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人家族企业而言，扩张规模与维持家族对公司的主导权，是两难的选择。若要做到前者，则难免牺牲后者，反之亦然。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筹集资金的最快途径，就是将公司上市，借助大众的财富，使企业能够以低廉的资金成本，来发展大型项目，但此举会无可避免地降低家族在公司的持股比例。对此，其中一种补救办法，就是“董事互置”（interlocking directorship）─一种以人脉关系为基础的企业策略联盟。

董事互置：合纵连横的绸缪

以东亚银行为例，纵使李国宝家族决定留守香港，并增持简、冯两家部分股权，但李家还是清楚知道分散风险的重要，避免“将所有鸡蛋置于同一篮中”。虽然，东亚银行在成立之初，已是上市公司，但公众持股量十分稀少，银行大部分股份控制于几个创行家族的手中。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由于需要将部分家产投放在欧洲和美国，李国宝家族才减持在银行的控股比例，逐步提升公众投资者的持股量。对李家而言，向公众出售银行股权可谓“一石二鸟”之计─一方面，银行能够利用公众的资金，扩充规模，走向国际化，令业绩持续增长；另一方面，李家能够降低投资风险，以免家产过度集中于银行业。

正由于东亚银行在资金运用方面，采取积极进取的策略，加上香港经济产业由制造业转型至金融服务业，令银行业务兴旺蓬勃，东亚银行的业绩因而迅速增长。由于实行改革开放，中国内地经济开始与世界接轨，成为东亚银行持续发展的另一重要动力，李氏家族因此想方设法，在家族持股比例大幅下降的前提下，稳固对银行的控制权，而与其他企业互置董事建构“攻守同盟”，自然是上上之策。

细读东亚银行历年年报，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 李氏族人仅持有少量股权，便能够牢牢掌控市值数以千亿元的企业资产，因而必须握有强有力的工具以确保权力的延续。

（详见1+2月合刊杂志......）

第二， 在李国宝主政期间，东亚银行延揽了不少身家丰厚、影响力极大的本地及海外华人富豪进入董事局，这种方法显然对掌握东亚银行极有帮助。

（详见1+2月合刊杂志......）

第三， 李家每位成员的控股比例只有1% 至2%，甚少有逾3%者（《东亚银行：年报》，各年），这可能与中国传统诸子均分继承制度下的“分家”安排有关。

（详见1+2月合刊杂志......）

尽管如此，李氏家族的持股量仅占银行全部股份少数则属不争事实，这相信亦是促使家族成员在经济资本以外，必须依靠网络资本以保持在董事局内主导地位的重点所在，而东亚银行连年取得巨额盈余，又负债甚少，并为股东带来丰厚的回报，可谓一棵“摇钱树”。2014年数据显示，东亚银行的经营收入总额为182.32亿元，综合资产额为7958.91亿元，存款总额达5925.82亿元，股东权益总额则达734.44亿元，各种财政指针均清楚地显示，东亚银行财政稳健，盈利能力强，属于不可多得的优质银行。标准普尔对东亚银行的长期信贷评级为A级，穆迪对该银行的长期存款评级则为A2（《东亚银行：年报》，2014：4及11）。此点既说明李氏家族雄厚的网络资本有利于银行发展的一面，也说明其难免引起外人觊觎垂涎的另一面，更可以作为郭令灿家族就算没有获邀进入董事局，仍能不作进一步行动与抨击的一个有趣脚注。无论如何，东亚银行的各项特点吸引了敌意收购或垂涎，可谓不难理解。

（详见1+2月合刊杂志......）

网络资本的更多思考

总括而言，若我们从网络资本与家族控股权的角度，来看东亚银行近百年的起落发展历程，会发现以下几点：首先，东亚银行虽然仿效汇丰银行的现代化经营模式，以“参以外国银行之精神”为旗号，在不少营运层面上为西方制度马首是瞻，但在控股权和管理权方面，却并未跟随洋资银行的做法，将两者截然分开，而是始终由控股家族成员出任管理层的职务，难以摆脱家族主导的巢臼。显然，思想和行为举止等颇为洋化的东亚银行创行家族，仍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心理的影响，对家族产业的控制和血脉承传非常重视，认为“家产易姓、外人主导”会予人不良的印象，此点反映出其与中国文化基因有关，值得日后深入研究和注意。

其次，随着东亚银行不断发展，部分不太进取的创行家族，被逼慢慢退出权力核心，沦为普通股东，而少数相对进取的创行家族，则逐渐壮大、强化，并长年主导银行董事局。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的初创和成长期，董事局由十二个创行家族共同掌管，但自三十年代中到八十年代的近半个世纪不断发展期，权力结构则由“众星拱月”的局面，变为简、李、冯三个家族鼎足而立的格局。到八十年代中以后，更由“三家鼎立”的形势，变为李氏家族独掌的“一姓天下”。此种演变过程，既反映出各创行家族对主掌银行的大权，曾有一番激烈的明争暗斗，亦印证了中国民间谚言中“一山不能藏二虎”的所言非虚，同时亦折射了中国文化强调血脉至上，又高举“鸟大离巢、家大必分”的特质。

东亚银行过去一直发生的股权争夺战故事，带出的更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各创行董事的持股份额，取决于其投入的经济资本，故此各人的股权大致均等，但网络资本则不然。因为，网络资本的多寡，有否刻意经营，成效如何直接决定该人或该家族─在银行的实际主导权，而透过婚姻联盟、政商关系和董事互置等方法，为自己或家族巩固人脉关系网，便能将董事局牢牢把持在手中。相反，没有着力编织人际关系网的董事或家族，则难免在激烈竞争下逐渐退出权力核心。换言之，网络资本的作用，是弥补经济资本的不足，或者说与经济资本相辅相成，保障经济资本所产生的财富利益能够落入自己口袋，而不为他人所夺。虽然，网络资本在各种社会、经济、政治中行为是如此普遍，如此不可或缺，但如果在人际关系中，因为某种原因或变故，令彼此失去互信和忠诚，则人脉绝非“资本”，而是可以成为“负累”。

进一步来说，近年来受到连番重大冲击的李国宝家族，仍能紧紧掌控东亚银行，未见动摇，而郭令灿家族纵使控股权不断提升，且在不同层面上做出了挑战，但目前尚未能进入董事局，这种情况既能说明网络资本的威力，同时亦反映了李国宝家族在建立网络资本方面的确有其过人之处，这不但值得社会及投资者注意，其他家族亦应思考其关键所在，更应是学术界日后深入研究和探讨的方向与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