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人们谈企业传承，老喜欢拿西方来对比，好像我们的企业传承以家族传承为主，就比较落后。

其实，西方国家的家族企业，所占的比重不小，而他们的家族传承，也经历过我们如今所经历的这个阶段，只是人家发展得比我们更早，走到更前面了。比如西方家族企业普遍采用的家族信托基金控股，既实现家族企业的家族利益分享，又避免“诸子析产”式的分家导致企业分裂，都是长期制度演进的结果。

无论是英国、法国，还是美国、德国，在企业传承、尤其是企业的家族传承上，都随着经济的发展、法制的完善，随着“社会信任”成本的降低，从所有权、经营权的双重传承，过渡到了所有权、经营权的逐渐分离，所有权（或主要的所有权）继续在家族内传承，而经营权则日渐开放给职业经理人。

两权分离，正是中国古时所谓的“东掌”（东家、掌柜）分离，它需要完善的制度作为保障，比如如何防止经理人的委托风险，这正是大到国家改革、小到企业改革必不可少的目标之一。这些制度的演进都需要时间，人家已经发展了几百年，我们才几十年，来日方长，实在没有必要自惭形秽。同样的，我们在大的环境上，也仅仅是最近的30多年，才有利于企业、包括家族企业的发展，与西方已经数百年来的重商历史有着根本差别。

家族传承，其实是小命题，真正的传承是国家的传承，决定家族传承成败的真正原因是天下安危。数千年来，尤其近现代的100多年来，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一直在不断折腾，外敌之外，我们自己也不断折腾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谁还有可能做两代人以上的长远规划？甚至，谁能确信这“天下”能稳定100年以上？只要稍有历史常识，就能明白，中国历代的财富消灭、甚至富裕阶层的人身消灭，主因并不在于家族内部治理失控，而在于天下失序。天下不安，家族何安？这不仅是历史经验，也是现实顾虑。

清末民初时，日本就有人注意到中日两国企业家的区别，中国企业家是只做短线投资的，为什么不做长线？是因为中国企业家比人家笨、比人家懒，根本原因在于整个大环境不敢做长线。连盛宣怀那样的工业先驱，也把大多数的获益投资在土地上，积累不动产，而不是投资再生产，更不要说投资于创新了。

所谓“富不过三代”，一方面是个人能力、奋斗精神的代际递减，更重要的是，是整体环境问题：第一代富人尚且不惜代价要把资产转移到海外，他的第三代怎么可能还在这里奋斗呢？

所以，家族传承之上，更大的传承是民族的传承。这是大势，大势稳定，家族传承才有可能。而在一个崇尚“革命”、不断地推倒重来的社会，“习惯性流产”之下，家族企业的胚胎又能有多大的稳定性可言呢？

应该看到，百多年来，在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历史大断层，我们实际上是在废墟当中开始新的建设，包括家族企业的建设。与中国所有事情一样，耐心与坚持才是最好的法宝，绝对没有一蹴而就的捷径可走，中国家族企业的传承，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