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家族企业是现今中国台湾经济发展的引擎，实不为过。而家族企业的发展，一直被研究东亚经济的学者认为是中国台湾市场的显著特征，其历久不衰的趋势也远远悖离西方学术理论的预测，并没有随着市场的现代化而消失。只要翻开每天的财经报导，几乎很难不看到家族企业主的身影。

金控家族背后盘根错节的亲属关联

过去二十年来，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变，中国台湾家族企业的规模更是快速扩张。特别是2001年“金控法”通过之后，所谓“二次金改”的目的在于促成大型金控集团的诞生，通过其规模的壮大而能具有国际竞争力。原来数个属于公股的银行，在政策的指挥之下，透过股权抛售的手段，转售于家族集团。

这些集团又因为擅于使用金融杠杆手段，资产规模膨胀迅速。根据中华征信所发布的300大集团企业调查，2006年资产总额前10的大集团中，金融集团囊括9席，而除了公营色彩浓厚的三个集团（兆丰、合作金库与第一金控），其他六个集团分别属于几个本地的大家族，这包括了吴家的新光与台新金控，蔡家的国泰与富邦金控，辜家的中信金控，以及林家的华南金控，再加上辜家所掌控的中华开发金控。这些家族金融集团在短短数年间急速膨胀的势力，引起台湾社会很大震撼，媒体甚至出现了“吴辜蔡”的名词，用以形容这些家族金融财团急剧扩张的现象。当时“台湾金管会”的统计数据显示，“吴吴辜辜蔡蔡”六大金控总资产达11兆，八年来成长了四倍，规模相当中国台湾一年ＧＤＰ，而同期间所有金融机构总资产成长仅为1.36倍，相形之下，“吴辜蔡”家族的版图扩张速度比一般金融机构高出百分之二百。

（详见7月刊杂志......） 

翻开中国台湾大型集团的董事会资料，一般人也很容易发现，亲属关系其实是台湾大型集团中进行企业控制的重要密码。举中国信托集团的董事会为例（详见7月刊杂志），该集团2005年董监事会由集团家长辜濂松所主导，占的股份最高，其次是其长子辜仲谅。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几个辜家藉以运用为掌握股权的人头董事（所谓法人代表）背后的投资控股公司，其主要大股东，皆为辜家成员或辜家联姻的亲戚。台湾的大型上市公司普遍以这种金字塔控股的形态，来掩饰家族控制的实情。在中国信托投资背后的两家持股公司宽和开发与仲冠投资，大股东乃由以颜文熙为首的颜氏家族与辜家两个家族成员组成。颜文熙是前中华民国工商建设研究会（简称“工商建研会”）的理事长，与日据时期的台湾豪族基隆颜家是旁系亲属关系，其姑母即为辜濂松的母亲辜颜碧霞，他与辜濂松是表兄弟关系。

而名列中国信托大股东的除了辜濂松的妻子林瑞慧之外，还有辜濂松的妹婿陈守实。陈守实是台湾前“警备总司令”陈守山的同辈堂兄弟；而这两个堂兄弟彼此的姊妹又分别嫁给台湾政商大家族的后代。陈守实的妹妹陈淑惠嫁给基隆颜家的颜惠然，目前是华南金控的董事；而陈守山的妹妹陈安澜与陈安静分别嫁给日据时期曾担任日本贵族院议员的许丙家族后代许博伟与台塑集团王永庆家族的王文潮（王永在次子），等于又结了两个大的财团亲家。而颜惠然的妹妹颜绚美则嫁给板桥林家林熊徵的后代林明成。板桥林家是发迹于清朝乾隆时代的台湾最大地主，家族中不仅曾多人担任清朝的知府官吏，其联姻关系甚至广至上海盛宣怀家族，福州的沉葆桢与严复家族，与本地五大家族更是有多重联姻关系。林明成为目前板桥林家第七代子孙，曾担任中国台湾最具有历史的金控集团华南金控的董事长。而循线打开华南金控的董事会资料，除了发现林明成以及其小舅子颜惠然之外，我们也看到颜惠然远房的侄女陈安澜与侄女婿许博伟，以及颜惠然的阿姨，许丙的四女许雪，这些联姻关系让华南金控成为殖民时代即发迹的板桥林家、基隆颜家以及许丙家族等三大老家族共治的集团。而华南金控的董事长林明成的姑姑林慕兰正是已故中国台湾政商大佬、台湾水泥集团董事长辜振甫的遗孀严倬云的妈妈；论辈份，辜振甫与林明成是表兄弟的关系。而辜振甫则是已故中国信托集团的总裁辜濂松的四叔，目前辜振甫的二儿子辜成允为台湾水泥集团的董事长，前几年去世的辜濂松，其长子辜仲谅也在舅舅颜文隆的辅佐之下，逐渐接班。

