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贵族群体的衰落过程中,西方的贵族精神体现得最为明显。英国贵族在欧洲各国贵族中,几乎是最有生命力的群体,而完成对英国贵族最后一击的,是两次世界大战。马背上的贵族骑士精神遭遇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机关枪、“总体战”等“大杀器”,悲剧开始了。
著名历史学家、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院长的曾外孙女Margaret MacMillan教授曾谈道:“有人说一战期间,英国军官舒舒服服躲在战壕里,让小兵出去冲锋陷阵。其实这种说法是错的。很多将领战死了,当然跟随他们的士兵也一起战死了。但从比例上来说,上层阶层失去的年轻人可能要比平民阶层更多些,有些贵族家族里所有的继承人全部战死了。”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英国600多万参战人员的死亡率是20%多,而著名的贵族学校伊顿公学学生参战后皆为军官,一般人都会认为他们的死亡率应该大大低于普通战士,但该校学生参战死亡率却高达40%多,远高于英国平均水平。英国贵族群体的担当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贵族死后,其他家族成员每一次继承爵位还要交一大笔遗产税。例如,丘吉尔在二战时期甚至将遗产税提高到98.5%以集中国力。相当多的贵族家庭因为成员不断战死而不断地付出遗产税,最终宣告破产。
虽然两次世界大战,把英国从贵族社会打成了平民社会,但英国社会至今对真正的贵族精神仍保持着极大的尊重。那么,传统的西方贵族精神到底有怎样的内在逻辑?
传统西方贵族精神的逻辑出发点
与中国的贵族相比,欧洲贵族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差别:他们不是“朝臣”,而是有相当程度独立意志的领主。
欧洲历史上的权力结构不同于中国的皇权,贵族不是国王的“公务员”(官僚),贵族虽然服从于国王,但国王权力远没有发展到中央集权的程度,贵族在领地内有很大的自主性,领地内的居民直接服从于贵族,并不接受国王的命令。
因此,在这样的权力结构里,欧洲贵族有强烈的主人意识。在欧洲治理结构中,民是自由民,贵族是相对独立的贵族,那么一个贵族家族要兴旺发达,就必然需要吸引更多的自由民到自己的领地来。这样竞争格局下的贵族需要有很强的担当精神,否则自由民会流失到更优秀的贵族领地。
可以说,强烈的主人意识和担当精神,是理解欧洲贵族精神的逻辑起点。一个反例是法国贵族的没落,这与法国在路易十四之后,官吏政治逐渐替代贵族统治有关。到了法国大革命前期,贵族无论实际权力还是担当精神都已经衰微。结果,法国贵族越衰落,危害力越小,反而越受平民的仇恨—这就是贵族失去担当权力和精神的恶果。客观地讲,失去担当又能享受生活的上层社会是危险的。
这种担当传统,首先是对自己的责任,严于自律;其次包括对家族的负责,维护家族名誉,名誉高于一切;再有则是为臣民负责(进入现代社会,则转变成为公众服务的精神)。
失去自由,西方贵族精神将没有基础
与担当相匹配的,是对自由的争取。自由精神之所以是西方贵族精神的核心,是因为西方传统贵族最大的敌人不是平民,而是国王,国王代表了专制。于是,英国贵族要与英国国王签订权利法案,划清楚贵族有什么权利和义务。
著名影片《勇敢的心》,讲的是苏格兰贵族为了维护自由的传统而反对国王的故事。不自由勿宁死,对于贵族而言,没有自由的权利,贵族会失去赖以生存的基础,因此自由精神成为西方贵族精神的核心。而这种自由不仅包括外在的政治自由,还渗透为内在的精神自由。失去这些,西方贵族精神将没有基础。
担当和自由凝结成的“荣誉至上”精神
在责任、担当和争取自由的基础上,凝结成的是贵族精神的荣誉感。因为以荣誉为支点,才能凝聚和号召家族成员为了贵族的延续而奋斗,也才能在自由民面前赢得贵族的发展空间。
