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中旬，上海交大海外教育学院基业长青课程主任戴明朝带着学员到青岛“游学”—这也是除了开学和年会这两项必须在交大校园完成的项目之外，交大“二代班”的常态。用戴明朝的话来说，这些学员不需要太多理论性的东西，需要的是基于全球游学所收获的实践真知。

与其父辈不同的是，家族企业的“二代”所接受的教育程度和教育体系完全不同，相比于父辈的教育贫瘠，“二代”们接受的教育丰富程度甚至可以用“过度”来形容：不仅跨界产业和金融，而且“横贯中西”，用戴明朝的话来说，这些二代这几年完成的任务就是不断受教育，这一点给名目众多的二代培训机构提出了新的挑战。

中国家族企业正在进入一个“接班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发布的《把脉中国家族企业发展报告》就指出，与欧美长寿家族企业相比，中国目前的家族企业起步较晚，许多企业还处于“创一代”掌控时期。但随着目前平均年龄为55岁至75岁的中国创一代正步入暮年，中国家族企业传承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基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特殊历史原因，二代学员也自然集中在70后、80后、90后这三个年龄梯度。”戴明超说。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处于企业交接期的“二代”们具有很多共性的困惑，在“领导与变革：华人家族企业全球课程”首期开学典礼上，一位来自中国台湾的二代学员就指出其关注点是“借助于所学案例来解决与父亲在工作过程中所产生的代际摩擦以推动企业更快发展”，另一位学员则希望了解“如何将家族财富传承、资产管理和慈善公益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期待课程的共同打造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和美国哈佛商学院提供更多的案例教育。

“每一个家族企业的二代学员都觉得自己面临的问题很个性，但实际上对我们来说，传承都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共通性，都是某一类问题在不同家族企业中的独特呈现。”浙大管理学院副院长陈凌指出。

因此，在培训课程的设置上，一般都会安排企业文化、家族文化、年轻一代培养以及财富管理等相关课程，而在交大的“二代班”上，除了全球化、金融、互联网等与现代商业密切相关的课程之外，还有人心人性、自然天道等古典哲学课程，这共同组成了戴明朝所说的“思维革命”的训练。“不要以为后两者是比较虚的文化概念，实际上它们都能关照到比较实的商业变革，比如对人性演进的洞察可以提前预知消费市场的变化；而环保的商业机会也是来自于自然天道的摸索。”

由于企业传承的问题是一代和二代通力合作的结果，因此浙江大学针对二代培训有一个特殊的设置，名为“传承规划班”的课程采用“3+3+2”或者“5+5+3”的模式来推进，其中包括3天或5天的一代培训，3天或5天的二代培训，以及2~3天的隔代培训。“实际上，遇到两代都愿意报名参加的情况目前还比较少，但这是一个很有针对性的培训项目。”陈凌表示，不过，也有一些在家族传承中遇到现实问题的企业家会过来进行课程定制，对家族成员进行集中培训。

除了脱胎于北大、清华、浙大等知名学府的二代培训之外，一些面向高净值客户的私人银行也成立了专门的团队来进入这个市场—作为对私行客户的增值服务。瑞银2003年在亚太区设立了二代培训项目，作为一家金融机构，其二代培训更侧重于金融背景。“他们有一些共同点，有很好的教育背景和学习能力，但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思考方向和兴趣点。也有一些特点在我们预想之外，比如对于慈善和公益，3~4成的学员都表现出兴趣。”瑞银超高净值客户大中华区业务总监刘昌欣指出。

如今，大多数培训机构尚未对这部分群体进行细分，但正如戴明朝所说，这也会是未来的一个方向，而瑞银已经开始进行一些尝试，比如瑞银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客户进行了不同的学习组合，专门为18到25岁的年轻人提供全方位的培训，而30~45岁的二代客户则会给予更多的跨国性的、新兴技术和商业模式下的培训。“这两个阶段在家族企业里的角色不同，前一年龄段的二代还是一个很独立的个体，全面的课程给他们提供的是更多发展可能性；而后一个年龄阶段的二代基本上已经有了回归企业的意向，学习的内容要更加精专，才能针对性地解决未来企业的问题。”刘昌欣说。

文/梁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