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达到极限。不得不去面对这个痛苦的时候，他决定写本书，他计划去访谈50个以上的一代和二代，从他们身上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本书就是后来出版的《财富的孩子》。

而这本书在王大骐的父亲—中国知名策划人王志纲眼中，是儿子写给自己的一张大字报。

我的父亲是个天才，但很任性

与王大骐的采访原本约在他位于北京朝阳大悦城的工作室里，但由于他带错钥匙，采访只好改到楼下的咖啡厅进行。他告诉我，这是他第一次创业，2015年他创立了原力堂咨询有限公司。

我问王大骐：这是否能说明，经过这三年的调研访谈，你已经把愤怒放下了，开始积极地生活了？

他回答说：“不知道，只能说更接地气了。如果放下了就不会痛风了，我刚痛了将近一个月，足足25天，给我把脉的中医说我是他看过的病人中肝火最旺的，这次发病的病因是情绪淤积。”

眼前一脸平静的王大骐，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一样，开始向我诉说他的愤怒。

在王大骐眼中，父亲是个天才，但很任性。父亲王志纲出生于贵州的一个小县城，20世纪80年代初毕业于兰州大学经济系，在社科院做过研究，又在新华社工作了十年，做过一系列与国家重大经济题材相关的报道，是全国闻名的记者。1994年，王志纲从新华社辞职，创办了自己的房地产咨询工作室，凭着专业背景和早年对市场的观察，成为整个华南板块地产乃至城市规划领域迅速崛起的创造者之一。

在王大骐的记忆中，兄弟俩与父亲的相处时光都与他的工作有关，在上初中之后，每到暑假兄弟俩都会跟着父亲走南闯北，就连留学在外的几年也不例外。当时王志纲已是碧桂园、星河湾、龙湖等诸多成功房地产企业和项目的幕后推手，“北至呼伦贝尔，西至成都，指点江山，呼风唤雨”。为了让儿子“见多识广”，他把他们塞进各个项目考察团。

令王大骐佩服的是，父亲王志纲每次在准备去一个地方之前，会提前把所有关于这个地方的书看一遍，对这个地方形成系统性的认识。到了之后，他带着王大骐兄弟俩和当地老板边走边说，通过实地探访，例如吃当地的小吃、跟当地人聊天、请教当地的历史学家，把在书里学到的知识与现实打通，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

虽然每次的考察都非常有趣，但结束后兄弟俩都会被迫写下游记和感想，为的是“不像驴子一样转一圈”。写得最多的一次是，去呼伦贝尔半个月，王大骐写了3万字的文章，还按照交响乐的结构分成循环往复的章节。

有这样一位优秀的父亲，或许在正常人眼中，作为子女该是多么崇拜。但在王大骐看来，雄性之间天然存在竞争，父亲的成功是笼罩在他头上驱散不去的阴影。

在王大骐的印象中, 不管桌子上坐着什么样的人，无论是多高级别的官员，王志纲永远是那个“控场”的人，他的发言总会盖过所有人的光芒。“我只要和他出去就是配角，全程都不会有说话的机会，并且他时常会很情绪化地评价我。”

王大骐曾在一群陌生人面前被父亲判定为“废物”，当场失声痛哭；他也曾在一群陌生人面前被父亲大夸“才华横溢、阅历丰富”。在很多场合，王志纲会让儿子上去唱歌，次数多了之后，王大骐感觉自己成了职业走穴艺人。到后来，王大骐故意选唐朝乐队的《国际歌》，其实内心是想推翻在座的中年人，“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父亲胸口的一枚胸章（抑或一种谈资），当它发光的时候，父亲自然是骄傲的，但是当灰尘蒙上之后，随时会被扔到垃圾堆里。”王大骐说。

摆脱痛苦只能从自己开始，因为改变不了任何人

自王大骐小时候开始，王志纲就常传递给他一个信息：你和别人不一样，有权利去选择不一样的生活，常对他说：“你衣食无忧，你初中时候去过的地方、见过的名人比30岁的人还多。”

王大骐心里一直有一种优越感，眼里谁都看不起，尤其是那些“暴发户”二代，如果是第一面让他感觉“不爽”的人他绝对不会再联系。“我对一个人的衡量标准与正常的富二代不同，他们可能更多的是以金钱来衡量，而我更多的是以阅历、学识、对世界的认知等各个方面来区分。”

直到在三年前，通过一次美国游学的机会，让王大骐第一次走进这群他曾经看不起的富二代群体。游学团的100人中只有十几个二代，他们很自然地凑到一起，每天晚上把酒言欢，在手机被没收的情况下都很专注地去倾诉和沟通，放下了形象的包袱，回到年轻人该有的状态。

那时起，王大骐决定走进他们，想要了解他们是否和自己一样愤怒，并希望寻找解决的方法。经过访谈超过50个一代、二代，王大骐发现，这些二代和自己本质上相似，在物质上想要什么都能随时得到，只有消费却没有创造，自卑和优越感并存，长期处于一种失衡状态，因为父辈给予的很重，自己却没有能力去承载它。

