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经典蕴有一种独特的气氛，深深浸润于亚洲，这是世界别的地区所见不到的。它带来一种新的形上观念及生活方式，塑成中国人与日本人的部分心态，也为西藏、西伯利亚、蒙古等地引发了新的教化。它的影响遍及亚洲各地，潜入人心深处成了解脱的象征，但是当每一区（如在中国与日本）原有的意识形态彰显时，它又遭到抨击与排斥。

然而奇怪的是：佛教在它的发源地印度反而逐渐销声匿迹。印度人出于强势的传统本性，还是保留了印度教，选择种姓制度、崇拜原有诸神、冥思整体宇宙。佛教在此无法容身。

在基督降生的前后几个世纪中，佛教分为北传与南传两支，大乘（原意是载人渡过轮回之水以抵达解脱之岸的大筏）与小乘（小筏）两派。小乘佛教较为清纯，也较为接近起源；相较之下，大乘佛教似乎落入宗教的实际形式。但是我们应知道：今日尚存续于锡兰与印度的小乘佛教并无任何新的贡献，它只是把传统的资料引介到现代而已。大乘佛教则发荣滋长，不仅满足了千万人的宗教需求，而且还奠下基石，蕴生出一套新颖而高超的思辨哲学。由于小乘佛教严守经典之义并着重个人成全，因此可以视之为格局狭隘；大乘佛教则胸襟开阔、广采新说，并且不仅关怀个人解脱，更要普渡众生。小乘佛教忽略了佛陀的几个观念，那些观念却由大乘佛教继志述事，其中最主要的是：佛教誓愿拯救众生，诸神与凡人皆在内。这个伟大悲愿稍后在大乘佛教中，更得到龙树等人的充分阐释及发挥。

但是大乘佛教最重要的成就，在于把佛教的解脱哲学转化成一种宗教。我们试简单比较这种宗教与佛陀本人所创始的运动。 

信仰本源的改变

僧侣制度增强了一种集团意识，目的是把每一个在真知中寻求解脱的人结合在一起。但不久之后，信徒竟忘记了自己的责任，转而在实际生活中服从一种权威。他们“逃避到佛陀、教义、信众之中”。

佛陀被尊为神，导致了信徒对自己的力量丧失信心。根据佛陀的教诲，带来解脱的并非祈祷、恩宠或牺牲祭献，而是知识。

这种知识原在个人能力之内可得，只要它引发真知，秉持善行。诸神无法赐给人真知，因为连他们自身也需要真知。佛陀宣示了真知，但听者必须自求真知。佛陀的临终之言是“奋发努力、永不止息”。由此观之，他的教义就是哲学，是要靠人的力量去获取。

一旦这种凭藉自己以求解脱的信念发生动摇，佛门弟子的想法也必然随之更改。现在他们呼求着一位伸出援手的神。但是诸神自身亦须解脱，自顾不暇，何能助人？佛门弟子继续寻求助力，他们不曾忘记人应借真知而得解脱，于是最后找出原始哲学的典型—佛陀本人被尊为神。于是供奉诸佛的神庙大殿出现，虽然其中所祀者不名为神。佛陀本为宣示教义，如今成为众神之首；信从佛陀的真知不再是哲学的信仰，竟成为信仰佛陀。

我们从佛陀的临终之言可知，他本人无意把他的智慧附从于他的人格，但是佛门弟子对师尊的推崇却不能止于对他人性的尊敬。早在佛教创立初期，佛陀人格的影响力就被神而化之，古籍中加于佛陀的尊称几乎无法胜数。

佛陀圆寂不久，就成为崇拜的对象。他在生前所经之处，寺庙先后建立。西元第三世纪时，他已被信奉为神明化身，为了拯救众生而来到人间。佛陀的传闻愈演愈盛，终至涵盖了宇宙大千世界的三世诸佛与六道轮回，其角色包括诸神、通人、伏魔者与解悟者。

佛陀的世界观

佛教在辗转演变为亚洲的人类宗教过程中，不断掺入各民族的文化背景，吸收融会其宗教传统的古老题旨。这种吸收融会得以完成，应归功于佛陀的世界观。他能以彻底自由来摆脱世界的束缚，因而也能以彻底容忍来宽待世界的烦恼。一切世俗念虑尽皆出自无明，这是首先必须揭穿的幻象与遮幕。只要能勘破世界的虚妄，止观摄一切法，就能予以超越。因此，佛教无所排拒，对任何宗教、哲学、生活方式皆能调适整合。任何观念、灵修、信仰，甚至最原始的宗教义蕴，都可以作为替航、作为跳板，它们本身都是不可或缺的，但终究不是最后目标。

佛陀的沉默所引发的后果，不仅使亚洲人内心生活偏重沉默，也造成各种宗教意象的大融合。在实际修行上，生命本身成为应被超越之物。外来宗教的形式先是成为佛教思维的装衬，随后竟成为佛教思维本身。西藏佛教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甚至连古老的魔法咒语也变成佛教法门，僧侣教团变成充满世俗规范的教会组织（其中有许多相似天主教之处，令许多基督徒在惊讶之余，难免斥之为邪魔外道，附会曲解）。

