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有没有宗教信仰？这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首先，孔子慎重对待的三件事是“齐，战，疾”（《论语·述而》），“齐”是“斋戒”，而斋戒的目的是祭祀；祭祀的对象是鬼神，包括祖先与神明。《论语·八佾》有一章记载：“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前一句是描写孔子“祭祀时有如受祭者真的存在，祭鬼神时有如鬼神真的存在”，然后才是孔子对自身虔诚态度的说明：“我不赞成那种祭祀时有如不在祭祀的态度。”孔子从事宗教活动时，是非常虔敬的。

礼敬鬼神而无谄媚求福之心

说到宗教，许多人表现求福免祸的心理。孔子认为：对鬼神不应“谄媚”，他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论语·为政》），可见有人刻意去祭拜“不是自己的身份应该祭拜的”鬼神，目的是“谄”。当时也流行一句话“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论语·八佾》），意即：与其讨好尊贵的奥神，不如讨好当令的灶神。像这一类的奉承与讨好，都是为了求福免祸，视宗教为满足个人欲望的工具或手段，因而背离了真正的宗教精神。

那么，应该如何对待鬼神？答案是：依礼而行祭，表现孝心，同时要敬而远之。孔子开导一位贵族子弟，提示他对父母要“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他公开赞美禹的一项作为：“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论语·泰伯》）。因此，对鬼神要祭要孝，但人还须承担自身的责任。孔子在樊迟问“知”时，答以“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意即：专心做好为百姓服务所该做的事，敬奉鬼神但是保持适当的距离。事实上，在《礼记·表记》中，孔子谈到夏朝人与周朝人时，都说他们“事鬼敬神而远之”，可见宗教的归宗教，我们还须认真面对人间的挑战。进一步来看，可以说孔子相信鬼神存在，对待鬼神正有如对待祖先。而孔子真正信仰的对象则是“天”。

向天祷告以肯定终极关怀

孔子批评别人谄媚鬼神时，也宣示了自己的信仰，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即一个人得罪了天，就没有地方可以献上祷告了。古人信“天”，这在《尚书》与《诗经》中材料甚多，而帝王称为“天子”，即是此一信仰的确证。

孔子认为，身为君子，应该“知天命”与“畏天命”（《论语·季氏》），不可得罪天。如果胆敢“欺天”，将会受到天的厌弃（《论语·雍也》）。孔子认为只有天了解他（《论语·宪问》），他也不反对别人说“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他在周游列国期间，两度遇到生命危险，都毫不犹豫地表明自己是在奉行天命（《论语·述而》《论语·子罕》），所以别人无法加害他。

孔子谈论自己的一生时，提及“六十而耳顺”一语。这句话中的“耳”字应是衍文，因为他说自己“五十而知天命”，知天命之后就须“畏天命”，进而则是“顺天命”。他55岁到68岁，主要的作为是周游列国、宣扬教化，有如天之木铎，这正是顺天命的表现。他不仅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连牺牲生命亦在所不惜。如果面对死亡的威胁，还不能验证一个人的信仰，那么我们也无法描述信仰是怎么回事了。因此，孔子说的是“六十而顺”，所顺的是天命。

先秦儒家经典中，从未见到任何发挥“耳顺”之理的文本，倒是有不少谈到“顺天”与“顺天命”的，如《孟子》《易传》。由于对天的信仰，孔子才拥有过人的精神力量。德国哲学家尼采（Nietzsche）曾言，“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活，他就能够忍受任何一种生活。”信仰所表明的即是人生之“为了什么”。明白此一目的，则生活上的烦恼、委屈、痛苦、失败都成为试炼，可以忍受也应该忍受。

孔子身为老师，寄希望于年轻的弟子，尤其是最能了解他的颜渊。然而，事与愿违，颜渊竟然先他而死。他为此深感悲恸，甚至高喊：“噫！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这无异于说“天亡我也”。信仰的作用即在于此，它不是满足个人欲望的工具，而是在人生受到重大打击时的最高诉求，这种诉求使人觉悟：不论你有如何伟大的构想，不论你用心如何纯正、愿望如何完美、奋斗如何彻底，也都无法保证最后会有“心想事成”的结局。信仰永远有其“奥妙难解”的一面，足以让人谦虚与敬畏，并持续走在奉行天命的道路上。换言之，信仰助人把握终极关怀，由此收敛心神，使生命找到中心与重心，不致迷惑离散于纷华热闹的俗世生活中。从世界各大宗教的立场来评估孔子的作为，也须承认他的宗教情操是无比深刻与震撼人心的。

生死观与大志向

现在流行“生死学”，于是有人批评孔子不懂死亡，因为他在回答子路“敢问死”时，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事实上，这是孔子因材施教，并且生死犹如日夜，为一体之两面。如果一定要说明死亡是怎么回事，各大宗教也只能诉诸信仰，而无法在理性上有任何确证。

《论语》中，“生”字十六见，“死”字三十八见。这当然只是简单的统计，但至少告诉我们：孔子是了解死亡的。他所了解的不是死亡之后的幽冥界，而是：人生总有一死，只看死的是否值得。

《论语·里仁》有一句深奥的话：“朝闻道，夕死可矣。” “朝夕”代表时间短暂，“闻”代表听懂但未及实践。那么，这样死了也无妨吗？是的，理由在于：宗教所侧重的是生命转向，只要转向正确的道（人生理想），即可死而无憾。至于实践此道的成果如何，则正如人生不可测知的一切风险，即使认真去思考也未必能加以掌握。譬如，佛教徒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说，基督徒也有“忏悔即可得救”之说，皆出于相似的智慧。面对死亡这件最大的无奈之事，我们还有什么可说？

孔子期许我们在了解人生终将结束之时，也要明白可以以死亡来完成人生目的，因而他有“蹈仁而死”“杀身成仁”的主张（《论语·卫灵公》）。“仁”字是孔子的一贯之道，它的应用范围是“人与人之间”，所以孔子的志向聚焦于他个人与天下人之间的关系。他要以个人之力，谋求天下人的幸福：“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

孔子之志并非凭空玄想，而是基于他的人性论，其要旨如下：人有人性，人性是向善的；人在真诚时，会自觉一股力量由内而发，促使自己行善；善是我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之实现；别人是谁？天下人都是我的“别人”。因此，当我这一生选择了正确的路（道与仁），以成全我的人性时，自然就会产生像孔子所说的那种志向了。而在实现此一志向的过程中，也自然就会认同“朝闻道，夕死可矣”以及“有杀身以成仁”了。

所谓宗教情操，是说：儒家并非某种宗教信仰，但其人性论使人一直在修德行善，永远有向上提升超越的空间，因而彰显了对世人的无比大爱。孔子的知天命、畏天命与顺天命，最后升华为乐天命，成为中国人最高的精神生活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