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针对东亚银行与汇丰银行的企业管理制度问题─尤其是控股权与管理权分家问题─做进一步比较分析，就能够察觉其中的重要差异。正如前述，东亚银行与汇丰银行是由华洋两班商业精英按照各自不同的商业需求在中国香港创立的银行，主要目的在于支持他们的商业开拓，而东亚银行在创立时就开宗明义地表示，会学习西方现代化的经营方法。然而，由于不同的文化和社会心理，东亚银行却又选择了最能保障他们家族利益─或者说最反映他们文化基因的方法。至于西方社会近年来积极提倡的控股权与管理权分立制度，一直未能在东亚银行真正落实，则是最重要的说明。

为了形象化地说明控股权与管理权分立的理论，我们可以用右图来形象描绘家族对企业的掌控权。家族的结构是圆形的，企业的组织是三角形的（顶尖为高层管理，底为基层员工），家族放在三角形之上，表示家族对企业的掌控，圆形与三角形重叠愈多，表示家族成员在管理层或中下层占比愈多。

理论上说，如果家族完全掌控了公司的管理层，那么其图形应是圆形与三角形重叠（图1A），这种情况，我们可称之为管理权与控股权高度集中；如果只有部分家族成员进入公司管理层，且处于高位，那么其图形应是圆形重叠（占据）了三角形的顶端，重叠愈多，在管理层所占的席位愈多（图1B），这种情况，我们可称之为管理权的局部传授；如果没有控股家族的成员进入管理层，即圆形和三角形分开，没有重叠（图1C），这种情形，就是西方管理学所说的控股权与管理权分立。

如果我们细看汇丰银行和东亚银行的公司管治制度演变，则不难发现，两家银行创立之初，管理层均由创办家族所掌握──当然，由于两者均属大型企业，没有出现圆形与三角形完全重叠的控股权与管理权高度集中情况，只是在银行创立初期圆形与三角形出现较多重叠的现象。

随着时间推移，企业的发展，汇丰银行创办家族对银行的公司管治逐步减少，即圆形与三角形的重叠愈来愈少；到了后来，更出现了图形与三角形近乎没有重叠的状况─即控股权与管治权分离，可见汇丰银行的公司管治，确实呈现了主要控股家族逐步不再参与公司管治，落实全面授权非家族人进行管治的现象。

然而，如果我们细看东亚银行的控股权与管理权演变，则会发现，自创办至今的近百年发展过程中，主要股东家族，仍然紧抓管治权─虽然也有不同专业层面的非家族成员被吸纳到管理层中。也就是说，东亚银行一直只维持在局部授权的程度，显示这家仿效汇丰银行而创立的银行，在相同的法制环境与土壤下成长的银行，因为创办股东的文化基因不同，所以发展出不同的公司管理─汇丰银行可以全面落实控股权与管理权分立，东亚银行则至今仍停留在局部授权阶段。

更加突出的发展特点是，随着汇丰银行的不断壮大成长，控股权结构逐步由十多位合伙家族手中缩减，到了后期，更发展成一家控股权全面分散的银行，再没单一股东能够拥有银行控制性股权（一般而言以20%为标准）（图2-A），相信这又与控股权能和管理权分家的问题环环紧扣、互为因果。相对而言，东亚银行的股东结构却随着银行的壮大和成长，不断集中在部分创办家族手中，例如由原来的十多位创办家族，演变成只由当中的三个家族联合掌控，到后来更变成只由单一家族掌控（图2-B）。

必须指出的是，像东亚银行这样随着企业发展所出现的控股权转变形态，在其他香港地区华人合股企业中亦屡见不鲜：永业企业退变为新鸿基企业，再发展成新鸿基地产的故事；新世界集团由多位合伙人创立，后来演变成郑裕彤家族独大；甚至是信德企业原来同样是多位合伙人共同经营，后来亦变成由何鸿燊家族掌控等，都是很突出的例子，其中的共同之处，除了控股权随着企业发展愈趋集中，而非愈趋分散，令控股权与管理权没法分家，反而是更为牢固地掌握在单一大股东手中。

在同一经济环境受相同银行及商业法例监管下，师从汇丰银行的东亚银行，其控股权结构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轨迹，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中西文化基因的决定性影响，另一方面又突现了中西社会心理对控股权争夺的情结。一个简单的观察是，中国人明显对企业的控股权特别重视，所以会紧抓不放，并会利用种种不同方法以巩固或强化家族控制，以免由其控制的企业落入非家族人手中。至于网络资本的运用，则是其他诸如经济资本或人力资本之外的制胜之道，具有战略上的制高点作用，因而深受那些深谋远虑家族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