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创建儒家学派，体现了“尊重传统、关怀社会、重视教育”的作风，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上扮演了承先启后的角色。如果探讨孔子思想对现代人有何启示，则首先值得注意的就是“自我的觉醒”。

 “自我”一词对古人很陌生，它肯定了自己是个独立的个体，能够选择适当的行为，并承担这种行为的后果。在夏朝、商朝与周朝初期，只有天子具备这种觉醒，可以自称“余一人”，因为只有他得到天命，作为天与人的中介者。一般百姓只能奉命唯谨，遇到暴君，也只能怨天尤人。

孔子生平正值东周春秋时代末期的乱世，他察觉整个社会的危机在于“价值观瓦解”，就是人们对于是非善恶的判断已经失去了标准，并且即使判断出善恶，也见不到适当的报应。在这种情况下，试问谁还愿意行善避恶？人人如此，结局恐怕是全面的混乱与灭亡。

孔子面对这样的挑战，采取的办法是“承礼启仁”。“礼”代表传统的价值观，如礼仪、礼节、礼貌，足以维系人际关系的正常运作，对人们的言行进行适当的规范。“仁”代表一个人由真诚而引发的内心力量，促使他走上人生正途，乐于行善避恶。

孔子所承之“礼”，兼指“礼乐”而言。他认为礼乐不可徒具形式而沦为装饰品。他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意即：我们说礼啊礼啊，难道只是在说玉帛这些礼品吗？我们说乐啊乐啊，难道只是在说钟鼓这些乐器吗？

至于孔子所启之“仁”则是指礼乐的内含，亦即人的真诚心意。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意思是：一个人没有真诚的心意，能用礼做什么呢？一个人没有真诚的心意，能用乐做什么呢？以上两段合而观之，可以明白孔子确有“承礼启仁”的想法。

孔子的“仁”包含“行善、成德”等义，但出发点无疑是人的真诚，否则一切皆是作秀演戏。人要真诚，首先即须出现“自我的觉醒”。如何做到这一步？以下稍加说明。

一、打定什么主意，全靠自己。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军队的统帅可能被劫走，就像金庸《天龙八部》里的萧峰，凭借高超武功，可以在千军万马之中，把敌方统帅劫走。但是，一个平凡人的心意却不能被改变。“志”是心意，代表心中对某件事的固定看法。孔子这句话的重点，不在强调平凡人的顽固，而在肯定：即使是个平凡人，只要打定主意，就没有人可以改变他。换言之，人应该有自己的想法，并且为这个想法负责。

二、要前进要停止，在于自己。孔子说：“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论语·子罕》）意即：譬如堆土成山，只要再加一筐土就成功了，如果停下来，那是我自己要停下来的。譬如在平地上，即使才倒了一筐土，如果继续做，那也是我自己要前进的。在这一生中，我们做任何事不都是如此吗？与其把责任推给别人，不如自己勇敢承担。

孔子的言论固然不离做人处事的道理，但他的用心更在于提醒我们如何选择人生正途，如何择善或如何行仁。这一切的关键全在自己一念之间。

三、走上人生正途，全在自己一念之间。孔子这一次以自己做为示范，他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意思是：行仁离我很远吗？只要我愿意行仁，立刻就可以行仁。在此，“仁”字不是名词，而是动词，是指“行仁”，亦即走上人生正途，或具体去行善。这句话的契机在于“我欲仁”三字。“欲”代表内心的意愿，以及由此而生主动的力量。

试问：世间有什么东西是靠“我欲”就可以成功的？譬如，孔子说过“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述而》），但是世间有几人真正得到富贵？人之所欲还有：健康、亲情、友谊、学问、事业、幸福等。但这种种欲望能够仅仅因为“我欲”就实现吗？显然不可能。现在，孔子认为只有“仁”，“我欲”才可以达成，并且人人如此。由此可见，“仁”必定是“由内而发的”，亦即由于真诚而使自己走上人生正途，并立即找到主动行善的机会。

“仁”字在《论语》中出现一百多次，代表孔子的核心思想与一贯之道。“仁”的意思是“人生正途”，具体作为则是“行善”。因此，弟子们请教“仁”时，孔子总是因材施教，指出各人的人生正途何在。如果追究“仁”的根本原则是什么，最好的参考数据应该是“颜渊问仁”这一章。众所周知，颜渊是孔门弟子中“德行第一，好学唯一”的人才。孔子面对首席弟子请教自己的核心观念“仁”时，他的答案无疑必是一生的主要心得。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章很少得到正确的理解。以下第四点略申论之。

四、走上人生正途，要化被动为主动。我们先列出《论语·颜渊》第一章的原文：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仁乎哉？”

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这一章须分两段来念，前段为原则，后段为具体作为。先论原则。颜渊请教如何行仁。孔子的回答是“克己复礼”。“克己复礼”按一般理解，总是分为两截：“克己”与“复礼”，意即要克制或约束自己，并实践礼的规范。但是，这种理解与“为仁由己”一语如何协调？同一个“己”字，在同一句话中，要先克制它，接着又要顺从它。这岂非明显的矛盾？换个方式来理解，把“克己复礼”看成一句话，意即“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礼的要求”，也就是“化被动为主动”，然后可以完全连上后续的“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一语。在此补充两句：一是“克”字作“能够”解，古例甚多，如《尚书·尧典》的“克明峻德”；二是“克己”的类似用法有“行己有耻”（《论语·子路》），“恭己正南面”（《论语·卫灵公》）等，皆以“己”为主词。

至于本章后段的“非礼勿视”四语，是就具体作为而言，要由“消极方面”不做“非礼”之事入手，再化被动为主动，“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礼的要求”。若非如此，则前面已说了克制自己，后面何须再说“勿视”云云？

人自启蒙以来，所受多为规矩、告诫，表现也以“被动”为主。譬如，学生考试作弊，被老师查到时才觉得自己犯了错。这正是标准的被动心态。学生如此，成人也有类似的侥幸心理。孔子当时所面对的价值观危机，在本质上也与此类似。推而广之，人类整体而言不也是如此吗？美国曾作过问卷调查，题目中有一条是：“如果可以隐形，你会做什么事？”结果受访的民众有百分之八十都说要“抢银行”。人性之脆弱，由此可见。

人性有脆弱的一面，也有高尚的一面。孔子明白这一点，所以在教导学生时，以循循善诱的方法，希望他们了解：一，打定什么主意，全靠自己；二，要前进要停止，在于自己；三，走上人生正途，全在自己一念之间；四，走上人生正途，要化被动为主动。

“自我的觉醒”是一个大工程，在古代只有天子与少数圣贤能有这种体悟。到了孔子，他洞察人性内在即有行善的动力，这一点不因族群、阶级、性别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人的尊严由此确立。以此为基础，孔子才会进而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彰显人人平等的智慧，启发一代一代的中国人要“成为君子”。在成为君子的过程中，自然会“立人达人”，促成社会的仁义之风。如此可以成就个人生命的最高价值，也得到人生莫大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