经过以上种种变迁发展，人的角色在信徒眼中也大异于往昔。人类与众生都有希望成为菩萨或未来诸佛。若菩萨不往住涅槃，那只是因为他愿意再生为佛陀，以拯救他人。任何人都可以向往这一目标，并且他在成道途中也能因祈求菩萨保佑而得助益。

在信徒心目中，厌弃生命正是摆脱存在局限的象征。漠然处世，应超乎愤世或恋世之上。

在佛陀看来，人间唯一的善行就是借着毫无求取、毫无沾滞、毫无抗拒而得到解脱。别管世界如何，随它自去。佛陀穿越此世，而无改造意念；他教人摆脱世界，而非改变世界，“就像可爱的白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我也不受俗世沾染。”

可是，毕竟佛门弟子还是活在世间，他们要想冷静地摆脱尘世，只有两种可能方式：出家为僧侣，就要遁入无动于衷、忍受辛苦、恍如长眠；在俗为信徒，就要营谋世务而不牵绊其中。他们可以积极入世，又能“毫无沾滞”而契入了涅槃。战士（如日本武士）、艺术家、所有凡人，都能生活于庄严的静穆中，一如佛门弟子。他们有为似无为，他们存在似不在，生死皆不能惊扰他们，他们淡然处之、若无其事。

原初的哲学

我们今日透过无数艺术杰作与文学典籍所见的佛教，已经是庙宇堂皇美不胜收了，但这些正好横亘于信徒与涅槃之间。我们要问：这一切与佛陀有何关系？原初的哲学还剩下什么？答复是：尽管有这种种诸神世界、祭礼献仪、制度宗派、僧侣教团，而佛教原初的哲学遗迹仍然可以辨认出来：最初体现在佛陀身上的精神光明，仍然映现在后期佛教的贤者身上。在各种佛教教义中，仍可见到佛陀的表率：他那神奇的自我弃绝，让生命自力渡入永恒。佛陀的慈恩仍然普照众生，分担其苦乐，平息其怨憎。人间各地乱离频仍，亚洲也不例外，但是佛教所传之处，人心总有祥和的悲愿。就吾人所知，佛教这种世界性的宗教是没有暴力胁迫、没有残害异端、没有信仰法庭、没有巫术公审、没有宗教战争的。

佛教自草创以来，从不知有哲学与神学之分界，自由理性与宗教权威之鸿沟。这两种对立的问题也从未出现过。哲学本身就是宗教活动，这一基本原则传承至今，毫无改变：知识本身就是解脱与得救。

佛陀、佛教与我们

佛陀与佛教对我们有何意义？

在佛陀看来，真知需要修习禅定，并伴随一种出世漠然的生活。但真知无法用科学去实验，无法通过练一些瑜伽术就能知道自己的进境，它也不能引发一种漠然处世的态度或使我们投身默观沉思之中，除非是那些经年累月勤修禅定、信念真确、言行得当而又深知自己进展的人，否则都只能借理性思考去认识其表相。西方人对于佛陀与佛教的缘起雏形毫无接触，因此了解必然有限。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佛教与我们相距太远，所以没有任何捷径可以直接企及。若想深入领悟佛陀教义的本质，就须放下我们原有的自我。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并非思想立场的不同，而是全盘人生观点与思维方式的不同。

佛教虽然遥不可及，却也不至于使我们忘记我们都是人，都面对着同样的人生问题。佛陀与佛教找到了一种解脱大法并付诸实践。我们的任务只是要设法认识它，并尽可能了解它。

问题在于：有关我们自身不是什么，以及我们自身不做什么这两个问题，究竟我们能理解到何种程度？我相信这种理解是可能的，只要我们平心静气，撇开自以为是的解说。在理解之时，我们应使内心深锁的种种潜能甦醒活跃，同时还要避免把自己的历史背景视为绝对真理。依我之见，佛教经典所载的一切，都可以宣说于正常的清醒意识之前，因而大体上也可以让理性思考去了解。

佛陀的一生行谊以及佛教徒在亚洲各地沿传至今的生活方式，都是伟大而重要的事实。它指向人类问题重重的本质。人并不是完全听任命运摆布的；他是开放的，他有无穷的可能性；对他而言，不是只有“一种”正确的选择途径。

在佛陀所展示的人性中，看不到对世界有任何义务感，反而要由世间脱离出去。它既不争斗，也不抗拒。由于觉悟此身出自无明，他只要求寂灭；但是他并未一心寻求死亡，因为他发现了超越生死的永恒居所。

我们在耶稣身上似乎看到类似的情形，他也是静穆庄严的，他对世界也有神秘的自由解脱力量，他对邪恶凶暴也采取不抵抗态度。但是在西方，这一切只是人生的起点，是积极入世的动因；而在亚洲，它却是一种成全，因而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生命情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