民国时期著名评论家储安平,在其《英国采风录》中记述了他对英国贵族和贵族社会的观察。储安平说:“凡是一个真正的贵族绅士,他们都看不起金钱⋯⋯英国人以为一个真正的贵族绅士是一个真正高贵的人,正直、不偏私、不畏难,甚至能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他不仅仅是一个有荣誉的、而且是一个有良知的人。”用当年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的话来说:贵族精神的实质是荣誉。这种荣誉感,在欧洲贵族崇尚的骑士精神中表现得最为集中。
骑士精神,不止是“为荣誉而战”
骑士精神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不畏强者,为荣誉而战;另一方面则是同情弱者,对失败者宽宏大量。
先说“为荣誉而战”。在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贵族安德烈将要走上战场,抵抗拿破仑的侵略。他的父亲老公爵对他的嘱咐是:“记住,安德烈,你要是战死了,我会痛心的,可是假如我知道你的行为不像是我的儿子,我会感到羞耻!”安德烈最终因在战场上负伤而死。在俄罗斯贵族中,几乎每个贵族都会把孩子送去当兵,沙皇也经常亲征,否则将是非常羞耻的事情。
再说同情弱者,从欧洲骑士的行为准则就可以看出来:不伤害俘虏,不攻击未披挂整齐的骑士,不攻击非战斗人员,如妇女、儿童、商人、农民、教士等。荷兰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说:“火药的传入虽然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但是中世纪骑士所体现的、并且被理想化的骑士精神,却在近代西方文化中得以保留。”这种骑士精神实际上也是贵族精神的一部分,作为一种荣誉感,对西方人的民族精神有着长久的影响。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贵族卢克纳尔率领的海鹰号之所以受到广泛尊重,就是因为卢克纳尔始终恪守了古典的骑士精神—在8个月的征战中击沉了14条敌船,俘虏了462名敌人,却只有1人死亡,而他的部下,无一伤亡。并且出于这种骑士精神,受到他“照顾”的盟军俘虏,到二战时特地给他保留了一个完整无损的家乡。所以有学者说,在西方传统社会里,贵族是公共社会的表率。
西方的新老贵族之争
欧洲的贵族发展到近代,出现了新兴势力,并且给西方贵族精神注入了不同的血液。以英国为例,平民发财后,经济上能够与贵族比肩,但是仅仅凭借财富,无法赢得社会的尊重。新贵为了证明自己值得尊重,于是拼命展示自己的财富比老贵族更加有益于社会。
在欧洲传统的观念中,贵族之所以“贵”,不仅是因为他们有钱,而且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统治的社会承担着一种家长式的责任和荣誉。于是,英国的新贵们开始大量开拓“亏本买卖”:革新技术、修建基础设施、从事福利事业、争当公共领袖为平民争取权益⋯⋯
英国新贵为区别于老贵族,还宣扬新格调:节俭、低调。新贵们模仿老贵族修建乡间别墅,却明显突出朴素的风格。他们日常的生活开销,也是体面而节制。他们甚至在媒体上刻意炒作老贵族的奢华,并用自己勤奋、简约的生活方式与之进行对比。新贵最终向社会证明同样是有钱人,但我们对社会更有益,并最终为西方贵族精神注入了节制、低调的新血液,而成为一种新传统延续下来。
西方的贵族精神,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普遍开展、整个西方社会逐步平民化之后,出现了类似于中国孔子时代的贵族文化下移现象。贵族责任转变为公众服务精神,骑士照顾弱者与担当精神也更为平民化。例如,《泰坦尼克号》所表现的,大量男性客人把生存希望让给妇女、儿童;船长走回船长室,与船共存亡;以及船上的乐队到甲板上来演奏,以安抚客人情绪等,很多行为背后,都有欧洲贵族精神传统的影子。
文/司空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