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的宗教情操

编辑:傅佩荣日期:2016-03-03

孔子有没有宗教信仰?这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首先,孔子慎重对待的三件事是“齐,战,疾”(《论语·述而》),“齐”是“斋戒”,而斋戒的目的是祭祀;祭祀的对象是鬼神,包括祖先与神明。《论语·八佾》有一章记载:“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前一句是描写孔子“祭祀时有如受祭者真的存在,祭鬼神时有如鬼神真的存在”,然后才是孔子对自身虔诚态度的说明:“我不赞成那种祭祀时有如不在祭祀的态度。”孔子从事宗教活动时,是非常虔敬的。

礼敬鬼神而无谄媚求福之心

说到宗教,许多人表现求福免祸的心理。孔子认为:对鬼神不应“谄媚”,他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论语·为政》)可见有人刻意去祭拜“不是自己的身份应该祭拜的”鬼神,目的是“谄”。当时也流行一句话“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论语·八佾》)意即:与其讨好尊贵的奥神,不如讨好当令的灶神。像这一类的奉承与讨好,都是为了求福免祸,视宗教为满足个人欲望的工具或手段,因而背离了真正的宗教精神。

那么,应该如何对待鬼神?答案是:依礼而行祭,表现孝心,同时要敬而远之。孔子开导一位贵族子弟,提示他对父母要“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他公开赞美禹的一项作为:“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论语·泰伯》)。因此,对鬼神要祭要孝,但人还须承担自身的责任。孔子在樊迟问“知”时,答以“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意即:专心做好为百姓服务所该做的事,敬奉鬼神但是保持适当的距离。事实上,在《礼记·表记》中,孔子谈到夏朝人与周朝人时,都说他们“事鬼敬神而远之”,可见宗教的归宗教,我们还须认真面对人间的挑战。进一步来看,可以说孔子相信鬼神存在,对待鬼神正有如对待祖先。而孔子真正信仰的对象则是“天”。

向天祷告以肯定终极关怀

孔子批评别人谄媚鬼神时,也宣示了自己的信仰,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即一个人得罪了天,就没有地方可以献上祷告了。古人信“天”,这在《尚书》与《诗经》中材料甚多,而帝王称为“天子”,即是此一信仰的确证。

孔子认为,身为君子,应该“知天命”与“畏天命”(《论语·季氏》),不可得罪天。如果胆敢“欺天”,将会受到天的厌弃(《论语·雍也》)。孔子认为只有天了解他(《论语·宪问》),他也不反对别人说“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他在周游列国期间,两度遇到生命危险,都毫不犹豫地表明自己是在奉行天命(《论语·述而》《论语·子罕》),所以别人无法加害他。

孔子谈论自己的一生时,提及“六十而耳顺”一语。这句话中的“耳”字应是衍文,因为他说自己“五十而知天命”,知天命之后就须“畏天命”,进而则是“顺天命”。他55岁到68岁,主要的作为是周游列国、宣扬教化,有如天之木铎,这正是顺天命的表现。他不仅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连牺牲生命亦在所不惜。如果面对死亡的威胁,还不能验证一个人的信仰,那么我们也无法描述信仰是怎么回事了。因此,孔子说的是“六十而顺”,所顺的是天命。

先秦儒家经典中,从未见到任何发挥“耳顺”之理的文本,倒是有不少谈到“顺天”与“顺天命”的,如《孟子》《易传》。由于对天的信仰,孔子才拥有过人的精神力量。德国哲学家尼采(Nietzsche)曾言,“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活,他就能够忍受任何一种生活。”信仰所表明的即是人生之“为了什么”。明白此一目的,则生活上的烦恼、委屈、痛苦、失败都成为试炼,可以忍受也应该忍受。

孔子身为老师,寄希望于年轻的弟子,尤其是最能了解他的颜渊。然而,事与愿违,颜渊竟然先他而死。他为此深感悲恸,甚至高喊:“噫!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这无异于说“天亡我也”。信仰的作用即在于此,它不是满足个人欲望的工具,而是在人生受到重大打击时的最高诉求,这种诉求使人觉悟:不论你有如何伟大的构想,不论你用心如何纯正、愿望如何完美、奋斗如何彻底,也都无法保证最后会有“心想事成”的结局。信仰永远有其“奥妙难解”的一面,足以让人谦虚与敬畏,并持续走在奉行天命的道路上。换言之,信仰助人把握终极关怀,由此收敛心神,使生命找到中心与重心,不致迷惑离散于纷华热闹的俗世生活中。从世界各大宗教的立场来评估孔子的作为,也须承认他的宗教情操是无比深刻与震撼人心的。

生死观与大志向

现在流行“生死学”,于是有人批评孔子不懂死亡,因为他在回答子路“敢问死”时,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事实上,这是孔子因材施教,并且生死犹如日夜,为一体之两面。如果一定要说明死亡是怎么回事,各大宗教也只能诉诸信仰,而无法在理性上有任何确证。

《论语》中,“生”字十六见,“死”字三十八见。这当然只是简单的统计,但至少告诉我们:孔子是了解死亡的。他所了解的不是死亡之后的幽冥界,而是:人生总有一死,只看死的是否值得。

《论语·里仁》有一句深奥的话:“朝闻道,夕死可矣” “朝夕”代表时间短暂,“闻”代表听懂但未及实践。那么,这样死了也无妨吗?是的,理由在于:宗教所侧重的是生命转向,只要转向正确的道(人生理想),即可死而无憾。至于实践此道的成果如何,则正如人生不可测知的一切风险,即使认真去思考也未必能加以掌握。譬如,佛教徒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说,基督徒也有“忏悔即可得救”之说,皆出于相似的智慧。面对死亡这件最大的无奈之事,我们还有什么可说?

孔子期许我们在了解人生终将结束之时,也要明白可以以死亡来完成人生目的,因而他有“蹈仁而死”“杀身成仁”的主张(《论语·卫灵公》)。“仁”字是孔子的一贯之道,它的应用范围是“人与人之间”,所以孔子的志向聚焦于他个人与天下人之间的关系。他要以个人之力,谋求天下人的幸福:“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

孔子之志并非凭空玄想,而是基于他的人性论,其要旨如下:人有人性,人性是向善的;人在真诚时,会自觉一股力量由内而发,促使自己行善;善是我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之实现;别人是谁?天下人都是我的“别人”因此,当我这一生选择了正确的路(道与仁),以成全我的人性时,自然就会产生像孔子所说的那种志向了。而在实现此一志向的过程中,也自然就会认同“朝闻道,夕死可矣”以及“有杀身以成仁”了。

所谓宗教情操,是说:儒家并非某种宗教信仰,但其人性论使人一直在修德行善,永远有向上提升超越的空间,因而彰显了对世人的无比大爱。孔子的知天命、畏天命与顺天命,最后升华为乐天命,成为中国人最高的精神生活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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