以辜家为主的亲属关系，仿佛像捆绑粽子的棉线绕了一圈又回到原点；许多集团间甚至有重叠的联姻，而这些家族后代，目前仍然是台湾集团企业的主力掌控者，这些关系继续维系着，这更说明了台湾企业形似竞争而实为姻亲串连的实情。台湾政商家族之间的姻亲跟亲属关系络绎不绝，以上举例只是局部的一个环节。有心人随机循着任一大家族联姻的系谱去追踪，将会发现台湾大型企业集团间的姻亲关联是个绵延的网。翻开台湾各大企业的董事会资料，亲属关系与姻亲串连几乎是潜藏的密码。图2显现的台湾大型企业家族间的联姻关系，除了许多著名的制造业与服务业等集团之外，还包含了十余家民营金控集团。在华人社会“一表三千里”的文化中，这些集团成员都是广义的“一家亲”。如果台湾的十余个大型金控集团彼此皆是亲戚，这对台湾的经济发展自然是意义重大。

集团间亲属关系的类型

研究台湾企业的学者发现早年台湾集团企业几乎是透过家族的方式存在，如果不是由单一家族及其核心成员所控制的公司所组成，便是多个彼此具有关系的家族彼此合作。这个现象颇符合一般发展中的经济主要皆由中小型家族企业来带动成长的规律。20世纪80年代台湾当局委托本地的管理学者针对43个关系企业的调查发现，大股东之间具有亲戚关系的比例高达78%。而这种企业与家族关系相互滋生的现象更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日益繁杂。

（详见7月刊杂志......）

台湾的集团企业间形成亲属网络最常见的是通过联姻所形成的关联。这种类型有两种可能：一是姻亲的形成在集团经营开始前即成立，换句话说，企业家族成员彼此先有了姻亲，才彼此分头成立集团。由于台湾地理环境狭小，因此大家族之间因为地理位置的亲近而建立联姻屡见不鲜。然而绝大部分的企业姻亲都属于另外一种状况，即集团已经建立，而企业家族成员彼此之间才透过联姻形成亲属关联。这是典型的企业联姻的现象，也是一般坊间新闻报道与作家最常着墨的主题。在台湾最有名的联姻关系即前述图2呈现的，在日据时期的旧五大家族以及战后的新五大家族之间的联姻。显著的例子还包括新光集团的吴家透过联姻与太子汽车集团、台湾玻璃集团、永丰馀集团、华南金控集团所建立的联姻网络。

（详见7月刊杂志......）

企业间的亲属关联也有可能透过合伙家族的方式形成，这是中国台湾的企业文化中颇为常见的类型。在台湾许多集团常由多个家族合伙创办，这与从宋代即广泛出现的传统的中国“商帮”文化颇为类似。然而在华人的“宁为鸡首，不为牛后”的观念中，经营权的主导常成为冲突的根源，不同家族成员在分殖的过程中便分化成独立的集团，但由于彼此具有交相友好的历史，不仅很容易形成联姻关系，而且在集团独立之后仍彼此交叉持股，安插家族成员在彼此的董事会中。如果同一个家族的成员（或数个家族）同时在两个集团的董事会中，在控制权上便使集团产生由同一家族（或多个家族）所形成的亲属关联。这类集团包含的家族众多，不仅彼此已有些结亲，而且个别家族又分别有对外的联姻，使得集团形成家族姻亲联系的枢纽。

有名的例子是统一与台南纺织的台南帮集团，和华新丽华、太平洋建设与太电的三个山东帮集团的例子。这些集团都以“帮”的形式起家，在企业历经成长扩张之后，分殖出去成新的集团。由于多家族合力创办的集团具有先天的人数优势，较有可能形成比较多的分殖的亲属关联，也更容易对外产生联姻。其他显著的例子还有华南银行、彰化银行以及早期的台湾水泥等历史悠久且具有声望的公司。这类企业一般具有台湾当局持股的背景，这乃早年国民政府为了政治上的笼络而使这些地主豪族享有股份，也因此出现了许多从殖民时代便发迹的世家，如辜家、高雄陈家、板桥林家等，随着经济发展才逐渐转由家族企业主经营。因为这层特权背景，也使得这类企业的家族姻亲关联通常比较隐晦，大部分的企业主作风也普遍低调，比较不愿受社会注目。而新近且著名的有由何传、陈逢源以及连战、新光吴家等家族联手的永丰馀集团。