在王大骐看来，现在二代正处于交接班的关键时期，但他们中的多数人都不知道自己要干些什么。准备接班的二代要说服自己，把家族企业当成使命和人生目标，但毕竟企业不是他们自己的孩子，只是替父辈继续把它养大，除非把自己的基因植入进去，否则内心很难有合一感。“写《财富的孩子》这三年中，我和这群二代有种同病相怜的感觉，我们在一起常常比较谁更痛苦，看见比我更痛苦的，我就很快乐，觉得自己没有那么痛苦了。”

如今，三年过去了，王大骐坦言现在和二代朋友们联系时依然围绕着痛苦，是痛苦将他们联系在一起。但在他看来，如何将这份连接从痛苦构建转变为喜悦、创造很重要。“必须从自己开始，因为我们改变不了任何人。”王大骐说。

我的神总有一天会倒下，很惧怕那一天的到来

不愿意在每次考察过后写游记，也写了；不愿意参加父亲的饭局，也去了；不愿意接班，也去过父亲公司实习。这么多年来，虽然愤怒、不情愿，但王大骐仍一直很配合父亲。

或许我们都会问为什么？王大骐说：“因为他是我的全部，是我世界的构建者，是我的神。要摧毁自己的创造者很难，因为首先要否定自己。”

王大骐告诉我，在写《财富的孩子》的这三年里，一直在尝试着靠近父亲，弥补童年与他单独相处的缺失，建立起亲密的关系。“我理解到走出阴影的唯一途径就是靠近他，老躲着是没用的。”

可能是因为十六岁开始寄养在美国家庭的关系，王大骐向往美国家庭里的父子时光，“父子俩打个棒球，去露个营，一块撒泡尿把营火浇灭。”

给父亲拍纪录片是王大骐为改善父子关系所做的第一件事，试图通过采访父亲身边的每一个人来了解自己的父亲是个怎么样的人。刚开始拍没多久，王志纲在看完素材后，在一群人的面前，把片子评定为他看过最烂的纪录片，没有任何价值。最后，王大骐咬着牙拍完了。

在平日里，王大骐会陪伴父亲，邀请他来家里吃饭、打高尔夫，试着向父亲表达爱。同时通过上许多心智类的课程，去感受父亲对自己的爱。“在大脑停止思考的情况下，我的心感受到他非常爱我，我也会哭泣，非常愧疚为什么一直没有读懂这份爱，而是老用自己的标准去批判他。但回到现实当中，当大脑恢复思考，我又回到了愤怒中。”

令王大骐记忆深刻的是，有一次参加公司年会，被同事问道：快过年了，会不会回去看父母，想他们吗？那天喝了点酒，很激动给父亲打了电话，接通了对着父亲说：“爸，我爱你。”电话那头的父亲沉默了几秒后，说你喝多了吧。

面对儿子的变化，已到花甲的王志纲也有了转变，依然爱拖着儿子去各种饭局，“说是认识个什么人，其实还是想我在身边陪他”；怕被拒绝，时不时通过司机或秘书叫儿子打高尔夫；在某些场合突然拿出钱来塞给儿子。尽管接受起来有点尴尬，但那个瞬间，王大骐还是能清晰地感受到父亲的变化。

王大骐坦言，现在他和父亲的关系相比以前来说没那么激烈了，但与父亲建立亲密关系需要一个过程，要通过反复沟通，不断尝试。“写完这本书后，有好几次我回到家，打开门看见他一个人黑灯瞎火地坐在客厅看电视或看报纸，就是一个很孤独的老头。之前我觉得他每天都朝气蓬勃，现在慢慢地老了，我很心痛，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神总有一天会倒下，我很惧怕那一天的到来。”王大骐说。     

最好的传承是依靠沟通实现的

如今，随着中国家族企业大接班热潮的到来，家族信托作为家族财富传承的常用工具，在近年来，常被各大私人银行推荐给高净值客户，王志纲也成为了重点推荐的对象。

但在王大骐眼中，家族信托不仅实现不了家族财富的有效传承，还将成为破坏家庭和谐的“凶器”。“我知道家族信托对家族遗产有很强的‘合理避税’功能，可以把家风、家规都植入，在预先设立的条款里，你可以增设很多门槛，例如后代考入一流大学，将拿到多少钱。就类似在玩《超级马里奥》，过一关就能收集到相应的金币。但这只是在行为上规范了继承者，在思想上、信念上没有一点作用，继承者只是很机械地在完成任务。”

王大骐认为最好的传承方式是沟通，家庭中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沟通机制。每一位家庭成员都应该最为直接地充分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实现真正的沟通，而不是所谓的配合，否则都是在做戏。

“我们家都不懂得表达爱，父母都是很理性的人，很少有鼓励我的言语，都是绕十个圈才鼓励。每次我们聚餐时，几乎没有温馨的场面，表达关心都是很生硬的，基本上都是就事论事，很少谈论无用的东西，都会问我：你下一步做什么，明年的计划是什么，今年的计划实现了没有，为什么还在混。我做什么事他们都觉得不靠谱，提出一百个意见。”王大骐说。

以后有了孩子，王大骐希望能真实地表达出对他的每一个看法，不管是批评或是表扬。

文/曾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