节，感到赞叹和惊奇。

据本地历史学者的研究，最先提出此想法的人，应该是简东浦。简东浦生于买办世家，其父乃横滨正金银行的买办。简氏在建立家族经营的传统银号之前，曾在神户银行及万国宝通银行任职，在银行界累积了丰富的实务知识后，加上自身的创业家精神，遂有意成立一家现代化的华资银行，惟缺乏足够资金以成其事。当时，简氏所面对情况，就像一个发明家，有新产品的构想，但未能筹措资金，亦缺乏政商网络的支持，将构想变成现实。

为解决此难题，简东浦寻求朋友和商业伙伴的支持。在芸芸支持者之中，来自李石朋家族的李冠春、李子方兄弟，以及周寿臣，周曾经是大清留美在满清朝廷任职数十年，晚年返回家乡香港，因学贯中西、政商网络联结内地和香港则尤其值得重视。李氏兄弟出身于豪门大族，其家族在中国、日本、印度尼西亚、中南半岛等地均有大量投资和营商网络，尤其是在船务和大米贸易方面实力巨大， 并一直寻找机会，拓展业务，借以带动投资和产业升级。此相信亦为李氏家族对简东浦创立银行之议给予坚实支持的原因所在。

如果说李氏家族为简东浦提供资金援助，那么周寿臣可谓在社会、政治方面，为其搭桥牵线。周氏早年获清廷派送到美国留学，学成归国后，效力朝廷逾三十载。当时的港英政府看中周寿臣与内地的关系，趁其退休返港后，于1919年邀请其加入洁净局（Urban Council），并于1921年延揽其入定例局（Legislative Council）。1926年，周寿臣更获英国皇室授予的“爵士”勋衔，并晋身议政局（Executive Council），进入殖民地政府的权力核心。周氏身为香港华人，所获得的殊荣和礼遇在当时而言可谓“位极华民”。

可以说，如果简东浦无法获得资金和人脉网络的支持，那么筹建现代华资银行的动议就根本无法实行。正因为简氏能够运用其人脉网络，取得李氏兄弟的资金与周寿臣的社会、政治人脉关系，其构想方能最终实现。在此背景下，简东浦出任东亚银行首位总经理，他上任后，改变传统银号的营商手法，引入洋人的制度，使得东亚银行成为现代化华资银行，而简氏本人也被誉为“中国出色的银行家”之一。值得一提的是，简东浦在位44年，李子方担任经理之职，为简东浦之副手，而时任定例局议员的周寿臣则在庞伟廷去世后，出任主席一职。李、周两人执掌银行要职长达34年，而连同简东浦，三人皆任职至逝世为止。

（详见12月刊杂志......）

网络资本中的政商关系：股权更迭的考验

财富和权力是一对孖生子，两者确实难以分离，因为财富能够获得权力，权力亦能带来财富。以东亚银行为例，银行成立之初，一众创行董事均致力寻求政治上的支持。从邀请周寿臣出任创行董事，到后来公推其为银行主席一事，已可见一斑。虽然，我们并无确实的证据认为，周寿臣曾为东亚银行带来政治利益，但周氏在政治上影响力之大，是绝对不容小觑的。

事实上，李子方之所以能够继周寿臣之后，在1939年成为定例局议员，相信是得益于周寿臣的大力引荐所致。可惜，李子方的任期却因为香港沦陷而于1941终止。在战后，港英政府有限度开放政权，以吸纳华人精英参与管治，一众华商才得以跻身政界。随着东亚银行业务不断扩张，银行的董事局便有愈多的成员晋身议事堂，甚至殖民地政府—及后来的特区政府—的权力核心。继周、李二君之后，东亚银行历代董事如罗文锦、冯秉芬、简悦强、李福树、李福和、利铭泽、李国宝等，皆获政府任命为行政、立法两局议员。由此可见，东亚银行的地位几乎可以媲美汇丰银行。因为在香港的历史上，只有汇丰银行—香港殖民地时期的准中央银行—的历任董事才可以从无间断，跻身行政、立法两局。

（详见12月刊杂志......）

（敬请期待下期“东亚银行攻防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